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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七章 入阁
1940年6月6日，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来到了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立即谒见了雷诺总理。雷诺业已收到戴高乐6月3日的来信，所以他显然要证明自己的做法正确。他列举了任命贝当为副总理的理由，最后还用议会所说的“留在（政府）里面比留在外面好”，来解释他对某些部长的选择。戴高乐则反驳说，恢复法国本土军事形势的运气很少；现在，“失败主义有可能将一切淹没”；“统帅部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再也不会复元了”。①他还向雷诺预言，贝当及其“推动者”必将施加其坏影响，因为他们将利用——他毫无难为情地提醒雷诺说——“笼罩在政府身上的、放弃（战斗）的气氛”。简言之，戴高乐对雷诺说：“必须作出决定，尽量长久地不放弃在欧洲大地上战斗，并且准备在法兰西帝国继续进行斗争。”
这就是未来岁月的赌注：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投降、即停战，还是继续进行抗战。对于未来的岁月，甚至对于20世纪的历史来说，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此。人们不能无视法国战役的命运，因为这场战役已经失败，德国将是欧洲大陆的主人。如果盟国继续斗争，那么，为了战胜德国，有朝一日就应在欧洲登陆。而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盟国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首脑考虑过欧洲登陆。不过，法国政府的决定将会改变战争的进程。假如法国政府决定继续抗战，那战争舞台就会与它决定投降时不同，两大阵营的战略选择和力量对比无疑也会不同。法国将会通过其舰队、一部分飞机、一部分军队和法兰西帝国的自然资源对盟国阵营作出贡献，这对许多国家、至少对地中海沿岸国家和非洲国家来说，将会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假如法国同意停战所代表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投降，那么它就绝对不再对未来战争的进程产生影响，它就会分散力量或丧失战斗力，它的领地就会受到前盟国或敌人施加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它的解放就会来自外国军队的援助，它的人民就永远也没有属于战胜者阵营的感觉。总之，法国就不再对战后的20世纪历史具有重要份量。在6月6日到16日的十天里，投降的支持者和抵抗的支持者进行了对抗，演出了一场令人担忧的悲剧，归根结底，这将是一个要决定解决的问题。
不管怎样，大家都知道，戴高乐已经是坚决抗战的支持者的代表人物。戴高乐是那样赫赫有名地作为他们的化身，以致对他的任命引起了重大的反应。这里不是在指新闻界引起的反应。报界的欢迎是一致的。从《法兰西行动报》到《人民报》，到处是一片赞扬声，甚至那些迄今对戴高乐、乃至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的报纸也是这样。有些报纸专门是过分的赞扬，不管被任命的军队首脑是谁，它们平时都是用过誉来报道任命消息的。据《晨报》报道，戴高乐“不仅是军队的明星之一，而且是照亮最黑暗道路的明星”。据《光明报》报道，戴高乐是“总思想的设计师”。在左翼那里，戴高乐自然得到了《震旦报》——他同该报进行过临时合作——的赞扬，特别是得到了《人民报》的赞扬。无疑，这种赞美来自勃鲁姆阅读戴高乐1940年1月备忘录时所感受到的心灵的撞击。勃鲁姆写道：“戴高乐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战士；他甚至是——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一位系统的理论家。恰好九个月来，事件光辉而无情地证实了戴高乐的理论。”
然而，在政府内部，人们却作出了不同的反应。②贝当派人向雷诺转告了他心里的不高兴和不信任，以致要求戴高乐永远不参加政府的军事辩论。他甚至对丘吉尔驻法国政府的私人代表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吐露隐情说，他觉得戴高乐“自高自大”和“忘恩负义”，在“军队中朋友很少”，总之，这次任命戴高乐不是“为了调解事情”。至于魏刚，他完全受到了伤害。他对雷诺说：“这是一个小孩。”他反复地说，乐此不疲……
因此，展开了是反对停战，还是反对继续抗战的斗争。6月6日，在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和陆军副国务秘书的这天，这场斗争业已经历了好几个阶段。5月25日，在战争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魏刚先发制人，首先肯定说，由于缺少军用物质和“应有的军事理论”，开战是犯了“大错”，彷佛他从来不用对此负责任似的。③魏刚不公开主张停战，但他通过声称“人们只应当想到国家的复兴”，在目前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将是未来国家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提前说了停战。即使魏刚用转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是那样明确，以致雷诺回答说，“无人说过，我们的敌人将要赋予我们立即的停战”。彷佛现在出现了要求停战的问题似的。共和国总统阿贝尔·勒布伦似乎认为，不久后德国将会提出“和平建议”，届时必须“头脑冷清”地来进行研究。那么，是否必须后撤，把政府迁移到波尔多去呢？这个问题在会上只是被提及而已。贝当证实了除80个法国师以外，前线毕竟只有10个英国师，对这场似乎含蓄地围绕着一种可能停战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作出了贡献。魏刚则从这天起，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内安全问题的论据。他暗暗思忖：“万一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即军队被摧毁，那么还有什么动乱不会发生呢？”
这样，在德国发动攻势后两周，就已提出了是要停止斗争，还是继续斗争的问题。所有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与会者都明白，魏刚和贝当都早已想到了停战的必要性，并且事先证明停战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们的反对者却没有作出粗暴而明确的反应——一种如此重大的赌注本当证明，即使作出这种反应，也是正确的。显然，应由雷诺来承担责任，其不让出现投降试图的意愿。虽然一切都表明雷诺想要继续进行抗战，但他却宁可不是立即公开地同贝当和魏刚进行对抗。七天前，雷诺刚刚把这两人提拔上来，赞扬他们今后将在领导国家和军队中表现其德行和发挥其作用。不管怎样，5月25日这天，雷诺周围的那些亲信都已谈到了停战与和平。雷诺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直言不讳地同勒加——勒加也是雷诺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谈到了这个问题。④
在事件的冲击下，妥协的精神开始悄悄地占了上风。于是，好几位一贯希望同意大利签订协议的知名人士开展了宣传运动，以便不惜在领土问题上向墨索里尼作出重大让步，也要避免使他投靠德国。⑤这项阴谋活动在公共工程部长阿纳托尔·蒙齐周围进行，蒙齐每天都同意大利驻法国大使见面。蒙齐肯定说，人们还能使墨索里尼放弃参战，并他说服了维尔吕姆。5月26日，维尔吕姆同勒加一道，建议雷诺同罗马举行谈判。法国外交部新任秘书长夏尔－鲁则完全反对同罗马谈判。据夏尔－鲁的意见，谈判是一种软弱的表示，会鼓励意大利在德国赢得法国战役之际不放弃投靠德国，而且增加其权利要求。相反地，维尔吕姆暗示说，意大利有可能向交战国提出调停建议，但是，人们——据他的用语——“用糖果”是争取不到调停的。维尔吕姆假设，即使法国可以作出领土让步，意大利也还会竭力确保其使用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因此，必须说服丘吉尔参加这项谈判活动。如果相信维尔吕姆的说法，那么，雷诺是带着这种企图决定去伦敦的。他先后同丘吉尔进行长时间的密谈和同其他英国领导人进行讨论，然后才返回法国，报告说只有哈利法克斯一人看来支持他同墨索里尼举行谈判。⑥
可是，谈判的想法并未因此而被放弃。翌日，5月27日，业已接替雷诺担任外交部长的达拉第准备了一份关于在领土问题上可能向意大利作出让步的文件，其内容涉及到索马里海滨——“在利比亚的腹地和刚果海滨之间大片领土”让与——和同突尼斯的“合作”问题。⑦5月27日晚10时举行内阁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⑧好几位政府部长都支持蒙齐。蒙齐肯定说，只有足够的领土让步，才能避免使意大利投靠同德国。雷诺则反驳说，没有英国的参加，谈判只有“极小的成功机会”。人们让达拉第起草两个电报来概述他的建议，一个电报致罗马的，后来没有发，另一个致伦敦的，但英国的否定回答是明确的。⑨再有，5月30日，意大利外交部长西亚诺在记事本里写道：“决定已经作出。大局已定。”反正，两三天里，人们已经试图用出让大批法国领土——也许这预示着人们可以同德国作些事情——的办法，来赎买意大利的中立地位。蒙齐和维尔吕姆则把此事看成是意大利开始进行调解，即开始实现妥协和平。
不管怎样，5月29日，魏刚对雷诺重新发动了攻击。⑩他在致雷诺的信中建议说，必须在不久后停战斗，因为法国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有组织抵抗的能力。这样，魏刚经过深思熟虑，竭力要强迫政府尽早讨论未来的停战要求问题。当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北方的盟军只有在敦刻尔克上船撤退才能免于被消灭的命运时，魏刚作出了决定，显示了他的真实意图。⑾因为魏刚要求将尚能待命投入战斗的全部军队集中在索姆河畔，据他的用语，应该在那里“以一往无前的精神”进行一次战役。由于不能坚持一条真正的连续不断的战线，魏刚建议在那里增修一些“环形防御据点群”。但这种防御体系——如果这种体系再加上一些装甲部队，用于在环形防御据点群之间进行作战，那么它就会变得卓有成效——是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因为要么敌人利用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