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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工事网。可是，法国理所当然地不考虑下述因素：欧洲的平衡，法国对好几个中东欧国家的承诺，希特勒德国企图改变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建立的领土秩序这种明显的和凶狠的意愿——特别是如果人们任凭希特勒德国推行其冒险，那它就会在欧洲大陆上获得可怕的霸权。在这种防御的军事学说背景下，有一种关于法国对外政策的、纯粹防御性的观念，但这种外交方面的防御观念既未公开宣布，也未被承认。显而易见，它与法国对几个东欧国家作出的承诺，以及法国维持从1918年战争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欧洲平衡的明显意愿，是自相矛盾的。
不管怎样，法国统帅部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基础上建立其观念、学说和战略的。因此，它一开始就反对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提出的论断。1934年担任国防部长的贝当不出面发态，但让其门徒发表意见。前军队总参谋长德贝内将军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道，“装甲部队”在莱茵河地区进行的进攻中是不会有成效的，因为“这个地区与匈牙利和波兰的平原毫无共同之处，那里的公路总是穿过村子，公路以外的土地布满栅栏和长满树林，还被深沟隔开”。1935年，在关于恢复两年兵役期的辩论中，魏刚将军在同一份杂志上写道：“我们拥有一支机械化、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后备军。不必要建立任何军队。一切都有了。”《费加罗报》发表了署名让·里维埃尔的系列文章，来证明“坦克不是不可战胜的”，并用这句用语作为系列文章的标题。一位匿名的将领在《法兰西信使报》上撰文，想要证明为什么法国不应当作出与德国同样的军事选择。“德国人自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他写道，“所以自然应当建立其坦克师，但法国是爱好的和平与处于防御状态的，所以只能是反摩托化的”。莫兰将军接任贝当的国防部长，他在众议员面前申明，组建一支装甲部队“是无益的和不可取的”，“这种组建是与逻辑和历史相对立的”。后来，贝当决计亲自进行干预，在《巴黎杂志》上就“法国的军事准备”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断言“坦克和飞机改变不了战争状况，法国安全的主要因素在于用防御工事建成连续不断的战线”。1938年，贝当为沙维诺将军所著的《还有入侵法国的可能吗？》一书作序，重新发动攻击，谴责任何建立在大量独立使用坦克基础之上的观念。“亲爱的，”贝当写道，“坦克是不常见的，其部署是比较缓慢的……发展坦克的有效行动需要时间，而防御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运送后备军……在陆地上，那种阻止坦克的致命的障碍，就是与反坦克武器的火力相结合的地雷阵……在这个障碍面前，装甲师在两侧会遭到反击，受其左右”。在直接谈到戴高乐主张的“装甲部队”及其使用学说时，贝当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支军队想要取得的决定性效果是无望的。任何保证都不会不遭到可能的挫折……至于那些会将我们重新拖入短期战争的坦克，它们的破产是明显的！……当大批坦克开到巴黎地区时，它们能成功地做些什么呢？……再说，躲闪是容易的。只要用卡车运输一些部队和某些装甲车，就足于减缓由德国装甲部队可能的入侵”。贝当更加明确地表态，排除了入侵者通过阿登山脉进入法国的可能性，并预测说，只要这支德军稍微穿过一下森林，它就会“在出口处被抓住”。至于空军的作用，贝当的态度也是明确的。“空军在战役中直接参加行动，则是一种虚幻。”
毫无疑问，同戴高乐本人预见的相比较，他对军队内部反对自己的普遍反应印象更加深刻，受到的伤害也许更深。事实上，戴高乐在近半个世纪之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里，用很大的篇幅指出这点，而且在措辞上不加留意。当年使戴高乐受到最大伤害的并非讽刺的话，他在书里有意举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有家文学杂志——他在回忆录里没有公开点名——写道，“要彬彬有礼地赞赏某人想要发明的一些近似于疯狂状态的思想，那是令人为难的。这里只是要说明，戴高乐先生在很多年前，已被于布神父所超过，于布神父也是一位具有现代思想的大策略家。于布说，因为我们将从波兰归来，所以我们要用物理学来设想一架运输整个军队的风力机器……”主要是当年的同僚和上司的判断和做法同戴高乐发生了冲突。他三次引述了莫兰将军的话。首先是莫兰在众议院讲坛上发表的讲话，断言法国军队永远不会超越马其诺防线，“走到这条防线的前面，去冒我所不知道的险”。戴高乐从中下结论说：
“这番话是解决特种部队命运问题的，但它同时告诉那些欧洲的明白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人们除了加强马其诺防线之外，不敢做其他任何一切。”
接着，戴高乐追述了一个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后突然发生的事件。当时，他在该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
“莫兰将军生气地向我喊道：再见，戴高乐！只要我在，就不再有你的位子！……”
于是，戴高乐叙述了莫兰向前来为自己辩护的“来宾的喊话”。
“他抓住了一支蘸水钢笔的笔杆（皮罗诺）和一个留声机（保尔·雷诺）。‘我将把他打发到科西嘉！’”但戴高乐承认，“莫兰将军‘大发雷霆（……），但他却没有打雷的勇气’。”
军队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不理解戴高乐，从而对他的军人生涯不能不产生影响。1936年底，戴高乐发现，他的名字已从晋升上校军阶的名单上被勾掉。戴高乐立即作出反应。他不接受这样白白地失去一个机会，一个后来会在军队中崭露头角的机会，尽管军队迄今反对他的思想，但最终将会被实际情况所说服。⑧据雷诺的证词所述，戴高乐前来见雷诺，并告诉雷诺，如果他不在未来晋升上校者之列，那他的军人生涯就会“中断”，因为他今后的晋升机会几乎等于零。雷诺同意向国防部长达拉第转告此事。达拉第显然受到法军参谋部办公室的影响，所以解释道，戴高乐当过战俘，因而“服役成绩不如其同学”。在被告知这一答复后，戴高乐给雷诺寄了一封邮件，邮件里附上对他三次负伤的回忆和对他的五次嘉奖令，其中有四次是全军嘉奖，并建议由达拉第亲自过问他的卷宗。结果，达拉第被说服了，戴高乐在1937年被任命为上校。
这件小事是说明问题的。显而易见，假如军队在总参谋部里——至少是低于军队最高层——不存在一种固有的、对戴高乐及其观念的敌视，以及可能存在的对戴高乐的方法和他同政界的关系的敌视，那就不会发生压制其晋升的事。不管怎样，戴高乐肯定从中得出了结论：此后，他对于军队最高层不再有任何期待，因为它挡住戴高乐的晋升道路和摒弃其思想观点。对戴高乐来说，他今后要做的事只是试图尽量对政界施加影响，因为一切都最终取决于政府，所以一旦戴高乐的对话者上台，他就必须马上成为他们最亲近的顾问。这就解释了戴高乐同他们的通信和对他们中的某些人寄予希望——这种希望显得有些过分——何以发生了奇怪的转折。例如，戴高乐曾经特别信赖过马塞尔·德阿将军。1935年4月，德阿在《社会主义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雷诺刚刚在众议院提出的论断。戴高乐便立即写信给奥比尔坦说：“德阿先生的介入将会是一张第一流的王牌，因为德阿在左翼的介入，已与雷诺在右翼的介入结合起来。”因此，1936年初，当德阿担任空军部长时，戴高乐会见了德阿，而且在晚餐和晚会上，德阿成了他唯一的对话者。据菲利普·塞尔提供的证词，事实上，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戴高乐最依靠德阿——也许如此——因为戴高乐预见到，左翼政党将在立法选举中获胜，所以他就假设德阿的影响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紧接着是一种失望，德阿在1936年立法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他“被拉到一条相反的道路上去”。十八个月后，戴高乐在收到德阿发表的新著《转折中的人民阵线》后，于1937年11月13日写信给奥比尔坦说，德阿是“一个大才子和优秀人物。这就是他遭到别人指责的地方。但是，等着瞧吧，我相信，人们将看到他逆流而上，登上高峰。”毫无疑问，在戴高乐寻找的那些拥有相当勇气和智慧来改造法国军事制度的政治家中，德阿使他遭到了最大的失望，因为德阿不久后支持慕尼黑协议，敌视对德参战，疯狂而绝望地支持同纳粹德国合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现在，戴高乐只剩下依靠保尔·雷诺了，指望他有一天上台，在他身边共事，成为未来法国军队的“卡尔诺”。为此，戴高乐不忽视任何机会，对雷诺多献殷勤，多加赞扬，甚至有点阿谀奉承，就象他在1935年12月2日信中所写的那样：
“毫无疑问，美好前程即将到来，它正在为您的政策和人格准备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同您的价值和勇气相称的。”也象他在12月3日信中所说的那样：“沃韦纳戈说过，伟大人物所期望的只应是伟大思想和伟大行动的成功。您是这句总箴言生动而光辉的证明。”
戴高乐将长期保持这同一种基调。戴高乐在绝望中，坚持希望其对话者雷诺上台。要末是因为未来的事件将判定雷诺有理，如判定他在法郎贬值或法俄联盟方面有理；要末是因为事实上，雷诺能在左翼和右翼依靠一些盟友和朋友。在此情况下，戴高乐应当成为雷诺的直接顾问、最亲近的合作者。这条道路是否太狭窄呢？无疑是如此。可是，离战争爆发还有最后三年，戴高乐看不见任何其他办法，找不到任何其他支持。不过，这条狭窄的道路达到了目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