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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幸，也可说是幸总被卷入激流旋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
一个浪去，我又被沉入海底。”面对生活浪潮的颠簸，丁玲不是气馁，而是
得到了人生难得的经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与事，丁玲十分得体地将这些
经历与自己的创作巧妙地联系起来，风趣地谈到了人生与文学的血缘关系。
丁玲这种处惊不乱，笑做人生的生活态度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
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当我走进了会场，当我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在战抖，在
压制不住地激动。我要向大家，向全世界倾诉出我的比高山还重、比海洋还
深的感受。这是多少年的辛酸，多少年的血泪，多少革命者献身的结果啊！
许多熟悉的面孔在我的脑中涌现，许多熟悉的声音在我耳旁回旋。我看见农
民，笑脸上挂着泪珠，沉重地说：“我做了几十年的牛马，现在才做上了‘人’。”
工人们挥着拳头说：“我们再也不是臭工人，再也听不到老板骂我们：‘我
能让你们活，就能治你们死。’我们已经是中国的主人。”老大娘告诉我：
“打倒了地主，我翻了一个身，男女平等算又翻了个身，现在只差学好文化
翻第三个身啦。”还有白胡子老汉，他们住在休养所，他们说：“多奇怪的
事啊！我们不能想的，不敢想的幸福都有了，哪一个夜晚，我都舒服地睡着
了，可是又从梦里笑醒了。”我看见青年人，他们充满着欢欣，唱着“我们
要和时间赛跑”，谈着怎样改革技术，提高产量、质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他们充满了劳动创造的信心。我听到那守卫在遥远的祖国边疆的战士们的宣
誓，他们全心全意地保卫着我们，保卫祖国的建设，保卫全世界人民所要求
的和平。那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姊妹也歌唱不尽，他们唱着：“天上星星颗颗
亮，宪法条条记在心，民族一律都平等，团结成个大家庭。。。”我看见湘
西的一个苗民老太太，她宁愿自己担负家庭的主要劳动，把独生儿子送到民
族中学去念书，她同我说：“要当家理事呀，没有文化行么？”中国少年儿
童剧团的山青同志写了最动人的诗，他说：“。。我开始读那些没画的书，
我开始想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在这幅画里，我们穷孩子穿上了新衣，在这幅
画里，我们身旁坐着微笑的妈妈。终于一个伟大的人使我看见了，可是他并
不是一幅纸上的画呀，它比我想像的画要美上千倍百倍，它就是我们正在建
设的国家。。。”这首诗替许多妈妈、孩子，替千万人说出了心中的话。这
一切欢呼、赞颂，和坚定的誓言，都只为了一件事，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的诞生。这是人民的宪法，它给人以尊严，给人以道德的标准，给人以力
量，给人以崇高的感情，人在这里充实了，武装了，提高了，人懂得为什么
去斗争。宪法是斗争的果实，但并不是表示斗争的结束。我们的争取新生活、
反对旧生活的斗争是永远不能结束的。就在不久以前，我记得，在安徽黄山
有一个摸山的老头，他是同悬崖绝壁、深山野林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人，牙
齿都掉完了，他同我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政府好，村里大家都过好
了，可是咱们村上还有一个坏干部，是地主的走狗，混进了共产党，他不准
我拆自己的房子，他欺压老百姓，他的余粮比谁的也多，可是卖给国家的很
少。”也是在最近，在河北省一个村子里我的一个老熟人，他把写了几年也
不敢发的匿名信交给我，他说：“为什么杀了我兄弟的还乡团还在村子上洋
洋得意呢？”同志们！这样沉痛的事情在我们国土上还有不少，我们得坦白
地承认。人人有权利，人人就有义务。我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我同大家一样，
同人人一样，都负有神圣的责任。我们拥护我们的宪法，我们就要遵守它，
宣传它，和宪法所不允许有的东西作坚决的斗争。让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的宪法的实现，献出我们一切的力量吧！人民的宪法
万岁！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共产党、毛主席万岁！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
——1981 年11 月6 日在纽约哥大的演讲
讲话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和诸位是第一次见面，诸位对于我或许还能有
些微了解，但我对诸位却是全无了解，真可说是素昧平生。我也不知诸位想
听我说些什么。
来美前有人提醒我，告诉我说，美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各色各样的人
都有。有好的朋友，也有不太好的朋友，还有坏的朋友——已经不能称为朋
友，因此你要注意。我不会撒谎，有什么话都直说。我向来处在相当单纯的
社会，对任何人都相信，把谁都当朋友。我以前交过美国朋友，一个很好的
朋友，她就是史沫特莱。本来我从小不单是对美国人，而是对所有高鼻子蓝
眼睛的外国人都很怕，很有戒心。这也难怪，因为过去，中国饱受帝国主义
的欺侮和压迫，但是史沫特莱给我上了一课。她的言行说明，外国人当中也
有很好的人。她那时在上海处境就很危险，整天都被特务包围着，但她仍然
不遗余力为中国的进步事业冒险奔走，在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她尽力协助
营救我。所以我回答提醒我的人说，我不怕。我从来就是不怕的，因为我是
写人的，就一定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样才能对他们有了解，否则就
不可能写他们。我这次来美国，就要尽量多见到一些人，也许我将来回国后
能写一些半美国人与美国人。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是从事创作或对创作感兴趣的，我现在就讲讲我自己
的创作经验和怎样写人的。
我从小就喜欢观察人，那是因为我在当年封建社会里没有发言的权利，
只能在旁边听，我家庭的组成很复杂，真有点像《红楼梦》，我舅妈就是一
个道道地地的王熙凤；也有人搞枪，招兵买马，占山为王，这又有点像《水
浒传》中的人物；也有书呆子和其他各种特色的人，所以我的家庭本身就是
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小说。家里人都看我不起，因为我是女的，又穷又小，大
小事都不让我参预。这就使我有了很好的条件，所谓旁观者清，我可以好好
地在一旁观看，仔细考察。所以我对那个封建社会，那个摇摇欲坠即将垮台
的旧社会，是确实有些体会的。
我还有个习惯，就是遇到人虽不能记得他的名字，但他的形貌、动作姿
态、语言声调等，却在我心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对这些我颇能过目不忘。
我要感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这是个革命的时代。我既不能跳出
这个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革命时代，我就必须全身全心投入。有一次有人
要我题辞，我曾写道，我也很想能有安静的生活环境，可以无忧无虑。可是
这是乌托邦，天下哪里有世外桃源？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旋
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
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因此我得到了很多难得的经验，接
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我这样常在风浪中走，等于在不断受到锻
练，对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回到写作，我说一点体会，我原来并不想当作家，而是迫不得己的。美
国社会怎样，我不知道；但中国旧社会使我很受不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不
愿跟着其他的人争着向上爬。进中学后对学校给我的培养教育，也感到怀疑，
他们要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老教我老老实实地当顺民呢？只差半
年就要毕业了，我觉得毫无意义，就算将来能进大学，拿了大学文凭又能怎
样？顶多做个平平庸庸的书虫。我由于家庭关系和读了一些书，就懂得忧，
懂得愁，很为国家和社会着急。急于想求得国家该走什么路，我该走什么路
这种问题的解答。那时共产党刚成立，我就去上海找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比
毛泽东有名，我对毛泽东所知不多，虽然我们的家更近，我还认识毛的夫人。
我个人的事，在爱荷华和芝加哥已说了很多，今天时间不多，我要讲得
简短些。到上海后，我首先进了陈独秀办的平民女子学校，那是培养女共产
党员的。后来又进上海大学，校长虽是于右任，但管实际工作的却是邓中夏、
瞿秋白。这个学校我是从后门进去的，读了一年，仍然不满意。我想在座有
很多人对此是容易理解的，像我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又年轻少经验，因此
极容易对一切不满。我只读自己喜欢的各种小说。包括外国的小说。我也想
去外国，但去干什么呢？自己也不明白。总之，我找不到满意答案，非常苦
闷，想找人倾诉，想呐喊，心里就像要爆发而被紧紧密盖住的火山。我于是
在无其他任何出路的情况之下，开始写小说，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为文艺而
文艺”，也不是为当作家出名，只是要一吐为快，为造反和革命。这里连带
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中国的作家历来多是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无法分
开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种关系。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为文艺而文艺的人，也有一些作品，还写得很好，例
如新月派的徐志摩，水漠社的戴望舒，现代印象派的李金发等；连创造社早
期也号召为艺术而艺术，鼓吹浪漫主义，如郁达夫、郭沫若，他们也有不少
好作品。但他们所号召的“为艺术而艺术”却发展不下去，莫说郁达夫从未
写过浪漫主义作品，他一直是写实的，就连郭沫若后来也转了方向。这个国
家的人民所需要的不是高雅的脱离人民群众斗争的“纯”艺术品，而是要求
反映他们所遭遇的痛苦，说出他们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研究会（茅盾、
叶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