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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最终达成了一次交易。雷诺宣布，如果最高委员会转而赞同其关于轰炸巴库的建议，以此作为补偿，那他就能说服迄今采取非常敌视态度的其他法国领导人，使他们相信在莱茵河投放水雷的利益。因为张伯伦明确加以拒绝，所以会议最终达成了另一种交易：4月初在挪威领海埋雷，此此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水雷。这也是一个机会，使人们看到，法英两国在苏联问题上的观点相距多么遥远。当张伯伦宣布，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已经就同英国举行新的谈判一事进行了交涉，他将对此作出积极的回答时，雷诺反驳他说，绝对不要相信苏联，在盟国专家在原则上应再次审议法国提出的轰炸高加索的建议的同时，与苏联人进行谈判是令人难堪的。（41）
4月9日凌晨，德国对丹麦和挪威发动进攻，一举摧毁了盟国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战场的作战计划。当天上午，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召开会议，决定必须在挪威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但达尔朗在事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却建议盟国利用这一契机，要求比利时立即向法国求助。（42）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这项主动行动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当天夜里，10日凌晨2点，比利时外交大臣保尔－亨利·斯帕克被人唤醒，匆匆忙忙地向其同僚征求意见，并在当天上午公开宣布了他们明确反对的答复意见。（43）在此期间，盟国最高委员会在4月9日下午开会，采纳了雷诺在3月28日提出的计划，仿佛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最终给了实施雷诺计划的机会似的，因为最高委员会决定派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到挪威，以便“确保对纳威克港的占有，以便今后在瑞典采取行动，禁止德国进入瑞典的铁矿。”（44）
两周后，4月22日和23日，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雷诺在会上还重申其对法国《作战计划》的辩护，肯定没有任何力量能使盟国放弃其业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开始的行动，盟国不应因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威胁态度而放弃此项行动，甚至不应因在比利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放弃行动。雷诺再次要求尽快结束轰炸高加索的备战工作。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张伯伦的拒绝是明确的和最终不变的。（45）
这样，在德军即将对法国东北战线发动进攻，损害法国作为政治和军事强国的地位之前的整整十七天里，法国政府首脑雷诺赋予挪威战场以绝对优先的地位，拒绝人们提出的要他不被任何事情分心的忠告，同意人们为挪威战场投入必须的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继续要求对高加索采取轰炸行动，甚至以此含蓄地将在比利时和法国边界进行决定性对抗的假设——这种假设的意义是次要的，或者不大可能的——置于脑后。如果戴高乐了解雷诺——他对雷诺给予的信任和希望长达六年之久——的选择，那他就应当看到，这是与他过去提出的一切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
后来，1943年5月，戴高乐在一封致新闻记者安德烈·热罗——此人以笔名“佩尔迪纳克斯”著称，在关于装甲部队的宣传运动中认识了戴高乐——的信里试图证明，他对雷诺的尊敬是正确的。
“我坚持认为，”戴高乐对热罗写道，“在精神和性格方面，雷诺比所有其他参与竞争的政治家都高尚得多。显然，他是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优势，并确信命中注定要成为这场战争的克雷蒙梭的。然而，您想想，雷诺上台和他在政府中亲身体验到的气氛、是难以忍受的。我并不否认，雷诺的弱点在于他周围有某些庸人和几个无耻之徒，这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雷诺总理身边的人进行考察，同时是对雷诺生活和工作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气氛进行估量。这种考察对于戴高乐――1940年3月底和4月初的，他可以非常合情合理地自以为即将出任雷诺的主要顾问——来说，是否是一次真正的冲击？人们可以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几周前，在雷诺办公室负责同新闻界联络的加斯东。帕尔维斯基以在职权方面同达拉第的办公室发生冲突为借口，被迫离开了雷诺。从1934年以来，帕尔维斯基早就是戴高乐在雷诺身边认识的一位赞赏者和朋友，肯定也是一位通风报信者。他名列那些最坚决地支持抵制希特勒战争行动的支持者之列，因而具有由此而来的、对变革法国军事体系、对必须谋求的联盟（其中包括同俄国的联盟）、对指导战争的一切后果。帕尔维斯基的离职不是无意义的。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帕尔维斯基看到别人——他们不是以雷诺财长办公室成员的身份，便是以他的朋友或启示者的身份——对他产生了奇特的巨大影响。因此，雷诺周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以致对帕尔维斯基来说变得不可忍受，他宁可到一个轰炸机大队去服役。
戴高乐对帕尔维斯基的离职及其原因并非一无所知。（46）他听帕尔维斯基谈论过多米尼克·勒加和吉尔贝·德沃的作用，勒加和德沃都是财政部的监察员，尽管他们与帕尔维斯基一样，肯定对雷诺忠心耿耿，但他们与帕尔维斯基的观点却肯定不同。另一位财政部监察员伊夫。布迪里埃已经加入到他们俩的行列，此人属于那种最支持同意大利实行和解，同德国进行妥协，争取签订一种快速的、从根本上敌视同英国联盟的和激烈反苏的和约的圈子。这三个人对雷诺周围所有的人都施加其影响，即使他们接受的任务是行政管理和技术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相反地，选择保尔·博杜安担任作战内阁秘——即雷诺首先向戴高乐建议的那个职位——则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就象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所写的那样，博杜安作为财政部监察员，担任印度支那银行总裁，具有“处于商务、沙龙和神秘天主教义这三者的十字路口的名声”。（47）他在1938年1月的《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美德，提出“任何问题都不能把法兰西同德国分离”的原则，并下结论说，“尽管人们感到不理解、墨守常规还有吸引力和在此方面的批评容易变得不公正，但必须肯定同德国实行和解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参战之后，博杜安从表面上看并未改变看法，因为他当时断言，“先验地摒弃那种在德军土崩瓦解之前举行谈判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博杜安象雷诺的所有政敌弗朗坦、德阿、贝热利、蒙蒂涅、保尔·富尔、贝兰一样，明确地加入了那些当时操同样语言、主张实行妥协和平者的阵营。博杜安为这个阵营投入了特殊的热情，致力于将法兰西、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撒拉查的葡萄牙等集结起来，建立一种可能的天主教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国家联盟。在其他著述中，他还要求法国改变政体、取缔政党和在国内减少“法兰西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在1939年冬天的气氛中，博杜安自然在下述那些人之列，他们认为，“同俄国进行公开的斗争，多半是争取物质成功的最佳道路，但必定是在精神领域里获胜的道路——而这种胜利决定着其他的一切胜利”。雷诺首先让博杜安当其偏爱的顾问之一，接着让他在国防委员会秘书处里当其最重要的助手，然后任命他为副国务秘书，试问，雷诺能对博杜安的人品和观点一无所知吗？必须说明，这不是真的。雷诺刚刚任命布迪里埃为财政部秘书长，不久后将布迪里埃提升为部长，但此人支持慕尼黑协定，接近“法兰西行动报”，并且毫不掩饰他对英国的敌视。雷诺是否也不了解布里迪埃呢？这也不是真的。此外，还必须补充说，在雷诺周围和雷诺办公室那些比较默默无闻的人里当中，还有巴尔诺和雅克·勒鲁瓦·拉迪里，后者后来担任维希政府部长，是那些打着技术治国论者担忧的幌子，靠拢极右翼的社会阶层的重要代表。
研究二战时期问题的历史学家认为，在雷诺身边的这些亲信中，他的女伴——德保尔特伯爵夫人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谈论她。当人们对此作了最早的影射时，雷诺本人在回忆录里，否认了那种认为德保尔特夫人能对其政治选择产生某些影响的观点，将它视为谬论和无稽之谈。时至今日，任何人都不怀疑，不管怎样，这种影响对于雷诺身边人所作的选择来说，对于雷诺被迫生活在其中的政治气氛来说，可以是决定性的。德保尔特夫人成为1939年至1940年期间法国最会玩弄阴谋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埃莱娜·勒比费尔——勒比费尔是德保尔特夫人的娘家性——出身于马赛的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她是那样诱惑雷诺，以致他在1938年同其妻子——著名的巴黎律师公会会长亨利·罗贝尔的女儿断绝了关系。好几位历史学家或见证人都努力描绘德保尔特夫人的肖像。法布尔－吕克被她分享过感情，经常同她去同一个社交圈子，曾把她描绘成“一个象谈论个人事情那样谈论战争……贪婪地主持分配讼费，安插其被保护者和叫敌人后退的女人”。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看到，“这个少妇在巴黎的政界和沙龙中间周旋”，但他也看到她扮演的重大角色：“埃莱娜·德保尔特野心勃勃，狂热，象火一样，性情急躁，成熟，敏捷而任性，贪婪地想要刺探秘密和参与决策，不容忍矛盾，对雷诺施加了先知和暴君般的影响”。（48）德保尔特夫人满怀激情地参加了排挤达拉第的宣传运动，因为她憎恶达拉第的女伴德克吕索尔侯爵夫人，因为从性格和生活类型来说，她正好与德克吕索尔夫人截然不同。德保尔特夫人最终属于博杜安一帮，受到他的影响，保护他并确保他的晋升。不久后，德保尔特夫人象博杜安一样被说服，或者也许被博杜安所说服，相信必须尽快地、不惜任何代价地摆脱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