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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一种最终被申明的选择，究竟从何而来呢？事实上，戴高乐想到要依靠政治人物的支持，并非是第一次。1925年，当戴高乐只是刚刚被任命为少校时，他就进行了第一次活动——他非常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意图和思想状态。当时，戴高乐致函约瑟夫·保尔－蓬古尔。信中的文字表明，他多么想要获得保尔－蓬古尔的支持。
“我主张，”戴高乐对蓬古尔写道，“您个人得到了召唤，要在建设法国新防御体系中发挥首要作用（……）您在热情地推动着那种为一切在全国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务活动家所必需的才能的变化，您感觉到法兰西具有的连续性。”
戴高乐还坚持要蓬古尔阅读他刚刚出版的文章《先验学说，还是时势学说？》。但蓬古尔当时是社会党的众议员，莱昂·勃鲁姆的最亲近的朋友之一。诚然，蓬古尔参加过战争，始终关注军事问题，甚至在1913年试图建议一项将兵役期延长至三年的替代办法。但是，蓬古尔只是在参政问题上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实行决裂之后，才担任政府成员，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并于1933年1月出任总理。同样，事实上，蓬古尔是那些支持法国计划——该计划旨在使国际联盟拥有一支大部由坦克和飞机组成的常设军队——的人之一，而戴高乐从这年起，无疑把法国计划看作是未来防御体系革命的开端。然而，归根结蒂，蓬古尔是社会党人，是法国最著名的左翼人物之一。戴高乐在1925年并未把这种政治分野看成是一种使他放弃与蓬古尔共事、甚至为蓬古尔工作的障碍，这表明，他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那种在他的社会出身里——也许更有甚者，在那些军队里——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传统反应。蓬古尔并未答复戴高乐的来信，即使有机会赞同《建立职业军》的论断，他也与戴高乐关于只能用专业人员来组成“装甲部队”的观点保持距离。不管怎样，他不想当捍卫这种观点的旗手。
因此，1934年底，戴高乐决定与之对话的不是蓬古尔，而是保尔·雷诺。此次情况不同，雷诺不是社会党人，而是一个在法国政坛上属于中右派的人物。不过，雷诺主要是一个早以思想独立、拒绝因循守旧、首先是拒绝其党派的因循守旧为特点的独树一帜的人士。作为自由党人，雷诺不可能被社会党人看好，但他已经是、不久后将越来越是莱昂·勃鲁姆的私人朋友。他支持现代资本主义和贸易自由，断然拒绝大部分法国右翼奉行的保守主义和贸易主义保护传统，并且一直被公认为世俗者和共和主义者。最为独特的是，雷诺主张实行法郎贬值。在他看来，假如法国不考虑1931年和1933年先后发生的英镑贬值和美元贬值已使美英商品恢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那它就会陷入危机。可是，法国的公众舆论还处在20年代通货膨胀的冲击之下，对于多亏普安卡雷的努力，在1926年恢复一种稳定的、坚挺的和很好适应外贸要求的货币感到满足，因而对重新操纵国家外汇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情绪。与此同时，雷诺毫不犹豫地对希特勒上台作出了反应，揭露了由此发生的危险，声称已经支持法国与苏联结盟，去对付希特勒的德国。
戴高乐选择了这位雷诺政治家。他发现了，雷诺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和性格自由，来反对军队的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不过，雷诺也在“温和派”之列，不是划在左翼，而是划在右翼之列，所以他在军队中并未引起不信任情绪——人们在军队中永远体会到，对于以和平主义著称的左翼或者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党有着无法克服的不信任感。从政治上讲，雷诺不会遭到军队及其最高层普遍来自的社会阶层所作的、任何的否定反应和摒弃。因此，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巧妙的选择。除了“法兰西行动报”表示了可预见的愤怒——在此场合和其他场合，戴高乐都忽视该报的愤怒情绪——之外，“温和派”集团里则相当广泛地听取雷诺的意见。而敌视希特勒德国的社会党人和反法西斯的左翼，理应懂得雷诺的论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即将证明，戴高乐对雷诺的这种选择是危险的，而不是巧妙的。然而，在1934年12月5日这天，戴高乐还看不到其他的选择。
事实上，雷诺在这天作出的初步反应是积极的。他看清楚，为了自卫，法国即将采取紧急决定。在同戴高乐进行首次谈话后，雷诺记录道：“半年后将进退维谷：要么是增加兵役，要么是建立职业军。”雷诺也通过其对话者知道，无疑军队最高层将会反对他，因为他也记录道：“魏刚反对。”不管怎样，戴高乐同雷诺两人进行了对话，而这种对话将不断进行下去，直到1940年时为止。⑥那么，这是一次对话吗？人们了解戴高乐致雷诺的70封信，但不了解雷诺的复信。当然，人们将会看到，对这位在信函上署名的、坚决地、恭敬地、几乎恳求地、多次提出服务建议的戴高乐来说，这种通信的基调将在不久后发生一种奇怪的转变……然而，眼下，雷诺被戴高乐说服了，想要战斗。在雷诺的周围出现了其他人的支持，尽管这些支持不那么明显或不那么坚决，但它毕竟体现了戴高乐所能依靠的、再说他有意追求的同情的多样性。右翼众议员和前海军军官让·勒库尔·格朗梅松象某些英国专家所做的那样，把坦克部队看作大海上的巡洋舰舰队；马赛尔·德阿因为支持参政而象保尔·蓬古尔一样离开社会党，当时被看作是法国左翼中最奇特、最有文化和最有革新精神的人物之一；皮埃尔－奥利韦·拉比是默尔特－埃－莫泽尔的、年轻的众议员，属于蓬古尔成立的议会党团；菲利普·塞尔是天主教民主党人士，人民阵线使他在洛林地区当选；勒奥·拉格朗热也是社会党人，在未来的勃鲁姆首届政府中担任娱乐和体育国务秘书，面对希特勒的威胁，他对其朋友所坚持的和平主义气不可遏，1935年在位于马拉凯堤岸街的家里接待过戴高乐；前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朗即将在参议院见到戴高乐，戴高乐希望能说服他……
1935年4月15日，众议院举行了关于法国军事问题的会议，旨在将服兵役的期限延至两年。在此之际，在政界和在社会舆论中进行了辩论。戴高乐出席众议院的这次会议。他听到勃鲁姆重新赞扬通过普遍征兵来招募集团军——从前，这种赞扬曾在《新军队》一书里启示过饶勒斯——并且反对兵力更少的任何职业军。勃鲁姆甚至公开宣布了集团军的名字：“我想就象戴高乐所说的那样，叫突击和速度军，时刻准备着进行攻击型的远征和袭击……”在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看来，建立一支用于进攻的职业军是毫无用处的。长期以来，人们已经选择了一种由连绵不断的工事组建的防御体系，并且为此已经拨了巨款。此外，勃鲁姆在演说的结束语里，特意使用了和平主义语言。
雷诺对勃鲁姆进行了反驳。“法国的问题，”雷诺声明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建立一支象闪电式进攻一样进行反击的专业军队，因为假如被进攻者的反击不象进攻者那样迅速的话，那一切都会输掉。”雷诺证明，戴高乐——开会这天，他并未说出戴高乐的名字——建议成立的装甲力量是唯一能通过立即的进攻，对德国可能在欧洲中东部采取的行动进行反击的军队。勃鲁姆后来写道：“即使戴高乐将军的思想吸引过我，即使雷诺的直接呼吁感动过我，当时我在纯技术方面，也远未树立起那种被事件所强加的、不可干扰的信念。”⑦好几名众议员表示了支持雷诺。可是，面对那些代表多年来军事政策连续性的政府、参谋部、政治家的立场，上述的赞同意见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在支持雷诺的人中间，数达拉第最著名和最有影响。4月15日这天，他只是为实行两年兵役制辩护，并用一个句子来提出整个“装甲部队”的议案。“在涉及到质量的问题上，我不会远离雷诺的论断，”“达拉迪埃声称，尽管我不接受他的结论。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会导致组建一支专业的突击部队，而这种组建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险，比人们想到的更大。”实际上，达拉第在众议院上一年6月15日召开的军事问题辩论中，早就阐述过他的观点。那时，他有意将下述两种体系对立起来：一种是“在1914年实施过的进攻体系——唉！假如当时不发生马恩河战役的、神奇的反败为胜，那就差一点使我们遭到最终的毁灭”，另一种是“装甲或防御战略”。达拉第肯定地说，这两种体系是彻底对立的。“认为可以找到一种能使彻底对立的两种体系调和的体系，则是不可能的。（是）这种深刻的理由使我们激进党人，去投票赞成这种（用于东北部边界工事的）拨款……你们从敦克尔克到尼斯，修建了一个防御工事网……你们在边界上堆积了这些混凝土堡垒，修建了这些经过现有的一切有名大炮考验的要塞、军营、装甲……而今，掩护（体系）应当成为基本点。我们肯定了这点。我们已经努力，使这种掩护变得不可否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拉第的观念显得是站不住脚的。这等于是让德国——业已成为希特勒的德国——在没有遇到法国抵抗的情况下，投身于它在欧洲中东部打算进行的一切冒险，并且只相信那种既尚未到达敦克尔克、也尚未到达尼斯的法国工事的防御能力。但必须理解这种观念。归根结底，它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法国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要求，因此，基本的问题是要捍卫法国边界和为此修建一个防御工事网。可是，法国理所当然地不考虑下述因素：欧洲的平衡，法国对好几个中东欧国家的承诺，希特勒德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