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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启示英国报界和英国普通公民的反应的不仅仅是里什蒙·当布尔广告社出版的小册子，而且是自由法兰西历史上的首批佚事。例如，人们注意到，从7月底开始，有自由法兰西的三架飞机参加了对鲁尔地区的空袭。人们报道了法国越狱者所经历的、不平常的冒险。人们讲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加自由法兰西的情况，并夸大了参加者的人数。人们报道了7月14日在伦敦举行庆祝法国国庆节的简朴仪式，戴高乐检阅了自由法兰西人的第一分队，其中，有未来的第五共和国部长伊夫·盖纳。从此，不管英国报界态度发生何种变化，英国人民对自由法兰西的无比友善态度将永远不会改变。戴高乐深受感动，向英国人民表示了一种对其他国家人民从未有过的敬意，表达了一种尽管法英关系将来发生变化、但不会改变的友好感情。
“英国人民向我们表示的慷慨友情是人们不能想象的……前来将其劳动、时间、金钱交给我们支配的英国人也是人们不能计算的……当英国报纸报道维希政府判处我死刑和没收我财产时，有些匿名者把许多金银首饰交给了卡尔东·加尔当，几十位无名的寡妇送来了她们的结婚戒子，要让这些黄金能用于戴高乐的事业。”
自由法兰西迈出的第一步既是默默无闻的，也是坚定不移的。（35）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6月18日号召书是戴高乐在位于“西摩·格罗夫”的7－8号，面向海德公园的让。洛朗的寓所里起草，由戈德弗瓦·德库塞尔招募来伊丽莎白·德米里贝尔打字的。在这些最初的日子里，德库塞尔说服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的其他两位少妇，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常设班子。6月19日，有些人听到了戴高乐的号召书，或在报纸上读到了号召书，能够获得同戴高乐会合的地址。德库塞尔登记了他们的名字。第一位是来自伊斯巴诺－苏伊扎的机械师。紧接着是两名新闻记者，一位是以皮埃尔·布尔当的名字被称为社会名流的皮埃尔·马尤，，他后来同戴高乐拉开了一定距离；另一位是罗贝尔·芒让，他几乎很快就憎恨了戴高乐。一位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工作的、具有大中学校英语教员学衔的人埃米尔·德拉弗内也来了，但不久后就疏远了。工会积极分子亨利·奥克，出身于最左翼的社会党人家庭的律师安德烈·维伊－居里埃尔，在51岁从军和从敦刻尔克回来的新闻记者、勃鲁姆办公室前主任乔治·博里斯，这些人都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自由法兰西。卡蒂安珠宝店英国分店经理艾蒂安·贝朗热自愿为戴高乐当司机，同戴高乐建立了友好关系。大学生和空军的观测员克里斯蒂安·富歇甚至在戴高乐之前就离开了波尔多，他一听到贝当要求停战，他就马上来报名了。然后是梅塔迪埃上尉，从前当过医药公司的经理，他获得了1000英镑的贷款。此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兰西学院院长德尼·索拉，以及克洛德·埃迪埃·德·布瓦斯朗贝尔。后者是诺曼底的好好先生和打猎爱好者、后备役的坦克中尉。作为驻英国第一装甲师的联络官，布瓦斯朗贝尔于6月19日成为第一名归顺自由法兰西的军官，他也在6月22日和23日，为自由法兰西争取到五名联络官校友。
恰好自由法兰西总部在6月23日搬了家，安顿在泰晤士河畔，靠近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的维多利亚河堤，在一些属于伦敦警察厅的办公室里。这座大楼名叫圣斯蒂芬大楼。吉拉尔中尉在一家私人报纸上报道了对这座大楼的印象。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亚克引述其报道说：“这是一座忧郁的大楼，大楼正面呈暗黄色，体现出一种缺乏优雅的新弗拉芒风格。沿着陡直而阴暗的楼梯上到五楼，那里有一扇毛玻璃门，上面挂着130号的牌子。进了门，里面有一条光线昏暗的走廊。靠左手有三个房间。第一个房间住着德库塞尔，他面对着一堆堆信件，忙不过来。第二个房间是戴高乐将军住的房间。第三个房间住着两名女秘书，德米里贝尔和迪朗夫人。靠右手，有一个住家样子的大房间，里面好象晃动着三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将军一个一个地接见我们。在将军简陋办公室唯一的窗户背景下，从逆光中显现出他那高大而笔直的身影。他简短地询问了我的部队和我的学习情况。我回到了那个大房间，布瓦斯朗贝尔坐在唯一的椅子上，敲了一下桌子说：‘先生们，稍为安静些。我们现在开始了。谁有纸和铅笔？……’当晚，有几位忠实的人来同我们会合……其他的人则在明天……我们在几天中经历了浮沉。我们的兵员大量减少，我们心里思量，英国人是否会放弃我们，因为他们看上去怀疑我们，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设置障碍。”
皮埃尔·德尼即将成为自由法兰西领袖戴高乐的首批民事助手之一，他也谈到了对圣斯蒂芬大楼的气氛的印象：“楼梯上站满了戴红绒球的水兵和制服上带有冒险经历痕迹的志愿者，走廊上的东西很难撤空（……），充满着动员中心的气氛，混乱和好意的混合，无法预料的会见，刚刚开始来的同志情谊，每人对担负任务的渴望——不管这个任务有多少可笑。”可是，到自由法兰西总部来的人络绎不绝。继勒内·卡森之后，是海军少将埃米尔·米泽里埃。几个月前，达尔朗就免去米泽里埃的马赛海区司令职务，让他退了休。戴高乐则任命他为尚未建立的自由法兰西海空军司令。工兵上尉安德烈·德瓦弗兰，这位巴黎工艺大学的毕业生和圣西尔军校的工兵学教授从挪威过来，立即被任命为尚未组建的参谋部第二局和第三局局长。莫里斯·舒曼象勒内·卡森和雷蒙·阿隆一样，通过圣－让－德吕克过来。自从戴高乐经常去现代之友协会以来，他就认识舒曼，他们象菲利普。塞尔和达尼埃尔－罗普一样，有好几个共同的朋友关系。6月30日上午11时，戴高乐向舒曼简述了他对战争态势的想法，以及对在战争中必须发挥的作用的看法。
“我认为，俄国将在美国之前参战，但俄美两家都是彼此参战的。您读过《我的奋斗》吗？希特勒想到了乌克兰。他抵制不了那种想要解决俄罗斯命运的欲望，这将是希特勒失败的开始。。。。。假如希特勒要来伦敦，那他早就在伦敦了。现在，只是在空中进行英国战役，所以我希望法国飞行员参加空战。总之，战争是一个可怕的而正在被解决的问题。还要将整个法兰西引向好的方面。”
6月27日，戴高乐的另一个战前朋友加斯东·帕尔维斯基直接听到了自由法兰西精神的呼唤。当时，帕尔维斯基在突尼斯服役。几周后，他抵达伦敦。苏弗莱上尉同第101飞机驾驶学校的五名同学得以来到英国。这时，抵达英国的有现役军官让·西蒙中尉，从海外法兰西学校毕业的皮埃尔·梅斯梅尔少尉，他们在马赛上了“卡波·奥尔莫号货轮”，并在船长的同谋下，在直布罗陀海峡改变了货轮的航向……6月29日，勒内·穆肖特也抵达直布罗陀，他将指挥自由法兰西空军的阿尔萨斯大队。但空军上尉德旺德弗尔却永远也到不了直布罗陀，因为他被西班牙的防空部队击落。
在抵达伦敦圣斯蒂芬大厦之后，皮埃尔·德尼采取了罗藏的化名。德尼具有大学历史教师的学衔，但他曾在国家公司的金融部门和一家银行里工作，现在则负责自由法兰西总部的财政。德尼讲述说，在他抵达英国前只有14个先令的经费。这14个先令花完了，他就不得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10个先令，来付发两封电报的费用。这种极端的贫困只有靠赠款来加以缓解，如一位1914年战争时期在外国军团打过仗的叙利亚老兵捐了一个钻石。只是在英国国库提供了两笔首批贷款之后，才结束了这种极端的贫困。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英国国库在7月1日至8月27日期间，将2万英镑拨进了以“戴高乐将军”名义在英国银行开设的帐户。
7月24日，自由法兰西总部再次搬家，但这次是搬进了位于卡尔顿花园大街4号的美丽大厦。在未来的四年里，美丽大厦将是悬挂法兰西国旗的“总部”，其月租为850英镑。这里位于英国政府机关和俱乐部的街区中央，总部拥有七层楼和70个办公室。从此，自由法兰西有了自己的“首都”。拥有一定知名度和份量的首批法国人士到这里来，同戴高乐举行会晤。他们中间，只有唯一的一位前部长：皮埃尔·科特曾在人民阵线第一届政府里担任过空军部长。尽管科特为了最终使法兰西拥有一架轰炸机进行了努力，但右翼报纸开展了激烈的反科特的宣传运动，使整个军界不幸地迷失了方向。戴高乐被迫将科特挤走，他曾对科特承认，如果不挤走科特，那自由法兰西的首批飞机就会离自己而去。唉，除了前部长戴高乐给科特发过一封私信以外，这种对科特的不公正后来将永远没有得到完全的弥补。除了科特以外，唯一投奔自由法兰西的议员是默尔特－莫泽尔省的众议员皮埃尔－奥利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