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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起，在伦敦发生了反对自由法兰西领袖戴高乐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后来还越演越烈。与上述溢美之词相比较，这种争论的激烈性显得更加奇怪。人们从《法兰西报》这份在英国出版的唯一的法文日报中，可以看到激烈争论的最初迹象。8月26日，《法兰西报》是在丘吉尔和达夫·库珀的鼓励下，由一个社会党观点的新闻记者小组发起创刊的。其成员有乔治·贡博及其儿子夏尔，《人民报》的工作人员路易·勒维，在被乔治·博内排挤之前曾任外交部新闻处处长的皮埃尔·科梅尔，以及在人民阵线政府里担任法兰西海外领土部长的社会党人马里尤斯·穆泰之子居斯塔夫。《法兰西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由戴高乐亲自撰写的简短的社论。“一切用于打击敌人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和健康的，”戴高乐写道。“《法兰西报》就是这样，它想要激励人们去抗战”。戴高乐还指定安德烈·拉巴斯为驻《法兰西报》的代表，任两总编之一。《法兰西报》的领导机构同自由法兰西之间的矛盾发生得比较早，以致在1941年必须签订一个明确的协议。《法兰西报》在协议中，保证放弃“任何对自由法兰西的人事所进行的一切论战和批评”。有些人认为，问题在于避免发生新的敌视自由法兰西的宣传运动，因为这些运动在戴高乐及其战友同英国的关系经历最严峻考验的时刻，在维希政府还能自以为有某些社会影响的时刻，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其他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绝大多数自由法兰西人对于一家在战争高潮时期在伦敦出版的日报，每天攻击戴高乐及其抵抗斗争事业的宣传运动，都是会很难忍受的。不管怎样，这个协议得到了遵守。反正《法兰西报》的领导核心只是进行一种温和的、有时则是激烈的敌视活动，他们往往是私下发表观点，有时则通过由他们成立的“让·饶勒斯”小组发表意见，但主要是在同伦敦政界、英国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发表意见。《法兰西报》基本上指责戴高乐渴望当独裁者，不援引法兰西共和国，周围簇拥着一个极右翼小组。他们能有什么基础呢？
夏尔·贡博叙述道，在《法兰西报》创刊号发表后的第二天，他就接到了自由法兰西总部一位军官打来的电话。这位军官向贡博转达了戴高乐对日报创刊表示的祝贺，但他好象以戴高乐的名义说话那样，要求贡博取消报头下面的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因为贡博反驳说，那是共和国的箴言，所以这位军官便回答说，“在目前的时势下”，这个共和国的箴言有可能使法国人发生分裂。如果贡博的叙述准确无误的话，那么他显然证实，这位自由法兰西军官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是同第三共和国紧密相连的——持保留态度，并害怕它们对自由法兰西的某些盟友产生影响，除非他表达的只是个人的感情。不管怎样，《法兰西报》保留了共和国箴言，再也没有任何人重提此事。凡是受到让·拉库迪尔询问过的人都证实说，“在戴高乐将军当时私下和公开所说的讲话里，没有任何词句使人想到，他会启示一位军官去进行这样的交涉”。
人们也可以引证一位首批归顺自由法兰西者安德烈·韦伊－居里埃尔的事例，他抱怨自己因犹太人出身而受到排挤。可是，除了与此相反的其他事例之外，韦伊－居里埃尔恰恰是很早和首批被任命为驻法国重要使团的负责人之一。不管怎样，《法兰西报》的领导人在英国，是最有资格通过他们的接触和战前回忆录知道，在戴高乐开展的关于支持装甲武器的宣传运动中，他从左翼得到的支持要比从右翼得到的多得多。而这些支持者有菲利普·塞尔、马塞尔·德阿、雷奥·拉格朗热、约瑟夫·保尔·蓬库尔；保尔·雷诺作为戴高乐当年似乎最接近的政治家，曾遭到《法兰西行动报》几乎每天都进行的、最粗暴的攻击，并象戴高乐在其信函和谈话中所做的那样，表示支持同苏联结盟，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持续抵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行动。也许这些《法兰西报》领导人甚至知道，戴高乐在巴黎经常拜访的、唯一的知识界圈子就是由梅耶上校所推动的知识界圈子，梅耶的基调毋容置疑地是共和主义的和民主的——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戴高乐参加过“现代之友”协会。事实上，“法兰西报”的领导人和那些围绕他们转动的知识界人士，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些。如果人们根据戴高乐周围的人来加以判断，那么戴高乐是否被怀疑有独裁的企图和对极右翼的同情呢？不管怎样，人们在伦敦时可以知道，戴高乐等待的不是右翼的头领——尽管，象路易·马兰那样的某些右翼头领，已经决心同敌人和维希政府进行斗争——而是一些更加带有左翼标记的、或者业已参加反对法西斯国家斗争的政治家：赫里欧和让纳内，芒代尔和雷诺。但他们都没有来。
然而，自由法兰西的首批归顺者至少证实了，他们在舆论观点方面具有最大的多样性。诚然，某些人象大多数年轻的军官和官员——他们态度更为保守或温和，但当时他们完全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对敌人和维希政府的斗争——一样，从来不必要采取立场。后来以“帕西上校”著称的德瓦弗兰上尉遭到伦敦反戴高乐派的最无情的攻击，但他从未有过政治承诺，后来他声称曾经“表示过拥护西班牙共和国和反对慕尼黑”。人们从未能提供半点论据，证实那些所谓戴高乐同卡古尔组织、以及其他极右翼地下组织有关系的传言，而那些认识戴高乐的人也不能简单地相信这种传言。在戴高乐派到国内工作的联络员中间，有两位是属于极右翼组织的，他们是弗尔格上尉和杜克洛中尉——而杜克洛比弗尔格更加坦率地承认戴高乐。但事实上，他们不是承担任何政治使命，而只是接受过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不过，弗尔格在执行其国内首次使命中，自愿同战前的政界人物进行接触，而且象人们看到的那样，恰恰是接触左翼人物，甚于右翼人物。帕西上校在戴高乐最亲近的助手——社会党人皮埃尔－布洛克、社会党人路易·瓦隆、斯泰发纳·埃塞尔之列，而戴高乐的同情态度将这些人都定格在左翼。
在自由法兰西的全部历史中，戴高乐的主要对话者是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利普、社会党人皮埃尔·布罗索莱特、皮埃尔·科特的前办公室主任让·穆兰。大家都赞赏戴高乐，甚至布罗索莱特变成了戴高乐的朋友。诚然，在这位自由法兰西领袖身边，有一些难于归类的政治家，就象无数的法国人始终是难以从政治上分类一样。他们是克洛德·塞勒尔，他在战前读过左翼知识界爱读的《箭》周报；有意不是因循守旧的外交官弗朗索瓦·库莱；乡村绅士和热心的打猎者埃迪埃·德布瓦斯朗贝尔，他肯定是远离左翼，但是，与其说他保守，倒不如说他独树一帜。在这些人一边，勒内·普列文来自布列塔尼的共和主义传统。勒内·卡森是左翼人物的典型。莫里斯·德韦让担任过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是一个众议员，属于一个非常接近社会党的议会党团，他立即被指定为自由法兰西的政治事务负责人。乔治·博里斯曾经担任过莱翁·勃鲁姆的办公室主任。莫里斯·舒曼因战前是最坚决的反法西斯的记者之一而著名。海军上将米泽里埃被人们错误地誉为“红色水兵”，但不管怎样，他遭到了海军内部最传统主义的和最保守的人们的憎恨。朱尔·哈坎是工会主义者，亨利·奥克则是社会主义观点。雅克·苏斯泰尔担任过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同盟的总书记。帕蒂将军被戴高乐任命为他的私人参谋长，后来帕蒂将作为参议员，加盟共产党议会党团。
必须下结论说，在戴高乐的周围，在他的四周，在他的战友、特别是在他赋予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任务的人中间，有一些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毋庸置疑都处于左翼的人物。对此，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伦敦的反戴高乐派的敌视态度——这几乎是萦回他们脑际的问题——是正确的。人们应当从中得出结论，在这个反戴高乐派中，最有影响和态度最积极的人物不是从经验中，而是本能地从那些强烈的偏见中得到启示，而这种偏见在这些人身上则求助于某种政治传统、某种心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