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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他对我们家的来访真是令人激动。我可以整个早晨都等着他的马奔向大门时的声音，等着故意拖延不出来见他。我只为享受那种期待中的欢娱之情。经常地，我会向房间环顾一周，借此来瞥他一眼，就像他也跟其他普通客人一样。然后，一个秘密的眼神交汇，桌子底下轻轻一碰——这些都让我加剧了那种无以名状的欲望之火。
然而，他的来访越来越少，有时隔上一天，隔上两天，然后是三天。我开始气急败坏，轻率地让人给他送了个信，而他没有回应。一天晚上，他弹了一曲四重奏，我的目光几乎无法从他的身上移开。我在入口处单独截住了他，想质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不过话一出口就完全变了样——他装作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挣脱我的拉扯，匆忙跑了。
我很快陷入忧郁之中，只好推说自己有病。然而我还是很困惑——他还会来我们家吗，我还有希望吗？我在早上我们曾经走过的小路上散步，但再也没有遇见过他。一次跟他单独在一起时，我提议我们再定个约会。这么说时，我不惜放下架子，低眉顺眼，还朝他娇俏地一瞥。但他拒绝了，说他跟人约好了要去打猎，接着他就快步走开了，好像松了口气。
回家后，我是那么不高兴。这一次是真的病了，也因此错过了许多客厅里的聚会。客厅里的音乐与欢闹声传到楼上，更让我觉得郁郁寡欢。
一天晚上，我们都被召集到一起，爸爸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当他笑着举起艾蒂的手时，她的脸刷地红了。爸爸说他很高兴宣布她很快就会成为理查德·利奇菲尔德夫人了。妈妈欢呼起来，兄弟们开始开艾蒂的玩笑，而我差点当场晕倒，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哭着跑回房去。客厅里如此喧闹，只有妈妈注意到了我的悲伤。
婚礼很快定在8月底举行。3个月后他就将走进我们家的生活，乔治安排了婚姻财产协议——我看了，它的总额达到5000英镑，每年还有400英镑的年薪。这笔钱足以让这对夫妻过得舒舒服服。我偷听到爸爸说，他怀疑这个人是一个“掘金者”。
我跟他单独见了一面。为了这次约会，我这几年中第一次去了圣玛丽教堂。我们前后相随地回了家。我要求他对他的所作所为给个解释，至少出于礼貌。他看起来很尴尬。他说他早就跟爸爸讨论过，向我们其中一个求婚。而爸爸说，他该与艾蒂结合，因为她是姐姐。他说他在格拉斯米尔意外地遇上我时，被感情冲昏了头，但很快他就感到这事很不光彩，也很不合适，从而决定把我们的关系作个了断，他说他将永远把我当妹妹一样看待。
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因为在8月中旬，我已经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告诉了妈妈，她真不敢相信我所做的一切。当她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时，她变得从未有过的生气和忧心如焚。她狠狠地甩了我几个耳光，而我没有哭。她说她知道那人是谁，但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爸爸。她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湖区的一个庄园主的儿子，并让我坚持这种说法。
爸爸非常震惊，他把我叫进他的研究室里。他坐在日常坐的那张皮椅里，没有打我，而是看起来苍老无力，好像他自己刚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使我感觉更糟。他没有质问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谁，他知道得不到什么答案。他说不管我多么痛悔自己的行为，我都将很难再赢回他的尊重，而我只能一辈子独身不嫁，他永远都不会为我准备嫁妆，但他也不会把我逐出家门，我可以永远住在这个家里。
但是，我不能留下这个孩子。为了保住我们一家的名声，他与查理·劳瑞·布莱斯取得了联系。他是美国人，经营着儿童援助社团。爸爸说他知道怎样处理这种问题。一周后，在布莱斯先生的建议下，我在身形未露之前被送到了苏黎世，并得在这儿待9个月。
她是个女婴。我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现这一点。我只被允许在剪去脐带和医生检查的那几分钟里抱了她一下。接着她就被接走了。我被告知她将在苏黎世待一段时间，等长到能经受旅程后，就会被送给一个很好的家庭抚养。
她已经离开我10天了，我心中还留有抱她入怀时的感觉。她的小脸粉嘟嘟、皱巴巴的，肌肤上粘着新生的粘液，一头黑发。医生说她是个健康的宝宝。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返家了，到家时爸爸将已经收到我上周写给他的那封信了。我告诉他，我为自己所做的感到遗憾，而我也提到我们俩在各自的人生中都犯下了令人悲哀的错误，我说他不应该教我什么叫道德伦理。我还说到我已经发现了30年前他在去南美的旅行途中都做了什么，说他也不是个正人君子。
我整日整日地在门廊前坐着，虽没人来打搅，却被自己灰暗的心思弄得心烦意乱。他们给我送来了柠檬，好像我的问题只在于一个干渴的喉咙。
亲爱的玛丽·安，不要对我太无情吧。祈祷我能获得平和吧。
感念你的
贝西
1872年5月20日
亲爱的玛丽·安：
就在要离开苏黎世的那一刻，我收到了你的信，深深地感谢你。没有你的鼓励和安慰，我真不知该怎么活下去。
你问我回家的情形，那并没有我所想像的那么可怕。帕斯洛在奥尔平顿见到了我，并把家里的事都告诉了我。他说我没有参加艾蒂的婚礼真是个遗憾。他语气平常，我想他对我缺席的原因应该一无所知。我推说自己病了，不得不到瑞士修养了一段时间。他说爸爸身体也不太好，差点不能把艾蒂送到教堂里去。婚礼很短暂，也不怎么热闹。不过帕斯洛很惊讶地看见一群陌生人出席了典礼——原来他们是理查德在工人大学的朋友。
我到爸爸楼上的卧室去见他。他没有下楼来问候我。他整个下午都呆在那里，只在吃饭的时候下楼来。见到我，他只点了点头。饭桌上一片沉默。直到霍勒斯从三一学院回来了，他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我问起艾蒂（这让妈妈狠狠瞪了我一眼），霍勒斯说那对新人在欧洲的蜜月旅行中生了病。“跟贝西说说艾蒂从肯纳斯写回的信。”他转身对妈妈说。很不情愿地，妈妈背了一段信的内容，艾蒂写道两个人都很愉快，躺在病床上，仿佛他们已经在一起呆了30年，就像爸爸妈妈那样，这段话让我耳朵发烧。
从我回到家，已经过去两天了。爸爸一直没有提起我在苏黎世时给他写的那封信的事。我决定给爸爸一个提及此事的机会，如果他也希望谈一谈的话。于是，今天下午，当他准备到沙道上作健身散步时，我问他可不可以陪他一起去。
他虽然很吃惊，但还是同意了。我们一起出去，聊了聊天气和其他一些琐事，然后陷入了沉默。我意识到爸爸并不想开口提那个萦绕在我们两人脑海中的话题——他也不想让我那么做。就我自己而言，我很高兴，正如谚语所说：让睡觉的狗躺着吧——别自找麻烦！
与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对家感到厌烦。我对他们唯命是从，这让我觉得正在丢失自我，在这世界上消失痕迹，变得不真实，就像花园里的晨雾一样，这种状况使我想起了《三月中旬》里的一段话，那里面对一位妇人的描写与我非常相像，上面写道她“被摧残并倒下了，因为单身女人有将她们的生命拴系在她们长辈身上的习惯”。
我真的很想你，玛丽·安，希望能见到你。除了你，没人能了解我身上那深深的悲哀。
你永远的朋友
贝西
1873年1月1日
亲爱的玛丽·安：
今天是元旦，我利用这天的时间来给你写信，告诉你我的近况。难以相信，我的不幸已过去半年了。我下定决心做一个恭敬孝顺的女儿和一个27岁的老处女，可我很讨厌这个称号。我们在唐豪斯过着平静的生活。其他的孩子都走了——威廉去了南安普敦的银行，乔治从事法律工作，弗朗西斯去学医学和他喜爱的植物学，莱昂纳多加入了皇家工兵军团，霍勒斯回大学读书，我和爸爸妈妈三人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单调乏味。
爸爸不再跟帕斯洛打台球了，不过每天晚饭后还跟妈妈玩会儿双陆棋。多年来他都记录着他们的得分与失分情况；每次被迫给妈妈加分时，他都会大声嚷嚷“你就快完了”或是“去你的”之类的粗话。下完棋，他倚在沙发上，她给他读小说听。
你知道，他终于完成了他那本描述人与动物的著作——我们终于可以不再与那些恐怖的、做出各种怪相的人类照片和那些吼叫的动物们整日为伍了。现在他整天在花房里，收拾那些兰花、豆类以及那些能捕捉昆虫的茅藳菜。他又一直在提写自传的事，还说，这可以给他的子孙们提供些乐趣，也许对他人也有些教益。
我尽力不去想我的孩子。我运用起十足的意志力，整天琢磨怎么把那些记忆从脑海中抹去。只要脑子里一闪她的影子，我马上就去找人聊天，或者找些什么东西来读，尽量不去想她。然而，这些方法并不是每次都有效的。特别是当我外出散步并遇上她那个年龄的小孩时，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会打开。那时候我就禁不住问自己：她现在有多高了？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她长得像他父亲呢，还是像我？她是像我一样机灵还是像霍勒斯一样反应迟钝呢？这些问题折磨着我，让我一连几个星期都陷入一种阴郁的情绪中去。
你的
贝西
1873年7月6日
亲爱的玛丽·安：
今天我很高兴，想与你一起分享这快乐的心情。这是个夏日的周末，我们这儿来了很多客人，大约有70个男男女女，来自工人大学。一会儿赫胥黎一家和许多当地人也来了，人数又有所增加。天气很好，阳光普照，玫瑰怒放。我们在花园里架起小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