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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古话。因此，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下顾全大局的问题。大家知道，1971
年，林彪、“四人帮”已经把我们的国民经济破坏到濒于崩溃的边缘。经济
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经过三年的努力，这艘载着九亿人民的伤痕累累
的大船，不仅已经免于沉没，而且经过紧急而稳妥的措施，已经开始在风浪
中前进。但是，由于破坏的严重，整修完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
下要求快速前进是不适当的。从打倒”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
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冤案、错案，同时还
对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强化。我们每一个“同舟”的人都
应该有互谅互助——也就是“共济”的责任。今天，我们还有内部和外部的
敌人。这些人，对于我们的内部不安定是很有兴趣的。西方世界的一些宣传
机构，对于我们内部闹事和暂时困难，总是不厌其详地反复报道；而对于我
们内部的巩固和成就，却常常保持沉默，甚至连国庆三十周年叶副主席讲话
这样的大事，也只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不作实质性的报道。这些情况，
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吗？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不应该有任何禁
区。但是，我相信，一个爱国作家、进步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作家，在对
他感到兴趣的题材、事件、人物进行创作之前，必然会考虑到怎样使之有益
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审美水平，必然会感到自己对祖
国和人民肩负的重大责任。
第三，我还想提一下文艺作品的质量问题。
三年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特别是在短篇小说、
话剧、诗歌等方面，成绩比较显著。我不在这里列举周扬同志报告中所提到
的那些作品了。应该承认，那些作品都能解放思想，突破旧的清规戒律，不
少作品博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包括最受欢
迎的作品在内，在艺术技巧、技术方面都还有不少的缺点。这当然和作者的
思想水平与生活积累有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地，也和作者的文化素养有着
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责怪现在的青年乃至中年作家。一个四、
五十岁的作家，正处于创作的盛年，但在全国解放时，才是个十几、二十岁
的青年，本来这是他们一生中潜心学习、积累知识的重要阶段，可是，他们
的青春年月却是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兵荒马乱的动荡时
期度过的。因此，除少数人外，他们没有得到在文艺创作上打好坚实基础的
机会。我们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应当继续深入生活，同时加紧提
高文艺修养。我很同意茅盾同志在11 月3 日讲话中所说的：“现在的青年和
中年作家，既要在继承和借鉴两个方面补课，在本国历史、世界各国历史两
个方面补课，又要吸取上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代科学的知识。”否则，
要在不久的时期内产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这样的作家是不可能的。
在年龄上，我和茅盾同志只差几岁，但是在文化修养方面却有一段很大的差
距。茅盾同志在二十岁左右已经读过先秦诸子的著作，能写很好的骈体文，
还能从英文翻译文学名著。而我在中学时期虽也读过一些古籍，但是，19 岁
那一年碰上了五四运动，来了一个“全盘西化”，于是，我就泡在19 世纪的
欧洲和俄罗斯文学的“染缸”里去了。这一点，我没有反悔，因为，这一泡
使我得到了欧洲和俄国文学的粗浅知识。正由于这样，我对本国文学的传统，
包括从《诗经》起到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必不可少的
本国文学的理论，如诗论、文论、剧论等等，在解放前，几乎是一无所知。
我学习这些中国文学的珍贵财富，是在解放以后，因工作的逼迫而开始的。
这就是一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
入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时期，文艺工作者再不需要提心吊胆地害怕像五七年那
样的政治运动了。对中年作家，面临着一个补课的问题，对青年作家，则是
一个时不可失的学习机会。我高兴地看到，在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中已经有了
不少既解放思想，又有文艺才华，同时还具备着一定的文化素养的同志。我
希望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文联和各协会能迅速地采取措施，制定规划，在
文艺界普遍地造成一种好学深思、勤学苦练的空气。那么，10 年、20 年之后，
也就是说，当我们祖国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我们文学艺术界也能够产生
出许多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优秀作品。
最后，我受大会委托，向为胜利地完成这次大会的任务而给予我们热情
帮助的中央、国务院和宣属机关，北京市和解放军等有关单位，以及为大会
的顺利进行而废寝忘餐的各方面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选自《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
华罗庚
一九一○——一九八二
江苏金坛人，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24 年从金坛县中初中毕业后，
通过刻苦自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30 年因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
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重视，被邀请到清华大学
当助理，一年后任助教，又一年升为讲师。1934 年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
1936 年去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1938 年回国，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
其间写有《堆垒素数论》专著。并开展了矩阵几何和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46 年去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1948 年在美
国意利诺斯大学任教授。1950 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
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主任。1954、1955
年间，著有《数学引论》和《典型群》。1958 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
任，著有《高等数学引论》（第一卷）。后又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67
年开始研究优选学，写成《优选学》和《优选法平话》，并到全国各地开展
推广运用统筹法和优选法工作。这期间，华罗庚教授还与王元教授合作开展
了近代数论方法在近似分析上的应用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被称为“华——
王方法。”1978 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外，自全国科学技术协会
成立以来，他就是这个协会的副主席。他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
士。1982 年，在出席日本举行的国际数学大会时，不幸猝然病逝。
华罗庚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他不仅在数学研究和数学应用上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果，而且在培养青年、乃至少年数学爱好者方面也竭尽了不少心
血。这里选编的他的演讲就是他回母校的一次讲演。
《在困境中更要发愤求进》（1981 年）是华罗庚勉励中学生发愤读书
的一篇生动的讲演，华教授现身说法，追述了自己一生遭“三劫”的不平凡
经历，总结了一生的真缔：靠自学，介绍了自己“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的奋斗经验，亮出了自己奉行的“不空不松，从严以终”的人生哲学。华教
授一再告诫中学生要珍惜现今的学习环境和条件，要加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的信心。华罗庚的讲演令懒惰者汗颜，令有志者奋进。
在困境中更要友愤求进
今天，我就给在座的好多先后同学谈谈我的经历，也就是我的学历。我
的经历，或者说我的学历，讲起来也简单，也不简单。说简单，就是三个字：
靠自学。说不简单，就是一生中，遭受过许多次“劫难”。
现在，我们大家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如果从“劫”字谈起，
那么我这一辈子碰到过三“劫”，我准备讲一讲我怎么度过这三场“劫数”
的。这样，同学们也可以对比一下，把现在的环境，同我从前的那个环境对
比，看哪个环境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如果今天的环境确实比我们以前的那
个环境好，大家就可以更有信心地走到前面去。这就是我讲话的目的。我不
是要在这儿宣扬自己，而是把我的经历给同学们作借鉴。
先说第一“劫”。这一“劫”就是从我们这所学校开始的。你们现在叫
金坛县中了，我们当时叫金坛初中，最高班是初中三年级。在国外有时人家
问我什么学历，我说，我的最高学历就是初中，金坛县初中毕业。人家问我
有什么文凭，我说，我有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的文凭，除此之外，没有
了。一直到1980 年才发生了一个变化，法国给我荣誉博士证书，现在总算有
头衔了，以往都没有。我初中毕业是多少岁呢？我只有15 岁。后来，又到上
海进了一年职业学校。尽管那个学校给了我免交学费，不过还是交不起饭费，
后来只好回家呆着。我的家，就在大桥那边，现在叫南新桥，从前叫大桥。
我就住在桥东。在家怎么办呢？要是现在的话，没有机会上正规学校，也会
有许多其他求学的机会，像电视大学啊，函授大学啊，我们那个时候可没有
这个方便，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图书馆，我只有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
还有一本很薄的五十页的微积分，我就啃这么几本书。那时候，这当然也不
知道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感觉我们应该为国家出一点力，争一点光。
我就这样开始钻研学问了。也许有人要说这是笑话，念了几年书就谈钻研了。
那不是笑话！钻研并不是迷信，并不一定大学毕业才能钻研，也不是非有齐
全的条件不可。实际上，真正肯钻研的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钻研。这是大约
1925 年到1928 年的事情。我记得，后来大约在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