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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比如表现为大众的戏剧。这种大众戏剧上演了一些反对爱国主义的戏：《在比里比》、《红色的罢工》、《拒绝服从》、《龙》等。特别是《最后一个子弹夹》，在最后一场中表现了一些士兵，他们刚刚杀死自己的上司军官，因为他们最终明白了服从是一种罪恶……事实上，在世纪之交，当局乐于使用军队来对付到处发生的罢工。人们看到，部署军队来保卫那些有可能遭到骚动威胁的老板的住宅，这不是个别的事情。早在1891年，在福尔米爆发了第一次枪杀，此后在圣太田、马恩河畔的夏龙、拉翁－勒塔普、德拉韦耶、维尔纳夫－圣乔治等地发生……但那些穿制服的军官为了不遭到咒骂，而宁愿躲离工人区。
戴高乐本人对这种军队同工人阶级的冲突，有过两次亲身体验，因为——就象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第33步兵团的下士。第33步兵团被派到敦刻尔克去对付罢工者，但团长施瓦茨上校则以下令部队从步枪上拔下刺刀作为交换条件，获得了罢工者保持安静——其结果引发了陆军部的调查……后来，戴高乐作为第33步兵团少尉，在朗斯的一次矿工罢工中，亲眼目睹了军马离开矿山的情景。
“我看到此情此景时感到极为震惊”，戴高乐写道。“那里有矿工的妻子，她们脸色忧伤（……）因为这（……）意味着一次长期的罢工，即家里再也没有面包，即生活贫穷……”（但他也对部队同人群相处亲密感到震惊。）“当场的大多数矿工曾在第33步兵团服役，他们同穿军服的伙伴见面。‘您好，我的中尉！’有人对我喊道。我便从矿工中间，认出了我的那些老朋友。”
如果说在工人阶级中，反军国主义显得相当普遍，那么反爱国主义就肯定不是同样普遍的。不过，这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学说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法国占了主导地位；而这种思潮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岁月里，以及在此之后，在工人运动中占过主导地位，然后才由朱尔·盖德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不多不少地占了上风。不管怎样，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重新聚集在1905年成立的、唯一的众议院党团中。1906年，在亚眠举行第一届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了法国总工会，法总的诞生明确地揭露了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相似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于是开始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的阶段相适应的社会斗争大潮。这年3月和4月，北方的矿工举行罢工。5月1日，在巴黎举行了激烈的游行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1907年，社会斗争以每周休息为口号。同年3月，电工罢工；4月，食品工业的领薪者罢工；5月和6月，马赛、勒阿佛尔和敦刻尔克等地参加过海军军籍登记的海员罢工；年底，巴黎建筑工人罢工。
1909年5月，当第一次尝试的总罢工发生时，戴高乐正在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戴高乐准备从事在他看来是国家统一完美象征的军人生涯，进入这支他认为是被外国视为保持某种一致的殿堂的军队。对戴高乐来说，即使他已经理解社会分裂的合法性和理由，社会分裂也会显得是国家的严重弱点，而外来的危险正在逼近。也许戴高乐认为，对于一个象法兰西这样的国家来说，社会团结也是国家团结的条件。但是眼下，在戴高乐眼里，特别是和平主义是可耻的和危险的，这是无疑的，因为此时他把和平主义看作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盲目性。戴高乐不怀疑，战争总有一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爱国主义——这是戴高乐亲身体验过的、比任何其他感情都显得更加重要的、唯一的深情——也是一种威胁。对此，人们在戴高乐数年后对第33步兵团下级军官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找到反响。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就选择到第33步兵团服役。这次讲演的题目恰恰是“论爱国主义”。戴高乐指出：“我并不认为，任何人类之爱都不会启示更多的忠诚和更纯洁的忠诚。我们想要反对的是，只是沙文主义而已。是这种思想状态，总是盲目地判定自己祖国在境外的一切好坏行为全都有理。对此看法，必须回答说，即使沙文主义是一种暴行，其价值也比往往说理的爱国主义高出百倍，千倍……必须让韦森热托里、让娜·贞德、维拉尔成为沙文主义者，来完成历史业已传递给我们的任务。
正如半年前，德鲁莱德——德·弗雷西内先生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国者”——对我本人所说的那样，那种爱自己母亲并不甚于爱其他母亲的人，是既不爱母亲，也不爱祖国的。”戴高乐对德鲁莱德这位人民民族主义的颂扬者的引述，只能解释为，激烈地反对和平主义派别，而戴高乐知道和平主义派别，至少对一部分法国社会的诱惑，即使实际上他认识的和平主义支持者很少也罢。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的开头列举了民族分裂的问题单子，他说这些问题在家庭的对话中出现过，如“放弃法绍达、德雷福斯案件、社会冲突、宗教不和”等。人们从这份问题单子看到，就其智力和政治培训而言，必须赋予这些“冲突”和这些“不和”何种地位。人们最少可以说，对法绍达的回忆已经变得更加遥远了，因为事件发生在1898年。那年，当法国政府决定派马尔桑上尉的使团到尼罗河上游地区时，它知道这会遇到英国人向大湖的渗透，但它却认为，这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提法国在埃及利益问题的最佳手段。当法国政府遇到英国人持不妥协立场，要求它在举行任何谈判之前先撤回马尔桑军事使团时，它在不作重大辩论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撤退决定，这只能意味着法国的简单外交行动的受挫。但是，即使法国公众舆论——它对问题的实质不大了解，但关心阅读那些本身也不大了解情况的报纸——对此感到有点不安，即使戴高乐用伤心的语言去谈论法绍达，都是正常的事情，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也已更好地估量了放弃法绍达事件的意义。实际上，该事件并未使法国人长期感到恐慌。法国人注意到，在法国当时同意撤回军事使团后，英国则相应地同意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高原地区和西非作出有利于法国的领土安排，然后在摩洛哥危机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法国的立场。
反之，虽然德雷福斯案件在戴高乐长大成人之前就得到解决，但它对戴高乐留下的痕迹太多，以致他不能不汲取历史教训。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为人诚实，讲思想自由，他早已明白德雷福斯清白无辜，并对周围的人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亨利·戴高乐所在的社会阶层里，人们经常这样写道，也并非罕见，正如《费加罗报》及其总编科尔内里领导的、支持德雷福斯的持久宣传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费加罗报》的文章汇编至今还是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好的证词之一。因此，戴高乐在1938年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就此写了长长的一段，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由于一种厄运的缘故”，戴高乐写道，“在公共精神趋于同军队疏远之时，爆发了这场最能使恶意胡勾结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诉讼中，并不缺少那种会毒化激情的一切。司法错误是真实的，即伪造、前后不连贯、滥用指控，但那些以信仰为由或以国家利益为由，想要把为祖国服务的最高领导层视为圣明的人，却厌恶地拒不接受司法错误；黑暗是令人生气的，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阴谋、供认、食言、决斗、自杀、附加的案件，使对立的两派不断地发怒，并且不断地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论战是诬陷人的，被报刊、论战小册子、讲话的全部声音所加剧，毫不宽容；疯狂的情绪是不健康的，这种对法国人势力——四分五裂的法国人还从这种势力中寻求联合——的象征的最起码的尊重，同那些相互的目光、信念、友情都沉沦在疯狂之中。”
这篇文章是说明问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深信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但他对某些“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德雷福斯派”的意愿很反感。因为他们想要赋予其事业的，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政治和道德意义，而且是反对军队本身、即反对国家机构——在戴高乐看来，国家机构本应得到民族一致的支持——的可怕的延伸。
人们看到，戴高乐受到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全国形势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甚于个人的或家庭的影响——人们几乎看不到它们在戴高乐身上有什么深刻痕迹。戴高乐是否同样地、或者更多地受到当时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呢？大多数戴高乐传记作家都这样认为，全都以戴高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描绘法国时所写的、有关的一个短段落作为依据。这是《法兰西及和它的军队》一书的一段。
“在思想领域里”，戴高乐写道，“布特鲁们、柏格森们达到了最高水平，他们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重新开始对贝玑进行秘而不宣的弘扬，恢复了一代青年——他们感到收割者的到来——的早熟。在文学领域里，有巴雷斯的影响，他在精英们身上发现了他们同祖先的联系，同时使他们获得了民族永恒的意识。”
这里的每个词，每个名字都是说明问题的。从19世纪结束起，布特鲁就对法国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施加了重大影响。布特鲁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代表下述的试图：克服那种通常被承认的、科学的绝对必要性同宗教的绝对必要性之间的矛盾。由此，他回答了基督教徒的期望——长期以来，他们将科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或者至少是不可知论的实证主义，当作挑战来加以接受。当时，布特鲁对实证科学原则进行的批判被认为是杰出的批判，尽管他的哲学不是别的，只是一种赋予现代科学发展以精神第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