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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侵入法国，突然改变了战争的战略态势。（45）现在不再有西线了。意大利于6月10日参战，完成了确保德国毋容置疑地控制西欧的进程。德军在胜利摧毁法军之后，排除了人们在可预见的期限内，在欧洲大陆上重建一条新战线的可能性。眼下，英国应当立即作出一个涉及其前途、欧洲前途和世界前途的选择：是依靠英国及其帝国的完整无缺的领土，权衡同德国实行妥协的利弊，谋求和平，还是与此相反，本着一往无前的精神进行殊死的斗争，直至摧毁其最终不接受的德国的霸权。而德国则通过其胜利，面临着这样一种必要：设想战争的后果，选择今后的行动方向，以便达到希特勒业已确定的目标。
事实上，无论是贝当，还是魏刚，或者那些选择停战、即政治和军事上双重投降的人，在导致6月16日雷诺政府下台的一系列会议和讲演中，都没有讲到过任何战略思考问题。他们只是看到德国在法兰西领土上取得的胜利。他们固执己见，对于客观地审议法军撤退北非的可能性、殖民帝国在未来引导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法国海军能够参战和由此而来的战略后果问题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他们公然表示相信英国将要遭到失败，但从未都不想方设法，对英国的抵抗能力、它从国外获得的援助、那些迟早会同它结成的联盟，以及近期德军在英国海岸登陆的机会等问题进行认真的估量。归根结底，投降派坚持的查证是有限的：既然法国在其国土上遭到失败，它就只能摆脱抗战，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国所占的压倒性优势会使英国失去任何胜利的希望。
必须看到，反投降派从未、或者几乎从未提出过战略论据，来证明其选择正确。他们不断地提及法国不同德国单独媾和的承诺，并且言之有理地将此承诺变成一种事关法兰西荣誉的事情。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主要象贝当那样的人提出的异议，这些人指出，只能根据自愿牺牲的原则，承诺才有用处；在法国战役里，英国只投入十个轻型师，但法国却卷入了一百个师。根据业已公开发表或收集到的证词，反投降派不敢、或者没有想到向投降派指出，3月28日英法协议禁止任何单独对德媾和是对法国有利，远甚于对英国有利。这是因为，英国控制着海洋，还拥有其全部军队，恰恰可以象希特勒希望的那样，期望获得一种维护其利益和财产完整的、妥协的和平；与此同时，虽然任何一届法国政府都想单独找德国对话，并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停火，但它都不能躲避德国的停战条件。他们只是要求美国进行干预，却不知道，尽管罗斯福明显同情盟国的抗战事业，但他在离总统选举只有四个月的今天，是不可能让美国参战的。总之，反投降派只是简短地和偶然地提到一些讨论，以及法国决定继续斗争所带来战争后果。
唯独戴高乐是一个例外。事实是，只有戴高乐在6月18日和在以后的岁月里，对这种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的战略形势进行分析。就象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戴高乐在6月18日号召抵抗和拒绝投降的呼吁书中三次强调，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他马上列举了那些证明法国继续抗战——届时，法国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是正确的理由：法兰西帝国广大无垠，它同大英帝国结盟后具有世界性规模，英法两个盟国控制着海洋，“无限”地利用“美国的大工业”。因此，戴高乐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现在的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不能“由法国战役来决定胜负”，世界拥有一切将来为有朝一日消灭敌人所必要的手段”。二是，戴高乐绝对相信，盟国可以用同样的、迄今使德国获胜的手段来战胜德国。
6月22日，戴高乐还进一步预测了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更，以及由此给世界力量对比带来的后果。
“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今天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人民明天是否继续保持中立，德国的盟国是否永远是德国的盟国。”
正如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戴高乐不仅想到了美国，而且想了到苏联，他还对好几位交谈者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其实，戴高乐的战略分析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几点：控制海洋、（利用）殖民帝国的资源和（争取）美国的援助能使英国抵制入侵，并且多半能躲避入侵，然后动员盟国的人力、经济和军事能力，逐渐地恢复双方的力量的平衡，等待由其他的强国参战来打破这种平衡，以便使之不利于德国，并导致德国失败。
后来，人们几乎总是看法一致，承认戴高乐是有根有据。但这种分析要求事先满足两个先决条件：英国决心继续进行抗战，直至胜利时为止；法国有能力集结其足够的力量，来坚持斗争。那么，现在是否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呢？
在6月18日戴高乐向法国人发表讲话的这天，人们是不能怀疑，丘吉尔这个目前领导英国人民的人决心打一场殊死战争的。因为在这天，丘吉尔在英国众议院讲话时，庆贺了他所谓的、英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刻”——世界的命运即将建立在英国人勇敢之上的美好时刻。因此，丘吉尔的这篇讲话对于子孙后代来说，仍然是“最美好时刻”的讲话，是他发表过的最令人难忘的讲话之一。英国在这个日子里作了自己的选择：它将不会同德国建立妥协的和平。因此，戴高乐有理由将赌注押到丘吉尔这个他在伦敦和布里亚尔开始认识的人的坚强决心上面来。但理所当然，人们也能就英国领导人是否采取继续抗战的决定提出疑问。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事实上，他们也在考虑过同德国签订协议的可能性。丘吉尔本人在《回忆录》的一个段落里提及此事。他指出，对于英国来说，“最美好的时刻”来到了，这是为世界自由而孤军作战的时刻。“所有这番话是那样经常被援引，以至后来得到了胜利的认可。但当时还仅仅是言辞而已……毫无疑问，希特勒需要在西线结束战争。他能够提供最诱人的条件。在那些象我那样观察过希特勒全部举动的人看来，希特勒似乎不可能为了签订一项可以确保其在东线获得行动自由的和约，而同意让英国及其帝国和舰队完整无缺。里宾特洛普早在1937年就对我谈过这种和平，说这是他最珍贵的心愿……在历史上，当人们还能表示那么多的、有用的道歉时，那种乐意去冒承担入侵暴行风险和藐视实现和平的合适机会的政府和民族是为数很少的，不管这些政府是从民主政体中诞生，还是从专制主义政体中诞生；不管这些民族是继续孤军奋战，还是据说被人抛弃……另一个政府可以来取代我们。据说，好战分子有过走运的时刻，但他们失败了。美国仍然是局外人。任何人对俄罗斯都不承担任何义务。为什么英国不参加到下述那些观众的行列里去呢？这些观众可以在日本和美国、在瑞典和西班牙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地看到这种在（德国）纳粹政权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之间进行的、对他们彼此来说都是生命攸关的战斗。我们的后代将很难相信，我刚才提及的任何考虑意见都从未列入内阁议事日程之中，甚至在我们最不正式的内阁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
其实，这个问题确实被提了出来。（46）这是一个为期三天——在5月26日星期日、27日星期一和28日星期二发生的事件，其中心人物是丘吉尔政府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爵士。5月23日，哈利法克斯见到了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看见肯尼迪激烈地抨击丘吉尔，就已经对英国舰队的前途感到担心——假如英德两国举行谈判的话。接着，5月25日，哈利法克斯会晤了意大利大使巴斯迪亚尼尼，主动地询问这位大使，如果英国最后要讨论和平解决问题，那么意大利政府的看法是什么。因此，翌日，5月26日星期日下午2时，哈利法克斯就此向战时内阁作了情况介绍。（47）考虑到显而易见，问题不再是“使德国遭到全面失败，而是捍卫英帝国的独立和——可能的话——捍卫法兰西的独立”，哈利法克斯对其同僚说，“是巴斯迪亚尼尼先生已经就英国对可能举行的会议问题明确地询问了（我的）意见，当时我回答说，英国‘自然（准备好）考虑一切能导致会议召开的建议，只要能维护（其）自由和（其）独立’”。此次内阁会议记录显示，丘吉尔象哈利法克斯考虑的那样，并不公开排除和平的可能性，“哪怕付出一部分领土的代价”也罢。但丘吉尔立即补充说，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他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只是相信，哈利法克斯将要会见刚刚抵达伦敦的雷诺。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雷诺是来伦敦看看英国政府是否象好几位法国部长希望的那样，同意就墨索里尼选择继续保持中立的条件问题试探这位意大利领导人的意见。根据英国关于会谈问题的说法，雷诺还建议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重新充当希特勒和盟国之间的调停人。（48）不管怎样，法国方面感到，英国政府内部开始出现的意见分歧，因为陪同雷诺访英的维尔吕姆在《日记》一书中写道，哈利法克斯“显示了聪明才智”，丘吉尔则坚持其“冒充英雄好汉的态度”。（50）
因此，英国战时内阁在当天傍晚举行了一次新的会议。哈利法克斯介绍的情况，激起了丘吉尔在英国工党大臣阿瑟·格林伍德和克莱门特。艾德礼支持下所作的明确反应。丘吉尔表示坚决反对任何谈判的思想，警告说要预防法国将英国卷入“一种在解决问题时附加不可接受的条件”的危险，并预先拒绝关于“我们将去会见西涅奥尔·墨索里尼，邀请他去见埃尔·希特勒，请他善待我们”的任何假设。恰好丘吉尔允许同意大利进行可能的接触，但哈利法克斯却从中汲取了一个结论，并让它写进正式会议记录。“如果我们最后能讨论一些关于总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