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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及法军所保存的、特别是在北非保存的一部分军用物资。但必须承认，戴高乐已经懂得了基本的东西。不久后，法国政府从波尔多迁到维希，但它一直受到德军援助的支配，以致它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和进行任何抵抗的可能性。每当在投降和灭亡之间作一选择时，法国政府必定选择投降，因为它已经为了苟延残喘而放弃了一切。停战的军队被化作小股部队，永远不能对敌人进行重大的抵抗斗争。北非的法国军队被限制在过去的规模上，始终受到停战委员会的监督，其军用物质被库存起来，受到监督，不再更新，所以注定是要过时失效的。如果德国同意—事实上，它即将同意这样做——法国的战舰在法国本土的地中海沿岸港口和在北非的港口被解除武装，那就意味着，这些战舰有可能在突袭中遭到截获，或者被迫自行凿沉。在法国国土的南北两个地区之间划定分界线，将战俘继续关押在集中营里，这样做就会使德国拥有讹诈的手段，并为所欲为地利用讹诈手段。总之，无论在未来的时期，还是在签订和约之时，法国政府都没有反对德国提出任何政治或军事新要求的手段。
希特勒赋予贝当政府这种停战，是为自己保留了进行战略和政治选择的一切自由。希特勒并未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是通过占领法国最大部分的领土，通过他能对法国政府不断施加的压力，通过他留给法国政府的一小部分军队，通过法国舰队的裁军，通过对驻北非的法国军队的监督，使得法国军队的残部全部瓦解。这样，希特勒没有结束任何最终的行动，没有作出任何不可更改的选择。法国殖民地和法国本土的命运，随时都可以根据德国的战略利益、政治需要和外交考虑来加以改变。这种做法适用于将来同维希政府的关系，也适用于满足西班牙为了同德国联合——如果有朝一日希特勒希望如此——而提出的条件。何况西班牙军队参谋长维贡将军已经根据佛朗哥的指示，在6月中旬考虑这个问题。⒁眼下，德国摆脱了法国这个打算优先战胜的敌手，保留了以后根据其需要来对付法国的权利，同时准备——它这样认为——同英国和谈的机会。
法国停战激发了英国人的愤怒和热情，这确实是戴高乐事先预见到的结果，是法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的、一种无药可救的投降。戴高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进行的预测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熟悉这个基本上依靠魏刚来决定一切的贝当。在这方面，戴高乐是一个例外。长期以来，戴高乐不能再赞同人们对贝当元帅大量表示的礼仪和传统敬意。戴高乐知道贝当的弱点和局限性；他在雷诺政府内部看到了贝当的两重性；他见证了贝当拼命想要投降的做法。当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述了他在翌日——6月15日到达英国之前、在波尔多度过的最后时光之时，他想要追述贝当的命运，勾勒贝当的肖像，这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里且不说，戴高乐甚至不改变他在1940年6月26日，“在飞越海洋上空时，通过电报”对贝当所作的指责。戴高乐尖锐地揭露贝当在这个可憎的、导致失败的法国军事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指控贝当签署了一份“不光彩”的停战协议，并且同意使祖国、政府和贝当自己“当亡国奴的地位”。
戴高乐描述贝当的这些片断，是他在回忆录里写得最精心和研究得最深的章节之一。
“多么大的潮流裹挟着贝当，把他引向多么不幸的命运啊！这个特殊人物在他的全部生涯中，进行了长期的克制努力。贝当是过分自豪，而不搞阴谋；过分强大，而不碌碌无为；过分雄心勃勃，而不是野心家。他在孤独中，滋长了一种统治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因贝当意识到自身的价值、遇到的逆境、别人对自己的轻蔑而在长时间里变得明显起来。从前，军队的光荣曾经给了贝当许多痛苦的抚爱，但这种光荣并未使他感到完全满足，因为它不是只爱贝当一人。而今，在贝当一生的严冬尽头，突然事件赋予他的天赋和骄傲以无限发展的机会，这是他盼望多年的机会啊！不过，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贝当接受灾难，就象他接受颂扬和光荣授勋一般。
“必须说明，不管怎样，贝当元帅认为战役已经失败。这位早在1870年的第二天入伍的老兵受到了推动，认为这只是一次新的法德战争。在第一次法德战争中，法国是战败国，但在第二次战争、即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无疑，法国与盟国一道获得了胜利，但盟国起到的是次要作用。而今，我们正在输掉第三次战争。这是残酷的，但是正式的。在色当战役失败和巴黎沦陷之后，就象当年梯也尔在同样形势下所作的那样，只是了结、谈判和届时消灭巴黎公社。据贝当老元帅的判断，战争的世界性，海外领土的机遇，希特勒胜利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的后果等是不应该考虑进去的。贝当习惯考虑的不是这些事情。
“尽管这样，我相信，假如在别的年代，贝当元帅是不会同意在放弃国家中红袍加身的。无论如何，我都确信，只要贝当作为他本人有多久，一旦认识到自己弄错，他就会重走抗战道路有多久；胜利还是有可能获得的；法兰西还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胜利。然而，唉！岁月已经消磨了贝当身躯下的坚强性格。年岁抛弃了贝当，使他卷入了那些善于用其庄严与厌倦来进行掩护自己的人的密谋活动。衰老犹如海上遇难。为了不宽容我们的一切，贝当元帅的衰老即将是法兰西遭遇的海难。”
这段文字具有文学之美，但这种美不应当掩盖其深刻的坚硬态度。戴高乐想要用高尚的文字来谈论贝当。但是，在这些令人赞叹的字句平衡后面，有着严厉的判断。戴高乐说“贝当接受灾难，就象他接受颂扬”，这是认为，贝当靠国家及其军队的投降来上台是可耻的。用此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基本情况来指出，“贝当习惯考虑的不是这些事情”，这是揭露贝当在智力方面存在的大缺点。抨击贝当的衰老等于“法兰西的海难”，这是说话谨慎，但语言中加进某种轻蔑的色彩。人们可以认为，在1940年6月，在由各种各样的国籍混杂在一起的所有当代人中间，戴高乐是一个无论在当前，还是在未来，都是对贝当毫无期待的人。他在这方面胜过任何其他人，也许几乎只有他一人是这样。
在6月22日发表讲话到6月26日发表可怕的、致签署停战协议的贝当元帅的广播讲话，戴高乐经历了漫长斗争道路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引导他去实现6月18日就制定的目标：要使法兰西作为独立的和当然的盟国重新参战，而不是建立一支与所有的大英帝国军队会合的辅助力量。戴高乐的出发点在于，6月23日英国战时内阁发表声明，消除了一切犹豫态度，结束了一切拖延的做法——伦敦曾迟迟不下决断，对波尔多突然奋起抱有幻想。战时内阁声明说：“刚刚签署的（法国）停战协议，违背盟国政府间业已郑重签订的协定，使波尔多政府处于一种完全屈从敌人的境地，使它失去了代表法国自由公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因此，英国女王陛下政府不再把波尔多政府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据此，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建议，支持戴高乐所考虑的、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设想。⒂丘吉尔对戴高乐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赞扬。哈利法克斯援引了那些准备在北非继续斗争和可能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士的名字。因此，当人们知道新组织能够怎样成立时，战时内阁就原则上同意承认这个取名为“解放委员会”的新的组织机构。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个法国的政权建立起来，并立即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在戴高乐看来，问题是要招募那些呆在伦敦、等待人们会在别处去找的、最著名的和最有威信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法国人。但是，戴高乐知道，必须迅速行动。已经有传闻说，在最有名的法国人士中间，有些人准备离走，有的去法国，有的则去美国。英国的历史档案能够援引涉及此事的法国人士的名字。⒃他们是以对英国的同情和熟悉而著名的作家安德烈·莫洛瓦；迄今担任法国驻英国大使的科尔班；《时代》杂志社长、投票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两名非共产党众议员之一、右翼议员亨利·德科里里斯；接近社会党的众议员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伦敦法国研究所所长德尼·索拉；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成员亨利·奥克等。人们也指出，某些乘坐《马西利亚号》船去北非、想要到那里去继续抗战的法国人士：前海军部长塞萨尔·康潘西，前外交部长伊冯·戴尔博，前内政部长和克雷蒙梭的助手乔治·芒代尔等。英国历史档案也显示，戴高乐并不指望前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雷热——雷热刚刚离开法国，来到伦敦——的支持，但他认为雷诺即将去美国。将来人们可以把雷诺领到英国来，让雷诺担任法国流亡政府首脑。
这些思考有可能使人失去时间。戴高乐远未肯定，上面提及的许多人士已经下了坚定的决心。于是，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想到发表一份宣布英国政府意欲承认法国“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与此同时，戴高乐将努力建立这个机构。他甚至建议，为了赋予解放委员会所希望的知名度，可以由戴尔博、康潘西或其他前部长来担任委员会主席。不管戴高乐在此问题上内心想法如何，有什么真实想法——他将从来不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起草了一份声明，并在6月23日星期日，在BBC广播电台上宣读。戴高乐宣布，“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成立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⒄该委员会“将报告其行动，要么是向合法成立的政府报告（一旦成立这样的政府），要么是向人民的代表报告（一旦时局允许他们在与其自由、尊严和安全相容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