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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从地狱里飞出来的雌蝙蝠小提琴拉得神乎其神，但虐待起我母亲、彼得舅舅和鲁迪舅舅来却凶神恶煞。在我外公与她离婚之前，她对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的几个孩子所施行的身心折磨，使他们永远没能抹去过去的阴影。
如果有足够的人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富有的德裔美国人感兴趣，能构成愿意掏钱购买的读者群，要写一部描写家世的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如果写，我将表现我外公事实上谋害了我的母亲，以不断欺骗的方式，非常非常缓慢地致她于死地。
“叮儿——铃，你这个狗娘养的！”
暂定书名：《飘》。
我父亲那时是个家境普通的建筑师。他同我母亲结婚时，政治要人、酒店老板和其他印第安纳波利斯德裔美国人社会的精华，给他们送了一大堆收藏品：水晶、丝麻织品、瓷器、银器，甚至还有些金饰品。
山鲁佐德！①
谁能怀疑即使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也有自己世袭的贵族，拥有那些无用的收藏品，可与另一个半球上的蠢家伙们一比高低？大萧条期间，这些收藏品在我哥哥、姐姐、我父亲和我看来，像是一堆破烂。这些东西现在就像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年同班的毕业生一样，分散在四面八方。
Auf Wiedersehen②。
42
我总是无法把短篇小说的结尾写得让广大读者满意。
在真实生活中，就如在时震后的重播阶段一样，人们不会改变，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会道歉悔过。而在短篇小说中，小说人物必须做这三件事中的至少两样，不然的话，还不如将这篇小说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用铁链锁在消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里。
没问题，我可以这么处理。但是在我让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改变自己，并且／或者吸取了教训，并且／或者道歉悔过之后，他周围的人物都只能像傻瓜似的站着。这决不是告诉读者演出到此结束的好办法。
我本来就没让人把我生下来，但在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时期，我向当时我的文学代理求教，如何不把所有人物弄死就让小说结尾。他是一份重要杂志的小说编辑，也是一家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剧情顾问。
他说：“亲爱的孩子，没比这更简单了：故事中的英雄骑上马，迎着落日的余晖渐渐远去。”
许多年后，他用一杆十二口径猎枪自杀了。
另一个也是他客户的朋友说，他根本不可能轻生，这与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经过军事训练的人，也不可能用猎枪意外把自己的脑袋打崩。”
很多年以前——还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当学生的那个久远年代，我曾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谈过一次话，泛泛地讨论艺术问题。在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将来会涉足任何一种艺术领地。
他问：“你说艺术家是怎样的人？”
我全然不知。
“艺术家，”他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坦言‘我没有治理好国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这块四方的帆布、这张八寸宽十一寸长的纸、这团黏土或这十二个音乐小节收拾得彻底到位！’”
说这话五年以后，他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和他的老婆孩子所采取的同样行动。
他吞下了氰化钾。
我给他的寡妇写了一封信，说跟他学习使我受益匪浅。
我没有收到回信。也许是因为她悲伤过度。话又说回来，也可能是因她对他心怀不满：自己挑了个省事的办法先溜了。
就在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国餐馆问作家威廉·斯泰伦①，整个地球上有多少人拥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也就是说生活还值得过下去。我们两人做了些计算，得出的结果是百分之十七。
第二天我同一个交识已久的老朋友在曼哈顿市中心散步。他是个医生，在贝勒维医院专治各种得瘾的病人。他的很多病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且是HIV阳性。我同他讲起我和斯泰伦得出的百分之十七。他说他认为这个百分比出入不大。
我在别处写到过，此人是个圣者。我对圣人的定义是：他必须是个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做出完美表现的人。
我问他贝勒维医院的病人中为何没有一半人去自杀。
他说他也曾为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他有时候也问他们有没有自毁的念头。当然他问得漫不经心，就好像是诊断过程中的例行手续。他说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好像受了侮辱。如此令人恶心的念头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出现过！
正好在此时，我们碰到了他以前的一个病人，背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捡来的铝罐。他就是基尔戈·特劳特称之为“圣牛”中的一头，尽管经济上是个无用之人，但仍有可爱之处。
“你好，医生。”他说。
43
同题：鸟粪中白颜色的是什么东西？答案：也是鸟粪。
别谈什么科学，别谈遇到环境灾难对它有多大的帮助。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仍然是比广岛婴儿车更热的话题。我们用的腋下除臭剂把臭氧层咬出了洞来。
听听这一大堆废话：我的哥哥伯尼是个什么也画不像的人，过去最令人讨厌的时候还曾说，他不喜欢画，因为那些画年复一年挂在那儿，什么结果也投有。而今年夏天，他成了艺术家！
我决不是胡说八道！这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物理化学家现在成了杰克逊·波洛克！①他把一团团的各色颜料和黏稠物质堆在不渗透的两片平面材料上，如玻璃板或浴室的磁砖之类，合上然后再掰开，et voila！①这与他得癌症无关。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身患此症，再说癌细胞侵损的是他的肺部，而不是头脑。一天，他在胡乱地做着什么——他已是个半退休的老人，没有妻子问他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到底在干些什么，et voila！晚干总比不干好，我只能这么说。
于是，他给我寄了些复印的黑白小图片，都是些波形曲线的东西，大部分如枝杈状，也许是树或者灌木，也许是蘑菇或满是洞的雨伞，但确实十分有趣，就像我在舞厅跳舞一样，还过得去。自那以后他还给我寄了彩色的作品原件，这些我十分喜欢。
然而，同复印作品一同寄来的信，表达的却不是突如其来的欣喜之情，而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专家治国论者对以我为典型代表的附庸风雅的文人的挑战。“这是不是艺术？”
他问。要是在五十年以前，他肯定不会以如此嘲讽的口吻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那时第一个完完全全美国式的绘画流派——抽象表现主义，还没有建立，也还没有把“滴者杰克”——就是那个什么也画不像的杰克逊·波洛克——奉若神明。
伯尼还说，他的作画过程还包含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现象，有关各种颜料受到挤压后朝上下、四周不同线路扩散方面，但他未作解释，让我自己去猜测。他似乎在暗示，如果附庸风雅的艺术圈子不接受他的绘画，他的作品还有其他用途，如为生产更好的润滑剂、防晒油及其他玩意儿提供帮助。全新的H配方！
他说他不会在作品上签名，不会公开承认他是创作者，也不会告诉别人创作过程。很显然他希望看到那些盛气凌人的艺术评论家面对他幼稚而狡猾的问题“这是不是艺术？”时，额头冒汗，一脸傻相。
他和父亲两人连手，强行剥夺了我在大学学习文科的权利，因此，我给他回了封明显带报复性的文辞华丽的信，并为此感到得意。“亲爱的哥哥：这几乎就像跟你讲一些鸟和蜜蜂之类的常识一样①，”我的信这样开头，“世界上有许多好人从某些，但不是所有，本质上非理性的东西中受到感染激励，并从中得益，如平面上人为的色彩和形状安排。
“您本人也在音乐中获得享受。就其本质而言，音乐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声音编排。如果我把一个木桶踢下地窖的梯子，然后告诉您我制造的声音就其哲学意义而言具有与《魔笛》②同等的价值，那就构不成一场令人不安的持久论战的开端。来自您的完全令人满意的、不带偏见的回答应该是：‘我喜欢莫扎特创造的声音，不喜欢木桶发出的声音。’“欣赏一件自称为艺术的作品是一种社会行为。要么你从中获益，要么一无所得。你最有必要事后去问为何如此。你什么也没有必要说。
“亲爱的哥哥，您是个应该受人尊重的实验科学家。如果您真想知道如您所问的您的作品‘是不是艺术’，那么您就应该把它放在某个公共场所进行展示，看看人们是否有兴趣观赏。请告诉我结果如何。”
我继续写道：“如果不了解艺术家，很少会有人真正喜欢他的绘画，或印制品，或其他这类东西。这里我又得重申，这是社会场合而不是科学领域。任何一类艺术作品都是两人对话中的一半，了解谁在同你对话总是大有裨益的。
他或者她在哪一方面享有声誉：是严肃沉稳，还是虔诚笃信，还是悲愤苦涩，还是凡俗平庸，还是不拘一格，还是真挚诚恳，还是幽默精稽？“事实上没有—个我们一无所知的画家，他的作品能够真正得到赏识。甚至在法国拉斯科地下洞穴①的岩画中，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很多关于作画人的生活故事。
“我敢断言，如果观赏者在头脑中不把一张画与一个特殊的个人联系起来，那么这张画就不可能得到认真的对待。
如果您不愿意揽下作画的功劳，不愿意告诉别人这画为何值得欣赏，这游戏就玩不成了。
“图画是因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