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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伯伦向波兰所作的保证，丘吉尔本人没有公开提出任何异议。在德军先后入侵布拉格和墨梅尔、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所制造的战争气氛中，那些支持抵抗希特勒的人不想公开表示其恐惧情绪，即使他们感到恐惧的话。然而，戴高乐早在近20年前，就对新波兰有过直接的经验。人们记得，他对波兰的社会、领导层精英和军队作过判断。后来，他可以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岗位上估量波兰的军事潜力，以致达到在一封私人通信中写过：“波兰不是无名小卒。”的地步。对于波兰军队长期抵抗德国进攻的能力，戴高乐不抱任何幻想，虽然波兰军队的抵抗能力还远远胜过法国军队。法国军队不能对付德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在闪电战中大量地使用坦克的攻势。因此，法英两国不会有波兰这个真正的“背后的盟友”。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地同苏联建立政治和军事联盟，那就没有东方战线继续生存的半点运气。
因此，在巴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进行谈判的赌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的命运取决于此，不管怎样，在此后岁月里发生的事件的进程也取决于此。即使希特勒决心发动一场战争（如果要赋予德国这种他历来作为行动目标的、东欧的“生存空间”，那就必须这样做），并且事先压倒法国（如果这样做也有必要的话），力量对比和作战地图也会变得截然不同（如果从第一天起，他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话）。事件的进程就不会是老样子，20世纪的历史就会因此发生变化。时至今日，人们知道，那些导致法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谈判最后遭到失败的、错综复杂的和相互矛盾的阶段是什么情况。人们知道，在前一个阶段，在1938年的冬天，那种不反对德国向东欧采取战争行动的试图是存在的，至少在巴黎是有的。作为法国军界最高人士之一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法国海军参谋长、海军上将达尔朗在1939年1月22日的报告中，特意要求不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我们应当首先维护我们的帝国。”达尔朗说，“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德国不支持意大利提出的权利要求，我们就应当让德国自由地在东欧采取行动。”⑩当然，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从大部分法国报刊上发现了人们对达尔朗这种选择的反响，以致苏联驻法国大使苏里茨认为可以下此结论：“假如德国人真的去攻打乌克兰，那博内及其战友就会发出一种轻松的叹息”。⑾此外，事实上，1938年11月24日，在巴黎举行了法英两国领导人会议，博内在会上提及德国有可能主动对乌克兰采取战争行动，分析了1935年法苏公约的意义，并从中下结论说，“在缺少一份明确的军事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力量都不会使法国和苏联自动进行两国之间“帮助和援助”。⑿博内甚至补充说，只要坚持1936年签订的法英两国协议，人们就会推论说，“法国在德国侵略的情况下是否应向苏联提供直接的军援，基本上取决于英国内阁判断形势的方式”。人们无法更加明确地说，法苏公约业已失去了其基本内涵，或者至少无法说，法苏公约失去了其切实贯彻的任何机会，除非迄今为止不再敌视或怀疑法苏公约的英国另作决定。
只是在德军于1939年3月15日攻占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解体，然后英国无条件地承诺捍卫波兰的领土完整之后，才提出了同苏联签订一份更加明确的协议问题。不管怎样，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用明确的战略用语提出来的。当时，业已放弃其过去政策的博内在接见俄国大使苏里茨时，直言不讳地承认了中心问题是什么。⒀“显而易见，”这份谈话记要指出，“必须实现苏联同罗马尼亚、或者苏联同波兰之间的和解，以便法苏公约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人们业已非常明确地提出未来谈判应当解决的战略问题。此外，苏里茨回答说，罗马尼亚和波兰迄今排除了同苏联联合的任何假设，甚至排除了苏联提供的任何直接支持。博内证实说，他完全理解同苏联达成协议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因为他立即反驳说，人们可以使罗马尼亚和波兰改弦易张。博内还提到了法苏公约，建议“立即举行法苏会谈，以便作出明确的决定，在发生德国侵略时，苏联可以向罗马尼亚或波兰提供援助”。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李维诺夫马上解释说，如果波兰继续不愿意听说同苏联进行任何协商，那么相互讨论和彼此承诺都是毫无用处的。后来，在此关键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没有任何变化。4月13日，在博内和苏里茨之间进行了一次新的会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证实了谈判的目标。⒂
法苏谈判的特点是，双方长时间地交换了建议和反建议。在这些建议和反建议中，尤其是不仅显示出英国政府对于向苏联作出明确承诺的极端怀疑，而且显露出它在法英这对伙伴关系中所占的永远的优势。只是在7月初，英国政府最终才接受了俄国6月2日提出的、关于政治协议和军事协议相联系的建议。⒃只是在7月23日，人们才承认，必须开始有关军事问题的讨论、使之补全在政治方面业已或多或少取得的成果，同时明白，没有波兰的赞同，协军事议就没有价值和实质内容，因为波兰领土是第一战场。⒄
当这些艰难的谈判即将进入灾难性的最后阶段时，法英两国政府早就得到通知，苏联外交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苏联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正处于危机之中。1934年，斯大林深信有必要通过同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并通过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改良主义者或自由党人实行联合，来对付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对付纳粹德国。四年多后，这项政策的总结是灾难性的。苏联在1935年同法国结盟以后，没有续签任何能切实和有效实行联盟的军事协议。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在国内恢复了兵役制，同英国签订了关于重新装备其海军的协定，重新占领了莱茵河地区，建立了西格弗里德战线，并吞了奥地利，通过慕尼黑协议夺取了苏台德区，肢解和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攻占了立陶宛的墨梅尔。西方民主国家对此作出了一切反应，但都阻止不了德国。同样，它们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派兵攻打西班牙，但都阻止不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不是苏联想用反法西斯大联盟来包围德国，而是德国通过同意大利和日本签订反对共产国际的公约，使苏联本身受到包围的威胁。难道斯大林从那么多的挫折中，没有汲取教训吗？如果斯大林不能同英法两国建立真正的政治和军事联盟，那么难道他不会放好几年前所选择的战略吗？
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通过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古龙德和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波当金1938年10月4日举行的会谈，法英两国政府被告知，有可能发生一种变化。⒅此后，苏联不断发出警告。实际上，只是在1939年5月，希特勒才为了他的利益，决定谋求同莫斯科签订协议。⒆迄今为止，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竭力要通过同日本结成军事联盟，来使可能出现的苏联的敌视态度变得中立起来，因为同日本结盟就会使苏联因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仗而不动弹。但日本政府担心同英国发生可能的战争冲突，并对其军队在外蒙古进行的有限对抗中，在苏联装甲车面前遭到的失败留下过深刻印象，所以采取了躲闪的态度。当时，在希特勒看来，同苏联签订协议是唯一能使德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打仗的解决办法。希特勒认为，这种战略情况最为重要。
因此，不管怎样，法英两国政府是在认识到苏联政策发生变化的风险和同苏联举行谈判的主要赌注时，才准备开始军事讨论的，而这样做就会补全那些在政治上业已或多或少获得的成果。7月27日，法国方面指定杜蒙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说实话，甘默林这天向杜蒙下达的指示是在三天前经达拉第批准的，所以并不象人们后来认为的那样明确。这些指示考虑到苏联向波兰提供援助的不同方式，其中包括将援助限制在提供武器方面，但没有规定在德国向波兰进攻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如何同俄国的军事反击真正做到协调一致。⒇然而，这些指示同英国代表团8月3日接受的指示形成了明显对比。英国方面的指示精神可归纳如下：“英国代表团应当密切监视政治对话的进展，慢条斯理地进行对话。”（21）英国代表团也应当“用尽可能笼统的话”来同苏联人讨论。至于那些只能在波兰或罗马尼亚领土上进行的、可能的军事行动的关键问题，英国代表团应当“鼓励俄国人直接去找波兰和罗马尼亚谈判”。最后，英国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普拉姆克特应当谋求一项被称为“难于迅速达成”的协议，事先接受“某种谈判期限，以便使德国受到英法苏三国军事公约的威胁，以此来推迟战争，赢得秋季或冬季时间”。设想一些也肯定会导致人们即将举行的谈判失败的指示，是一件困难的事。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8月4日，杜蒙动身去伦敦，然后去蒂比里，在那里同英国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普拉姆克特登上“德文部”邮船，邮船以每小时13，5节的速度行驶了四天，结果只是在8月11日抵达莫斯科。（22）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被指定为俄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尽管法英对话者的级别比他要低得多。谈判一上来，伏罗希洛夫立即提出一个他后来不断重复的问题：“波兰是否将同意苏联军队进入其国土（……）以便苏军同敌人短兵相接？”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