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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努力，而人们还不能预见这种努力何时结束。”这种精辟的分析在当时是罕见的。当时，戴高乐暗示，如果德国1871年获胜以后采取更大克制态度，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欧洲；当时，如果放弃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那德国就不会把法兰西变成它的死敌。但由于德国业已决定这种吞并，戴高乐看到，德国已经拴在其不惜紧张局势也要维护其霸权的战车上，而人们还看不到紧张局势的出路在哪里。
戴高乐到了成熟的年岁，便变成了一个当代的大人了。因此，戴高乐无法躲避他周围世界的震动。于是，对戴高乐来说，他是通过家庭所作的反应、同朋友的讨论、阅读报纸、发现著作等方式，来开始其对国内生活和国际生活的体验的。
这时，在法国，每天的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围绕宗教和反教权主义问题进行的政治斗争、教会在公共生活和国家的世俗状态中发挥的作用等组成的。竞选、思想论战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争吵，使国家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在谈到他母亲时写道，她“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的父亲则以更加平静、更加可爱和更加审慎的方式，怀有同样的爱国信仰。戴高乐的家庭象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对其觉得是不公正的迫害感到不快，同时多半还看不到国家的世俗状态将政治生活同哲学和宗教舆论分离，会结束那种不公正的迫害，因而肯定深感悲伤。无疑，人们的感情因人而异，是根据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的。在法国北方各省的城市、工业或矿山的集合体里，宗教活动的基调与法国西部的宗教活动不同，因为西部的活动是围绕教堂和城堡来组织的，有时几乎保留着封建的特点。再有，北方的天主教教徒在关注某些社会问题方面往往走在前列，最早意识到必须适应现代世界的必要性。不过，由于出身于一个勤于修行的天主教家庭，戴高乐在其青少年时期，必定把这种宗教活动的不一致看作是一种玷污，这种玷污会损害一个纯粹而令人崇拜的理想中的祖国形象。无疑，对戴高乐来说，由此产生了下述许多长期的后果：将宗教排除出政治斗争的坚定意志，对政治力量可能感到的厌恶或者某种怨恨，而这些政治力量已经把反教权主义作为它们热衷的话题，其原因不是在于它们建立了必要的国家世俗状态——这是最终平息宗教斗争的唯一保证，而是在于它们在不尊重法国天主教徒观点的情况下完成好反教权主义任务的。最后，戴高乐在1958年重返权力之后，想要长期地解决国家同私立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由此会结束20世纪初争论所留下的后遗症，但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未达成他所希望的全面协议。
然而，戴高乐是天主教徒吗？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显得有些挑衅性和徒劳无益的。戴高乐毕生都修行天主教。那末，难道不应当思忖，他是如何当天主教徒的呢？在我1964年——当时，戴高乐还活着——所写的戴高乐传的前言中，我早已就此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在其思想和行动中所占的份量问题提出过疑问。我写道：“但愿人们只想到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即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宗教在夏尔·戴高乐思想和行为中所占的地位。”对此，当年我同戴高乐的谈话对我毫无用处，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没有谈到的问题。在我的戴高乐传出版后，莱昂·诺埃尔——在1947年至1953年期间，即法兰西人民联盟时期，诺埃尔是戴高乐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959年则被戴高乐任命为第一届宪法委员会主席——曾写信对我说过，必须把戴高乐发起的法兰西合作政策看作是其关注天主教的结果。与此完全相反，莫里斯·舒曼——坚定的天主教徒和修行者，在伦敦时期是戴高乐的主要亲信，后来在第五共和国长期担任戴高乐的部长——曾不无忧伤地对我说过，必须承认，并非是基督教义的精神来活跃戴高乐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戴高乐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当天主教徒的。那么，戴高乐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让·拉库迪尔找到了戴高乐当年对一家英国公共关系研究所所作的答复。这家英国研究所在1940年底，请求戴高乐进行自我描述，而他从第二行开始写道：“我相信上帝。”⑩这是一种明确的表示，但在那个年代，在战争最可怕的一年当中，在戴高乐刚刚作出悲壮的和历史性的选择之后，在一个基督教义作为国家制度的国家里，他能够与众不同吗？戴高乐对他外甥米歇尔·卡尤的回答则更加有趣得多。卡尤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期间，曾在一次散步中问戴高乐：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在他身上是如何结合的？他回答道：“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缘故，我是天主教徒。”⑾如果就近来看，这是一种极其明智和真诚的回答。戴高乐不提哲学信念、个人信仰和宗教观点。他说，他之所以是天主教徒，因为他诞生于法国，出生在一个一开始就被被基督教义征服，其历史、社会、文化始终受到基督教义熏陶的大陆和国家。假如戴高乐生在别处或别的时代，那他就不会是天主教徒。这就是他所作的暗示。戴高乐在自称天主教徒时看到，他属于某个世界，属于一种文明，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脱离它们。是否没有其他的一切？对于戴高乐来说，是不可能到冥间去问的。
毫无疑问，关于戴高乐从青少年时代起、甚至从童年起所怀有的情感，他一生所热情树立的情感——爱国主义，则是相反的情况。人们看到，他的家庭传统，他周围的人，他父亲的榜样和教益，都理所当然地引导他树立爱国主义。可是，这是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经历的情感。诚然，法国人，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自信是、自称是和自愿是爱国主义者。但在法国经历1870年战争悲剧之后，已经过去了30年，人们的记忆虽未消失，但已淡漠。“复仇”无疑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希望，但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不大可能了。欧洲，当年在普鲁士战胜法兰西后形成的欧洲，业已扎根在和平之中。甚至在巴尔干半岛，自从柏林大会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柏林大会是在俄土战争之后，在1878年举行，直到波黑归并到奥匈帝国时为止，而奥匈帝国已经统治波黑三十年之久了。在这样一个和平的欧洲，和平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欲望。在法国，和平主义首先具有一种赞扬军人美德，对过去那些窒息人的、循规蹈矩的做法进行在精神抗议的形式。1887年，未来的维希政府的狂热信徒阿贝尔·埃尔曼发表了小说《骑士米兹雷》，对兵营生活进行了痛苦甚于暴烈的批评的描绘，引起了人们的愤怒。1889年，吕西安·德斯卡夫在《士官》中讲述了一个年轻士官被军队暴行逼迫自杀的故事。翌年，乔治·德里安在《比里比》里揭露了军队的监狱，而库特里纳以一种诙谐甚于愤怒的笔调，描绘了义务兵役制，他的书《快乐的骑兵队》和《8点47分的列车》把那些兵营的长官、“老兵”和“新兵”等此后变成传奇的人物写进了文学作品。1891年，雷米·德·古尔蒙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爱国的玩意儿》的文章，他毫不羞怯地写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明问题，那好，我们不是爱国者！”朱尔·勒纳尔在同一份杂志上回答一张调查问题表时，进行了这样一种说明问题的比较：“我希望，不久以后，人们将1870年至1871年战争视为一种小小的历史事件，就象发表《熙德》或拉封登寓言一样。”
当战争逼近时，人们将要看到，思潮即将发生逆变，20岁的戴高乐见证了这种变化。但是，反过来，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进入工人阶级的、深刻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在20世纪初，则有所扩大，达到了似乎压倒其他运动的地步。经过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因此，梯也尔声称“我们摆脱了社会主义”——后的长期衰落，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重新高涨起来，令人奇怪地判定未来的元帅利奥泰有理。1878年11月，利奥泰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至于前途，我认为已经隐隐约约地瞥见，社会主义正在暴风雨中出现。”尽管社会党人分裂成四个对立的政党，但他们在1893年立法选举中获得了第三共和国初期以来的首次成功。他们拥有18名议员，并且有30名象亚历山大·米勒朗这样来自激进主义的独立社会党人加盟，以及象让·饶勒斯这样温和的共和党人党团的议员加盟。据选举地图显示，这种突破基本上在工人阶级中实现，在很小程度上则是在法国南方和西南部地区的贫苦农民中实现。社会党人主要是替代激进党人，但他们恰恰是区别于激进党人，更多地表现为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不同，对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的疯狂敌视。看来工人阶级在恢复其同重大历史记忆的联系：1848年6月的工人起义，遭到了军队的镇压；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有军队能够战而胜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接替了上述两大事件。此外，从传统上讲，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的，它号召全世界实行博爱，起来造反，反对由宪兵和士兵所代表的国家专制主义。蒲鲁东和傅立叶继法兰西大革命的当代“共产主义者”之后，纳入了这一传统。工人党和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事先赞同乔治·索雷尔的观点，他很久以后才在《关于暴力问题的思考》一书中写道：“军队是人们所能有的、关于国家的、最明确、最真实和与其起源联系最牢固的表现。”工人的反军国主义获得理论化和不久后上升为革命原则，同时表现为一种简单而有启示意义的文学，比如表现为大众的戏剧。这种大众戏剧上演了一些反对爱国主义的戏：《在比里比》、《红色的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