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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组成员后来都去了离宫，参加海滨野餐会。就像费德里科·费利尼②的电影《八个半》中的最后一个场景，全体都聚到了一起，如果不是亲自到场，也有面貌相似的代表。莫妮卡·佩帕长得像我的姐姐艾丽。专为这类夏日聚会雇来的当地烧烤师傅长得很像我那位已故的出版人西摩·劳伦斯（1926—1993）。是他出版了我的《五号屠场》，把我从默默无闻之中，从碎片残渣堆中救了出来，而后又在他的保护伞下，我先前的作品得以再版。
基尔戈·特劳特长得像我的父亲。
特劳特在后台要制造的惟一音响效果，出现在整个演出最后一场最后一幕的最后一刻。特劳特把演出称为“人造时震”。他操作的是红人头纺织厂全盛时期用的古老的蒸汽汽笛。一个长得很像我哥哥的俱乐部成员是个管道工，他把这只能欢乐地哀号的哨子安在一个压缩空气罐上，中间设一阀门。那汽笛声也是特劳特所有作品中他本人的写照：欢乐的哀号。
当然，许多在《林肯在伊利诺》中没有角色的俱乐部成员，在彩排时看到也听到管道工亲自鸣响汽笛，都希望至少能得到拉响铜制大雄鸡的这份差使。但是俱乐部特别希望让特劳特感到他已不再是外人，而是这个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
不仅仅是俱乐部的成员和离宫的工作人员。其他的包括在那边舞厅聚会的匿名嗜酒者分会、匿名赌徒分会，以及在那里找到栖身之地的受虐待的妇女、儿童和老人，都非常感谢他布施的能抚慰创痛、激发精神的祷文：你们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他的符咒使痛苦的时光不再延续。全世界都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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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时特劳特十分紧张。为了不使他错过鸣汽笛的信号，从而把大家庭中的一切毁在他的手中，那个长相如我哥哥的管道工站在他和鸣笛装置后面，两手搭在特劳特的一副老肩上。当特劳特在演艺行业首次亮相的时机来临时，他特轻轻地捏他的肩膀，发出信号。
演出的最后一个场景设在伊利诺州斯布林菲尔德火车站的大院里，时间是一八一六年二月十一日。亚伯拉罕·林青在最黑暗的时刻刚刚被选为美国总统，准备乘火车离开家乡，上帝保佑，去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林肯的角色由约翰·威尔克斯·布思黑白混血的第四代孙子担任。
他用林肯的原话道白：“处于我的境况，谁也无法体会到别离的感伤之情。我真心感谢这一片土地，感谢你们父老乡亲的帮助。在这里，我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老人。我的孩子们在这里出生，其中一个已在这里安息。我现在即将离开，不知何时能够回来，是否能够回来。
“我是在一个极其困难的时刻，临危受命，承担总统职务的。我们中的十一个州已经宣布脱离联邦的意向，战争的威胁与日俱增。
“我面对的将是一个重大的使命。在为承担这一使命进行准备时，我向自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伟大的原则或理想，能这么长时间把联邦凝聚在一起？我认为那不仅仅是因为殖民地脱离了母国，而是因为独立宣言中的精神。这种精神给我国人民带来了自由，给全世界带来了希望。这种精神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怀有的古老梦想的体现：总有一天，他们会挣脱身上的锁链，和睦相处，情同手足，找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已获得了民主，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还能不能继续生存。
“也许我们已处在苏醒的难熬时刻，梦已经结束。若是这样，我想恐怕梦将永远地结束了。我想人们不再可能获得我们已经获得的机会。也许我们应该退让并且承认，我们自由平等的理想也会走向没落，最终失败。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东方君主曾令国内哲人为他找到一句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永远正确的话。他们找来告诉君主的话是：‘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在痛苦的时候，这句话让人感到欣慰——‘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但是，还是让我们相信。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活着来证明，我们能够改变周围的自然世界，完善内心的理智和道德境界，以确保个人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的繁荣。这样的事业应当不断推向前进，天长地久，永不衰败……
“愿万能的主保佑你们，希望你们在祈祷中能记得我……再见了，我的朋友们，乡亲们。”
一个扮演陆军军官卡瓦纳小角色的演员说：“总统先生，该启程了，还是上车吧。”
林肯上了车，送行的人群唱起《约翰·布朗的团伙》。
另一个演司闸员的演员挥舞着手中的信号灯。
这是特劳特拉响汽笛的时刻。他完成了任务。
当幕布降落时，台后传来一声哭泣。脚本中没有这部分。这是即兴发挥。这是对美的嘉许。这哭声来自基尔戈·特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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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员聚会，也就是那次海滨野餐会上，我们不管说什么，开始总是吞吞吐吐，语带歉意，就好像英语不是本族语一样。我们哀悼的不仅仅是林肯，而且也哀悼不复存在的美国雄辩。
在场的还有一个相貌长得与他人极相似的人物。她就是面具假发俱乐部超级明星弗兰克·史密斯的母亲罗斯玛丽·史密斯，演出队的服装总监。她长得很像伊达·杨。伊达·杨的祖父辈是奴隶，我小时候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时，她为我家干活。伊达·杨和我的亚历克斯叔叔携手合作，把我抚养大，花的心血不比我父母少。
没有人长得像亚历克斯叔叔。他不喜欢我的作品。我把小说《提担的海妖》题辞献给他，而亚历克斯叔叔说：“我想年轻人也许会喜欢看。”也没有人长得像我父亲的堂妹，埃拉·冯内古特·斯图亚特。她和她的丈夫科夫特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拥有一家书店。他们的书店不进我的书，因为他们觉得我的作品语言猥亵。在我写作开始阶段，这样的语言在当时确实不雅。
在那些即使我有神力也不愿让他们起死回生的已故的灵魂中间，很多人都有他们面貌相似的代表，其中包括肖利奇高中教过我的九个老师，还有在高中时雇我为布劳克斯百货公司抄写青少年服装广告的菲比·赫泰，还有我的第一个妻子简，还有我的母亲，还有同我父亲另一个堂妹结婚的约翰·劳奇姑夫。约翰姑夫向我提供了我们家在美国的家史。我把它放进《棕榈树星期天》中出版了。
简那位无意识的替身是个冒失的青年女士，在金斯敦的罗德岛大学执教生物化学。她在我能听见的距离之内谈论着那天的演出和日落之类：“接下来会怎么样，我等不及了。”
在二○○一年的聚会上，只有已故的人才有与他们容貌相似的代表。美国文学艺术院雇用的离宫常任秘书、诗人阿瑟·加维·阿尔姆，长得矮小且有个大鼻子，酷似我的战时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
我的妻子吉尔，感谢上帝，还在活人中间，并亲自出席了聚会。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同班同学诺克斯·伯格也是如此。在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杀之后，诺克斯成了《科利尔》杂志的小说编辑，每周为该杂志编辑发表五篇短篇小说。诺克斯给我找了一个很不错的文学代理，肯尼思·利托厄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第一个向敌人战壕扫射的飞行员。
顺便提一下，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指出，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为时震标上序号，其方法就如同我们为世界大战或全美橄榄球超级杯赛编排序号一样。
利托厄上校推销了我的十余篇小说，其中几篇给了诺克斯，这样，就使我能够辞掉通用电器公司的工作，同简和那时的两个孩子搬到科德角，开始成为自由作家。随着电视的兴起，许多杂志社倒闭。这以后，诺克斯成了出版平装本原作的编辑。他出版了我的三本书：《提担的海妖》、《猫舍里的金丝雀》和《母亲夜》。
诺克斯帮着我起步，扶持着我发展，直到他无力相助为止。那时，西摩·劳伦斯前来营救。
在海滨聚餐会上以肉身出现的还有五个只有我一半年纪的人。他们对我作品的兴趣使我在暮年仍然希望继续有所作为。他们去那边为的不是见我，而希望最终能与基尔戈·特劳特见面。这五个人是：罗伯特·韦德，他今年，即一九九六年夏天，在蒙特利尔将《母亲夜》拍成了电影。马克·里兹，他撰写并出版了关于我生平与创作的百科全书，充满机智。阿萨·皮拉特和杰罗姆·克林科维兹，他们更新了我的作品目录，并写了一些有关我的文章，还有名字排序像下一次世界大战的乔·佩特罗第三，他教会我绢式印花。
我最亲近的业务合作者是我的律师和代理唐·法伯，他和他的爱妻安妮也在场。我最亲近的社交伙伴西德尼·奥菲特也在那儿。批评家约翰·莱奥纳德也在场，还有学者彼得·里德和洛里·莱克斯特罗、摄影家克里夫·麦卡锡和其他无法一一言及的许多陌生人。
职业演员凯文·麦卡锡和尼克·诺尔特也出席了聚会。
我的孩子和孙辈的后代没在场。那没关系，完全可以理解。那不是我的生日庆祝，我也不是被邀的贵宾。今晚的英雄是弗兰克·史密斯和基尔戈·特劳特。我的孩子们，还有孩子们的孩子们，还有其他的鱼要煎。①也许应该说我的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们还有其他的龙虾、蛤蜊、牡蛎、土豆、玉米棒要放在海带上一起蒸。
管他呢！
把事情办好！记住卡尔·巴鲁斯舅舅的话，把事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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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部哥特式的小说。①我有一个已故的朋友波顿·蒂尔，是个一流的南方作家。他南方地域观念非常强烈，不让出版商把征求书评的样本发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