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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两边则是高原；在法国中部周围是广阔的平地，大都是外来的威胁难于达到的地方……但在法国东北部，有一个可怕的缺口，它将塞纳河和卢亚尔河的基本流域同日尔曼土地连接起来。莱茵河（。。。。。。）刚刚与法兰西接触，就遥望着法兰西，向远方流去。然而，恰恰就在这些低洼平原，没有城墙和战壕来坚持抵抗斗争……法国东北部的边界，不仅在地形上是令人恼火的，而且在高地走向上也是如此。如果敌手同时打击弗兰德、阿登、洛林、阿尔萨斯、勃艮第地区，那就是进行向心打击。只要在一个点上获胜，就会使整个法国防御体系垮台。这种围墙上的缺口，就是祖国的百年衰弱。”
然后，戴高乐强调巴黎的作用——“如果不是同瓦雷里一起，用巨大和奇特这些的词，来形容巴黎的作用，那又怎样来形容呢？”与此同时，坚持认为全国的财富都集中在法国东北部。这里，他重新谈到了那些从前启示过防御工事倡议者的问题，而这些防御工事应当使法兰西免遭新的入侵。戴高乐再次根据地理的首要地位，证明地理是如何逐步地导致法国将那些与各个邻国的冲突、例如与英国的冲突放在后面，将那种在不稳定的东北部使“高卢人”和“日尔曼人”永久对立的冲突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将这两国人民进行比较的机会，而他肯定愿意这些章节列入书中最“有文学性”的章节，仿佛他想象到有朝一日，未来的《文选》会把它们收了进去似的。诚然，现在不能把这种比较看成是一种被阅读历史所启示的文笔练习，而是看作是一种对法德两国人民持同样尊重的态度。戴高乐在谈到这些章节时，犹如他在一战结束的第二天，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赞美德国人民那样。诚然，那时赞美德国人民还不是法国的习惯作法，但也许从中可以看到一点希望——在无法预见的将来实现两国人民的某种接近的希望。戴高乐写道：
“人们可以在一起工作，但是，在某人不了解别人的价值、有时不去梦想做大事的情况下却是不可能的。可是，反应是那样不同，以致使法德两国人民永远处在不信任的状态之中。这个法国人在思想上那样井井有条，但在行动上却那样缺少章法；这个逻辑学家怀疑一切；这个勤劳的人漫不经心；这个深居简出的人在实行殖民化；这个喜欢亚历山大诗体、燕尾服、皇家花园的虔诚者，毕竟唱着歌，放荡不羁，并弄脏了草坪；这个科尔贝是卢乌瓦的同事；这个雅各宾派在呼喊‘皇帝万岁！’这个政客是神圣联盟的产物；这个沙勒罗瓦战役的失败者在马恩河畔发动攻击，简言之，法国人民是机动的、不定的、自相矛盾的的人民，日尔曼人怎么能赶上它、理解它和反对它呢？相反地，我们对德国感到担心，德国是：它最珍惜的自然力，一堆强大而混乱的本性，天生没有爱好的艺术家，继续是大地主的技术人员，好斗的父辈，作为寺庙的餐馆，森林里的工厂，用于装生活必需品的哥特式宫殿，想要得到爱戴的压迫者，看别人指头和眼色行事的分离主义者，嘴里吐出啤酒的、勿忘草的骑士，利穆赞人西格弗里看到的道路——早晨觉得它了不起，近中午时分觉得它浪漫，晚上觉得它好战——高尚的蓝色海洋，渔网从那里杂乱地打捞巨兽和珍宝，在天主教堂里，五光十色的殿堂连接着高贵的拱门，充满着细腻的声音，为了感觉、思想、灵魂，而把激情、光芒和宗教组织成一首交响乐，但那些耳堂里却一片昏暗，回响着野蛮的流言，在同眼睛、精神和心灵进行撞击。”
但是，除了这些文字的变化和传统的形象之外，还有现在的要求。戴高乐看到，地理使这个德国群体进行反对法兰西的冒险事业，向法国东北部进军，所以他要求人们不要对那种有可能用来反对自己的壁垒抱有任何幻想。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在1914年并未受到尊重，在明天也不会更受尊重。英国已经表明，只要英国的基本利益不遭到损害，它就不会在欧洲大陆参加行动。无论是脆弱的小协约国联盟，还是非常靠不住的法苏联盟；任何“失败的联盟”都尚未取代1894年的法俄联盟。关于小协约国联盟和法苏联盟，有的人怀疑其有效性，许多人则深恶痛绝，加以摒弃。
“总之，象从前那样，”戴高乐写道，“没有任何合法的和有效的东西反对暴力……到处都加剧了国家的利己主义……在我们声明战争不受法律保护（。。。。。。）的同时，有人在别处欢呼暴力，宣告想到战争危险是好的和必要的，并且组成了自卫队、步兵大队、突击队。因此，急流的堤坝在哪里？（所有这种推理都导致这样一种结论——作为本书目的结论：）我们的一部分军队要永远保持警惕，能够在遭到第一次冲击时发挥其全部力量。”
第二章《技术》首先对机械主义唱一曲赞歌。然后，戴高乐阐述了兵役问题——这种兵役是根据将简单技术用于现代武装的无限复杂性的大量兵力来设计的。戴高乐认为，这种现代武装复杂性要求士兵做好专业准备，就象要求最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工程师或技术员做好准备一样。更何况服兵役的期限象舆论要求的那样，变得越来越短。戴高乐写道，由此可见，建立一支从第一天起就准备达到现代战争水平的军队是当务之急。法国军队的这支“长矛”应当象海军、空军、外籍军团、机动保安队、警察、乃至消防队一样，是一个技术兵种。
这个技术兵种将是装甲军团。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第二章中，基本上说明了坦克的特点、机动性、功率、策略的可能性，以及坦克进行运动、演习和突破防线的能力。尽管戴高乐确信能使人们承认，坦克代表着了不起的革新，将坦克作为独立力量大量使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他也预感到，他将同许多信念和习惯进行撞击，所以暗示这支新部队应由专业人员来服役。因此，为了预防批评意见，戴高乐愿意强调，是现在的时势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变化。
“从此，这已成为既成事实：一个从极其强大和多变的军用物资中汲取最大程度的力量的优秀工作人员，在海上、陆地和空中拥有对或多或少混乱的人群的极大优势。”
但戴高乐事先承认，时势有可能发生变化。
“无疑，”戴高乐写道，“这种优势可能是暂时的。只要人们稍稍同意用现今坦克这种装备所要求的严格态度来进行组织，进行训练（。。。。。。），专业人员就会逐步失去其相对优势。”
不过，目前还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戴高乐要求人们看到这点。
“舰艇上、飞机上、坦克上的专业人员将在一个越来越长的期限里，在一个越来越广的领域里（。。。。。。），确保其主导地位。”
第三章题为《政策》。正如在前几章和后几章里所写的那样，戴高乐在这一章里想要证明，军事政策应当是国家选择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在戴高乐看来，这种选择纳入国家利益的、永恒的赌注之中。因为它在第三章里，丝毫没有让位于世界霸权的宏图和现代大思想对境外群众的魅力。相反地，戴高乐作为接受传统培训的人，对神话——不管它们最能动员人也罢——表示怀疑，对一切过度言行表示不信任，因而认为现代历史加强了国家集团的牢固性，未来的历史将在国家之间进行。于是，戴高乐承认法国“不思考扩大国土的事”，并认为这样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法国不能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换言之，不能对保持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均势，对那种有可能改变均势的威胁漠不关心。
“例如，现在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写道，“在中东欧、丹麦、比利时、萨尔、瑞士等地突然发生的事件，主要是与我们有关。”
戴高乐不想忘记那些为了确保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而进行的努力，但他在谈到法国裁军计划时强调指出，为了防止或粉碎任何侵略，就必须无论如何都要“汇集力量，至少是要实现平衡”。
如果必须使用武力，那还必须能够获胜。但在法国同德国的对抗中，力量均势恰恰不利于法国。这里，戴高乐从整个战后外交史中汲取了教益。历史表明，只要昔日的盟友一天不认为自己受到欧洲大陆变化的直接威胁，法国人就一天不能依靠其昔日的盟友。诚然，有些联盟可以重新建立，但如果这些联盟重建太晚或者不够，那就无法预防灾难。最好是正视法德两国之间的密谈。不过，从中得出的教益是无情的：德国比法国强大。
在关于未来战争的思考中，当时根据一战的最新情况，人们习惯于认为，归根结底，基本的问题在于“潜力”，因为这种思想和这个词汇历来是严格规定的。戴高乐在其推理的这个阶段推断说，除非法国彻底改变军事制度，否则它就是最软弱的国家。
书的最后三章先后题为《组成》、《使用》和《指挥》，描述了装甲师的结构，正如戴高乐设想的那样，一个装甲旅由一个重型坦克团和一个中型坦克团、一支侦察部队、一支摩托化步兵旅和两个炮兵团组成。戴高乐建议组建6个装甲旅。他计划招募10万名志愿者。他明确提出了使用坦克的学说：装甲部队作为“预防和镇压机器”，具有发动机所确保的机动性，并以此通过“猛烈性”和“突然性”来采取行动；多亏了这种两性装甲部队还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换言之，为了考虑这种最说得通的假设，法国若作出这种选择，则可对德国发动一场进攻——如果这种进攻想要打击中东欧国家，或者仅仅对中东欧国家进行威胁，从而迫使它们放弃其事业，那就是摧毁性的打击或威胁。
这就是戴高乐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