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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一旦成立这样的政府），要么是向人民的代表报告（一旦时局允许他们在与其自由、尊严和安全相容的条件下聚集起来）”。在此期间，该委员会“将从司法方面管辖现在英国领土上居住的一切法国公民，领导一切现在英国或将在英国的军事和行政当局”。为了配合这个声明，还发表了两份英国政府公报。一份声称不再承认波尔多政府是独立政府。另一份则“将成立临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计划”记录在案（“该委员会将充分代表那些独立的、决心继续进行抗战、以便履行由法国签约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法国人”），并宣布“英国政府将承认这种法兰西委员会；只要法兰西委员会继续代表（一切）决心与共同敌人战斗的法国人，英国政府就将同它就一切与继续抗战有关的问题进行商谈”。
现在似乎就要朝创建一个代表法兰西坚持抗战的法国政权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但事实上，这一步并未跨出。现已确认，殖民地、托管地、委托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领导人没有使他们起初表示过的继续斗争的意愿变为任何行动。寻找那些本来可以组成丘吉尔和戴高乐计划中创立的解放委员会的知名人士一事也使人失望，没有结果。让·莫内没有改变他的意见，相信法国的政权只能在法国领土上建立，因此，他取道美国，从那里致函戴高乐说：“现在，复兴努力的出发地点不可能是伦敦。在法国人看来，以此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力象是一个由英国保护的、受英国利益启示的、因而注定要失败的运动，而这种失败会使今后的复兴努力变得更加困难。”⒅莫内致力于制止“自由法兰西”的诞生，向三位主管法国事务的英国最高人士揭露其弊害——即使不是危险的话。他们是前外交事务常任秘书斯皮尔斯、范西塔特及其继任者卡多根。据此，莫内完全不参加国内外的法国抵抗运动，直至1942年底为止。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其他的理由，许多人追随莫内的榜样。安德烈·莫洛瓦象小说家朱尔·罗曼和戏剧家亨利·贝尔斯坦那样，动身去了美国，在英国老朋友中间引起了失望和痛苦。后来，贝尔斯坦至少在美国公众身边，捍卫自由法兰西的事业。议员和《时代报》社长亨利·德科里里斯曾在该报上撰文支持过戴高乐的军事理论，并在最初的日子里向他提供过支持，现在也离走了，后来变成了反对他的最暴烈的政敌之一。还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一位是以佩尔迪纳克斯的笔名而著名的安德烈·热拉尔，另一位是在《作品》杂志工作，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行动进行过坚强有力的斗争的热纳维埃尔·塔布伊，他们都宁可离开伦敦。雷诺起先接受由贝当提议的驻美国大使一职，后来又在勒布伦的坚决要求下拒绝此职，最后在发生一次悲惨的车祸之后决计赴美。但在车祸中，德保尔特夫人在雷诺的身旁死亡，他本人受伤。9月初，雷诺遭到逮捕。芒代尔在其他议员的陪同下，乘《马西利亚号》抵达卡萨布兰卡，此后他被诺盖禁止同丘吉尔的使者发生任何联系。后来，芒代尔被捕和押回法国。最后几届法国政府的驻英国大使夏尔。科尔班辞职，后来在拉丁美洲退休。另一位非常有名的小说家保罗·莫朗作为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团长返回法国，不久后出任维希政府大使。法国使馆的大多数外交官当时甘心跟随他们的领导罗朗·德马尔热里——他们后来将归顺“自由法兰西”。德马尔热里曾追随雷诺左右，象戴高乐那样反对过一切停战计划，但他不能考虑同表面上合法的维希政府断绝关系。这些外交官象大多数在英国的法国人一样，认为应当回到苦难中的祖国，同那些被抛弃的家庭团聚。前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莱热途经伦敦，会见了戴高乐，赞扬戴高乐拒绝投降，但他也引述了莫内反对在英国建立一个法国权力的论据，并且立即去美国，在美国对罗斯福总统的助手施加一种始终敌视“自由法兰西”的消极影响。
当丘吉尔和戴高乐考虑建立“解放委员会”时，没有任何启示过他们的打算，或者几乎没有过任何这种打算。从表面上看，在6月18日号召书发表后不到十天，一切努力都有可能化为乌有。是丘吉尔的个人承诺作出了不同的决定。丘吉尔把戴高乐称为“法兰西统帅”，对此人的坚强决心和特有的“英国式”冷静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不想后退。6月26日，戴高乐向丘吉尔递交了一封备忘录，建议“不等组成一个所谓的全国委员会”，就立即着手建立一支由“法国委员会”指挥、象征法兰西继续参战的法国军事力量。27日，戴高乐再次会见丘吉尔，明确要求丘吉尔向自己“授权”，以便他开始抵抗斗争事业。但在当天，英国军队主要领导人对此提出了严重的异议，并且暗示那些追随戴高乐的法国人显然只是一些反叛者，英国外交部的好几位高级官员重新发起攻击，强调戴高乐——可以说，此人是毛遂自荐，作为英国的唯一法国盟友——的代表性很小。⒆然而，当晚，丘吉尔决计继续支持下去，并请来了戴高乐。“您是孤身一人！”丘吉尔对他说。“好吧！我就承认您这个孤身一人！”⒇28日，战时内阁赞同丘吉尔的决定，当晚10时用这样的词句来宣布：“英国女王陛下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所有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在为捍卫盟国的事业而归顺戴高乐。”这是一个模棱两可、同时内容空泛的声明。这个声明中没有包含关于法兰西政治前途的任何承诺，更没有包含关于法兰西领地完整性的任何承诺，并且不提被英国视为伙伴和盟友的任何法国政权。但它在下述两个基本点上是决定性的和明确的。从此，戴高乐以其名义，并且唯独戴高乐一人，被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看作是“所有自由法兰西人的领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将对这些自由法兰西人实行其权威，即戴高乐的权威并不局限于英国领土。
戴高乐立即作出反应，以此表明他理解英国政府声明的全部意义。
“我将使一切仍在英国领土上居住、或者来英国会合的法国人”戴高乐声称，“置于我的权威下”。
这样，戴高乐提醒说，他是从6月28日这天起，被英国政府承认为“自由法兰西”的领袖的。因此，如果人们愿意将法国人将要同意进行的一切战争努力都明确地归于法兰西，如果届时法兰西置身于战胜国阵营，那么这种努力都应当通过戴高乐来付诸实行。但是，戴高乐似乎再次将其权威限定在“仍在英国领土上居住、或者来英国会合的法国人”身上，并且保留了这样的假定：其他法国力量、其他领土和其他当局都会支持继续斗争——除非最后，戴高乐仍然孤身一人作此斗争选择，届时就象英国政府公报明确指出的那样，戴高乐对“所有自由法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实行都他的权威。丘吉尔在6月28日作出的这个决定性的举措，实际上伴之以下述三个问题的、明确的口头表示：关于将那些愿意被遣送回国的法国人撤向北非的问题，关于“自由法兰西”的志愿者想要获得的国籍的问题，甚至关于英国作出的“在获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恢复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如同战前一样”的承诺问题（21）。这些口头表示后来并未得到证实，或者失去了目标。但是，其基本的内容将永远继续存在，不管后来丘吉尔与戴高乐的关系发生什么变化。
准确地说，“自由法兰西”是在1940年6月28日诞生的。在那些最终已经决心离开英国、或者由于多种原因不愿意明确加入“自由法兰西”的法国人中间，有人有时也提到了戴高乐事业的个人特点，以及他下定的、将自由法国人置于“（他的）权威之下”的现时决心。但这里涉及到的是法国问题的中心。如果人们想要使法兰西继续参战和跻身于未来的战胜国之列，那就必须使任何抵抗行动——不管任何法国人所为，也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归功于法兰西。因此，就必须使法兰西体现为唯一的权威——刚刚得到承认的戴高乐的权威——否则，盟国就会同一些法国当局或分散的组织打交道，并根据这些当局或组织提出的利益，分别进行一次次的个案处理，而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法兰西并没有成为负有义务的盟国对话者。因此，戴高乐在这个6月28日——6月18日号召书发表后的十天，在他起初设想的事业中跨出了第一步，但这是决定性的一步。
几天后，戴高乐的抵抗事业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打击：轰炸米尔斯克比尔的悲剧。人们可以确定，这些悲剧起因于6月23日。这天，英国政府的官方战报报道说，英国政府以为了解停战协议的一些条款规定。“德国的条件是要求在法国港口将法国舰队归还德国……法国的反建议并未完全遭到（德国的）拒绝。”因此，在伦敦，人们知道该停战协议的要点，还听说法国的谈判者试图避免让法国战舰被迫返回其和平时期的船籍港，因为这些港口大多已被敌人占领。（22）然而，人们对其他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显然，达尔朗答应过要把德国想要强加于法国的停战条件通报英国，但他却不守诺言。此外，法国海军驻英国使团团长、海军上将奥当达尔在英国海军大臣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他也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通报。
此事足于激起丘吉尔的强烈反应。既然达尔朗不遵守其昔日的诺言，那又怎么能相信他将来信守永远阻止德国扣押法国舰队的诺言呢？海军上将奥当达尔也无法使英国政府搞清问题，因为他甚至没有收到达尔朗为了解释其选择而在6月22日向他发出的那些电报。他只收到唯一的一封关于停战协议条款的电报。电报明确指出，“一切被接受的协议条款都以下述事实为条件：法国舰队仍然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