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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为提出。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
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
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
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以上所说，是近日办事的方法，全在宗教、国粹两项，兄弟今天，不过
与诸君略谈，自己可以尽力的，总不出此两事。所望于诸君的，也便在此两
事。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更传染与四万万人。至于民族主
义的学理，诸君今日，已有余裕；发行论说刊刻报章的事，兄弟是要诸君代
劳的了。
民国光复
所谓辛亥革命者，其主义有二：一、排斥满洲；二、改革政治。前者已
达目的，后者至今未成。有功于光复之役者，今存在尚夥，特众口纷纷，归
功于谁，亦未能定也。当时之改革政治，亦只欲纲纪不乱，人民乐生耳，若
夫以共和改帝制，却非始有之主义，乃事势之宜然也。
按清入主中原三百年间，反清之意见，时载于书籍，鼓励人民之同情，
今举其一代所宗大儒之言论以概其余。顾亭林《日知录》中解《中庸》“素
夷狄行乎夷狄”，见目录而解义删去。然见钞本《日知录》中说曰：“居处
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谓
可仕于其朝也。”又解《论语》“管仲不死子纠”，谓“君臣之分，所关者
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
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即见亭林之志矣。王船山亦谓：“一朝之变革不足
论，惟宋之亡于夷狄，则中国失其为中国矣。”又云：“种族不能自保，何
仁义之云云。”二先生学问极大，见地独高，故彰明于世，学者宗之。而草
野户牖申诸儒，与二先生论调同而名不显者，不知几何也。吕留良之意见与
顾、王相同，及曾静狱兴，事乃大露，清廷因之大兴文字之狱，以集《四库
全书》之名，焚禁天下诋毁清廷之篇籍。秦始皇焚书，刘向校书，二者不可
得而兼，惟清四库馆则兼而行之，其防制可谓无微不至。然不知此种观念已
深入人民心中，故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孙中山虽未读顾、王诸先生之
书，亦能起兵抗清，何必读书之上为能然耶？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
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夏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及读《东华
录》至曾静案，以为吕留良议论不谬，余遂时发狂论曰：“明亡于满清，不
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及后与梁启超等相处，康、梁主保国、
革命同举，并谓“保中国不保大清”。是时上海报载广东人孙文于英国伦敦
为中国公使捕获，英相为之担保释放，余因询孙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
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
庚子拳乱，八国联军入北京，唐才常辈藉勤王名，主张革命，发表宣言，粤
人容闳手笔也，严复译成汉文，大意诋毁清政，别立政府，而又云戴光绪皇
帝为主。余不然其说。时康、梁之徒已渐变原有革命主张，而趋重保皇，遣
人询余意见，余力言奉戴光绪为非，因剪发自誓。后因《驳康有为书》及序
川人邹容《革命军》被捕，与邹容入上海狱。三年期满，出狱东渡，同盟〈会〉
已由孙中山、黄克强等成立，以余主《民报》。初，孙之兴中会可号召南洋
华侨，黄之华兴会可号召沿江会党，徐锡麟等之光复会可号召江、浙、皖士
民。三党纠合为同盟会，惟徐锡麟未加入。黄克强系两湖书院出身，留学生
亦多通声气，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生影响。自余主笔《民报》，革命之说益
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至辛亥革命之主谋，则湘人焦达峰也。达
峰者，共进会会员，初与湖北日知、文学等会议起事，焦建议自湘首倡，鄂
响应之。并曰：“若湘起后，鄂于十日内不响应，则湘将以鄂为敌人。”适
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等谋炸事露，总督瑞澂大索鄂中党人，于是鄂不得
不先湘发难，占据武昌，举黎元洪为都督。清廷命黄忠浩发湘省防军袭武昌，
势甚急；焦达峰起，袭取长沙，杀黄忠浩，革命军势益盛。未数日，焦氏被
梅馨所杀，传为谭延辏е魇梗涫陆裼涛疵饕病Ｊ惫步嵬蝗黄鹗拢嘶�
首领俱未知之，孙在英，黄在香港，即与谋之宋教仁、谭人凤，亦谓须训练
三年方可从事，未料及起事如此之速。共进会由张伯祥组成，其成立在同盟
会后，起事则先之。初，黄兴在大森，尝劝达峰并入同盟会，达峰以同盟会
舒行阔步，未果。
革命之成功原因有二：一、远因，排满思想潜伏已久；二、近因，党人
鼓吹甚力。虽共进会有倡义之功，若无同盟会之鼓吹革命，布置各省革命基
础，则绝无如是大之影响。当袁世凯命冯国璋攻下汉口，不敢复取武昌者，
以革命军已遍满南方，不可复抑也。若只湘、鄂二省，袁何爱而不攻耶？故
同盟会有倡始布置之功，而共进会有实行发难之功。姑以奕喻，布全局与白
黑相杀，在奕中有相等之重要。布局，同盟会也；相杀，共进会也。今日咸
以实行之功归诸一二人，虚妄已甚，其去魏收史不远矣。
武昌立政府后，黎元洪为首，同盟会则以孙文为首，国之元首有相争之
局，故行共和制以均衡权力，乃举孙大总统，黎副之，此固不得不然之势，
而事前筹备实未尝周密也。试观袁世凯称帝，同盟党员附和者尚有其人；张
勋复辟，未有一人附和者，虽今伪国成立，党员附和者亦绝无其人，皆足徵
革命之起实为排满也。
宋案发生，孙、黄欲举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郑孝胥之愚，议举溥伟为
总统，以诱致冯国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郑，梁大骂而去。若余
不阻之，虽满清不能兴，然于黄一生功绩将受影响矣。以上皆论排满之事。
今论政治之改革。政治至今只有纷乱而无改良，盖革命党人忠实者固多，
而好勇疾贫行险侥幸者亦不少，其于政治往往隔膜。当革命未成时，群目宋
教仁为将来之政治家，然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
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矜为奇异。不知此二制度，中国已行于唐、宋。
副署之制，唐时诏令俱然，并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为制敕，其所谓墨敕内降
者，则出乎法外者也，逮宋亦然。明之内阁大学士，实即唐之翰林学士，只
是天子秘书，故不能副署诏令。清亦沿明制，然如军机大臣奉上谕，内阁奉
旨，虽不以人署名，而以机关署名也，则未尝无副署之意。下此则州县决狱，
典吏亦须副署，此何足矜为奇创耶？又两院议可否，唐之门下省给事中，即
议诏令可否者也，有封还、涂归、批敕诸名，宋、明因之，清则将给事中并
入都察院，无封还诏令之权，仅能分发诏令与各衙门，所谓邸抄者也。唐给
事中四人，明设六科，亦只数十人，而国会议员至数百人之多，当时所选者
半非人望，议员以可否权之奇货自居，于是势凌总统，敲诈贿赂，无所不至，
国会名誉扫地无余矣。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
由今观之，其政治知识实未备也。
上述诸事，欲政治之澄清，岂可得乎？孙谓革命尚未成功，信然。党员
步调不齐，人格堕落，革命初成时已渐暴露，黄在汉阳，尝以扩大同盟会远
询于余，余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其后同盟会与统一
共和党吴景濂等五团体合组国民党，竟留十二年曹锟贿选之丑，可见其政治
上之节操，与其维持共和之能力矣。
（本文象章氏在1933 年10 月10 日的演讲词，李希泌笔记，见《章太炎
先生讲演录》，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
（以上均引自《章太炎政治选巢》中华书局77 年版）
蔡锷
一八八二——一九一六
湖南邵阳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1898
年，蔡锷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从师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接受维新变法思想，
并参加维新变法派组织的自立军，准备拥护光绪皇帝当选而起兵“勤王”，
起义失败后留学日本，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懂得救亡图存，
必须革命，要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此后立志习武，以图报国。1904
年，学成归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等省训练新军，为日后的
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积极配合，在昆明举兵
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3 年，袁世凯担心他拥兵自重，下令调
他进北京，暗加监视。由于袁世凯违反民意，企图恢复帝制废除共和，于是
蔡锷和梁启超策划反袁，于1915 年底在云南组织救国军起兵反袁，在讨袁斗
争中，蔡锷作为护国军的主要领导人，坚决果断，富有韬略，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狠狠打击了袁世凯的部队。云南独立后不久，贵州、广东、浙江等
地也纷纷宣布独立，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凯死后，蔡锷任四川省
督军及省长，因病赴日本就医，不幸逝世。
蔡锷一生经历了从拥护维新变法到致力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的道
路，其思想发展颇为曲折，充满矛盾。但是他成功地领导了辛亥云南起义，
发动和指导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
声望的民主革命家和军事家，从这里选编的三遍演讲辞中，我们可窥见一斑。
《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会上的演讲》（1912 年5 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