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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战争胜利的他最后一个活象征，得到了左翼的同情和右翼的赞赏。他还写道，魏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福熙的参谋长，是最有威信的法军将领，魏刚的名字具有任何其他将领所不能有的冲击效应。事实上，读一下在任命贝当和魏刚之后报刊发表的评论，人们就会认为，雷诺是看对了的，他的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人们不能只看到这点。这不仅是因为，当时贝当年届84岁，人们可以怀疑，贝当在法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否会对国家刻不容缓的复兴作出决定性贡献。在政界，人们很清楚，贝当谴责过抗战，不愿象达拉第要求他做的那样，与赫里欧同时在政府中共事，因为他敌视赫里欧这位谋求与俄国联盟的代表人物，他也敌视勃鲁姆这位最坚决地与希特勒德国为敌的社会党领袖。再说，贝当的名字不断地重复出现在那些妥协和平的支持者的谈话之中。如果说雷诺会无视这个事实，那是很值得怀疑的。然而，首先，雷诺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明确地、更有权威地代表着与戴高乐的全部论断的彻底对立。雷诺曾经支持过戴高乐的观点，有时甚至几乎是孤军作战，所以他比其他任何人更都知道这点。现在，雷诺把贝当安排在自己身边，就是赋予贝当——对戴高乐来说，此人是永远的敌手——重大的角色。雷诺上台之后，并未为启动法国军事体系的彻底改革作过任何努力，尽管这种改革是他本人过去亲自公开要求过的，也会是他的优先任务。雷诺是否认为，贝当在其身边，仅仅是一种旨在唤醒公共舆论——这种舆论对法国军队领导机构和指导战争，都不产生任何影响——的象征？也许是。可是，雷诺有心要冒一场把贝当安排在国家政治领导最高层的风险，而贝当在基本问题上，换言之，在进行战争和赢得战争胜利的方式问题上，是必然反对戴高乐的。
与选择贝当相比，选择魏刚有着同样的意义，尽管这种选择没有被同样证明是正确的选择。魏刚的名字并非象贝当那样是个象征。魏刚也不引起同样的普遍的同情，远未如此。相反地，魏刚以乐意蔑视政界和议会、甚至蔑视共和国机构而著称。归根结底，魏刚的威信只是来自他从前在福熙身边发挥过的作用，即一个永远的参谋长的作用。在将魏刚推到军队最高职位之时，人们本来可以和应当记得，他从未亲自指挥过打仗。诚然，在军事拨款额度有限期间，魏刚先后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和被指定为战时总司令，但他却承担了贝当从前所作的一切战略选择，并一直坚持到他被甘默林取代时为止。当时，魏刚明确反对过戴高乐的著述，并在离开统帅部之后继续同戴高乐进行论战，而这场论战是他在职时就早已开始的。雷诺知道这点。也许雷诺记忆犹新，那天，戴高乐在让·奥比尔坦的带领下，送给魏刚一本《建立职业军》，魏刚则亲笔写下他的意见，特别是写下“魏刚反对”这几个字。然而，自从雷诺上台以来，一切都消逝了，仿佛他遗忘了似的。当雷诺在其周围组织密谋活动——这一活动得到达拉第的拼命支持——以便取代甘默林时，看来他没有注意选择其接班人，赋予这种选择以任何优先地位。据那些参加密谋活动者的证词，人们只能记住少数人的名字，最多三个。（56）比约特是早在战前就公开表态主张组建装甲师的极少数将领之一，他的名字不加讨论就被划掉了。乔治的名字，则没有任何象征的价值。再说，人们应当知道，在5月10日之后，一受到事件的冲击，乔治马上就垮台了。因此，魏刚得到了任命。但是，在一些如此偶然的、甚至微不足道的条件下，作出这样一个如此严重的选择，实属罕见。这是选择魏刚这个73岁的老人，他即将临时充当一个在战时、在任何一级都从未扮演过的角色，而德国人取得的最初胜利刚刚显著地否定了他的战略观念。人们还可以补充说，在过去的岁月里，魏刚从他驻中东地区军队司令的岗位上，支持过那些最鲁莽的对苏战争计划、或者巴尔干半岛的战争计划，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从表面上看，他并不关注下述的危险：法国正在为自己多树一个敌人，好象同德国一家打仗还不够似的。总之，对魏刚的选择与人们对雷诺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而多年来，雷诺是公开支持戴高乐所主张的观点的。
人们至少可以认为，雷诺任命戴高乐为其身边的国防副国务秘书，最终是选择了法国着手进行（即使很晚进行也罢）军事体系改革——哪怕在敌人的打击下进行临时改革也罢。其目的至少是为了那些还有可能进行的战役，准备继续打仗，必要时在海外进行抗战。相反地，雷诺采取的第一个决定是任命维尔吕姆中校为他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是雷诺把维尔吕维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主要顾问，因为任何认识维尔吕维的人都不能假设，这位空军中校只是承担行政任务。维尔吕姆有偏爱，有决心，有观点，因此，承认他不向任何人、特别是不向雷诺掩饰自己的偏爱、决心和观点，只是表现公正而已。因此，雷诺是在知道原委情况下，选择了维尔吕姆的。人们不会下结论说，雷诺赞同维尔吕姆的观点，坚决听从他的意见，谋求妥协的和平。但雷诺想要把他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则是第二次。人们看到，当雷诺上次向维尔吕姆建议担任其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时，他曾经表示过拒绝，此次他同意襄助雷诺，当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样，从1940年5月18日起，下述这些人的帮派得到了加强。他们在雷诺身边工作，并被雷诺选中，首先想到的是要制止战争，或者至少是绝对不考虑坚持不懈地、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人们已经看到，还将进一步看到这些雷诺的亲信的份量。但是，是雷诺建立了这个亲信帮派，他完全不去关注那种在其组阁时应当考虑的政治平衡。
在戴高乐即将成为政府成员的时刻，看来任何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成为定局。然而，也许一切都已经受到损害。雷诺所作的人事安排使戴高乐感到害怕。戴高乐没有搞错，他也不愿意向雷诺这个自己六年来寄予厚望的人隐瞒自己的观点。6月3日，即在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的前三天，戴高乐给雷诺写过一封信。这无疑是他致雷诺信函中的最重要的一封，因此必须全文援引如下：
“总理先生：
我们已经濒于深渊，而您担负着法兰西的重任。我请求您考虑以下问题：
1、我们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敌人运用我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统帅部拒绝运用我的观念。
2、在这次可怕的战争教训之后，您——唯独您曾经关注过我——您已被视为主人，其部分原因是您曾经关注过我和人们知道这点。
3、然而，一旦您成为主人，就马上把我们抛弃给从前的人。我既不知道他们过去的光荣，也不知道他们从前的功绩。但我敢说，如果让这些从前的人做事的话，那他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4、从前的人惧怕我，因为他们知道，我言之有理，我拥有强迫他们做事的活力。因此，他们今天就象昨天一样——也许是出于善良之心——来全力以赴，阻止我到达那个能使我同您一道工作的岗位。
5、举国上下都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更新我们，他们将会满怀着希望，欢迎新人、新统帅的上台。
6、摆脱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要成为卡尔诺，否则，我们就要灭亡。卡尔诺造就了奥什、马尔索和莫罗。
7、来到您的身边，是来不负责任的吗？当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不！我想要同您一道工作，但通过我自己来工作。否则，那是徒劳无益的，我宁可去指挥部队！
8、如果您放弃任命我为副国务秘书，那您就至少任命我为司令——不仅是您的四个装甲师之一的司令，而且是集结所有这些装甲师的装甲兵团的司令。请让我在经历了20天的战火经验之后不谦虚地说，我是唯一能指挥这个装甲兵团——它将是我们的最大的资源——的人。因为我创造了它，所以我想要指挥它。”
也许法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位临时担任准将的年轻人向政府总理写过类似的信函。但不应当对此抱怨。因为显而易见，国家突然刚刚陷入其中的这场无比的悲剧，会允许那些演员摆脱常规。然而，这封信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建议。在此之前，戴高乐曾向雷诺提出过如此多的建议；此外，他在前一天夜里已向魏刚写过一个工作建议。戴高乐的6月3日信函，首先是一封控诉书。人们无法用别的方式来称呼这种粗暴的、对“从前的人”的否定。而雷诺刚刚把国家的最高的责任交付给这些人。戴高乐还提醒说，他们是那些阻碍法国军事体系改革、有可能使法国失去这场战争最后成功机会的人。这里是没有什么要搞错的。戴高乐指责雷诺——甚至指控雷诺——在知道原委的情况下任命这样的人，担任这样的职责。更有甚者，在谈到“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贝当和魏刚两人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戴高乐所置疑的首先是一个群体，他揭露的是一种气氛，这个群体，这个气氛，就是包围雷诺的群体和气氛。读了这封信，就应当相信，事实上，雷诺在6月1日的会晤中建议戴高乐担任副国务秘书，但同时让他瞥见这种任命会遇到障碍，以便恢复戴高乐装甲兵团司令的候选人资格。归根结底，这封信是对雷诺发出的最后的召唤：要么，戴高乐返回坦克部队，尽量多地和尽量长久地进行战斗，而不再对指导战争和军队产生影响；要么，戴高乐进入政府，这将是他必须进行的另一场战役。而这另一场战役，恰恰在三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