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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教学经历（图）
然而，有一天我的长兄戴维（）给我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则招聘校长的广告，那是一所捐助学校在康威尔·埃沃特（）。哥哥约书亚对我说，如果我能得到这个职位，他情愿再回农场干活。在申请书的答复函中，我被告知已有六十人递交了申请。一周后，又来了一封信，说在六十人中只有两个申请者合乎条件，在考虑之列。其中一个是当地浸礼会牧师的儿子，另一个是我。没过几天，我收到了校长一职的任命书。对此，我深感意外，因为在当地我没有一个熟人。上任后，我才明白，当地一个教会执事的儿子，是学校教务委员会的成员，恰巧是我在斯温西师范学校的同学。牧师儿子的落选在当地引起一阵风波，许多家长领走了他们的孩子。这使得我上任时的学生只有二十一人。然而，八个月过后，有三所村小学被迫关闭，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源。而我校的学生却达到了120人。 同时，我在那里也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受益非浅。 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发现是一些陌生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要求入学。看到面前一个大约八岁的孩子，那群人向那孩子打听能否见到校长。我接话说，本人就是校长。他们看起来非常吃惊，但似乎对我管理一个学校的能力丝毫没有怀疑。 这时，我不得不同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子打交道。长期以来，他使我的前任们头痛不已。由于是父母的独生子，他被宠坏了，因而总是跟其他孩子吵架。越处罚，他的表现越糟糕。一天，我决定用一种新的方式试试看。我告诉他下午放学后留下来。他看我的第一眼带着一副公然挑战的神情，似乎在表明受多少惩罚他都不在乎。在交谈时，我首先问他为什么总是同其他孩子吵架。他回答说，因为他们对他都不友好。 “学校里就没有一个人对你好吗？”我问。 “不，有一个孩子对我一直很好。他对所有的孩子都好”，孩子回答说。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说，“我相信，如果你下定决心善待学校里的每个孩子，不管他们对你做什么，你就会发现大家对你都会很友好，就像他们对待你提到的那个孩子一样。现在，我要求你向我保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做一个试验。不要把试验的内容告诉任何人，而我也不告诉其他人。这将是只有你、我和上帝知道的秘密。你能保证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对所有的同学都保持友好吗？” 我看到孩子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他说将努力试试看。“很好”，我又加了一句：“一个礼拜之内我们绝口不提这件事，一个礼拜后，你来汇报一下计划的实施情况”。 从此以后，那孩子的性格看起来完全变了。他成了学校中最开心最可爱的孩子之一。有时候，我需要孩子们去跑跑腿，送个信什么的，他总是自告奋勇地第一个举手。 每个礼拜，我都得拿出一个晚上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圣经课（），讲解保罗的生平。学生们非常喜欢，要求每个晚上都讲授。我拒绝了，但此后开课的频率却增加了不少。在我离开这儿的一年之内，听过这门课的每一个人都加入了我们的教派。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入哈佛孚德神学院（图）
随后，我成为朋布洛克郡哈佛孚德神学院的一名学生。入校后，我引进了首调唱法体系，并介绍到浸礼会和朋布洛克郡的其它教派。我在校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课程革命。学生们团结起来，要求以对活的语言即近代语言的学习，取代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要求以囊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通史，取代单纯的欧洲史；学生们认为讲求实用的现代科学比空泛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更有意义。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课程改革的请愿，并同其他同学一起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即使被开除，也不愿意继续接受一门内容落后于时代两个世纪的课程。使我们吃惊和欣喜的是，校领导居然同意大规模地修改课程，而不是召集一个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这次严重的学生闹事。然而，学校当局却又规定，所有神学学生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希伯莱文考试。就是在这门课程上，我赢得了一笔奖学金。十五年后，我来到母校参观，发现新开设的课程完全被取消了，一切又恢复了旧规章。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我后来的整个传教生涯中，我一直力图需求更有成效的方式和途径，而不是墨守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俗。 当我在同学面前作第一次布道演讲时，大家批评我抄袭了贺拉斯·布什内尔。按照规矩，学生们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轮流进行评论。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有一个同我一起寄宿的舍友，轮到他发言时，他说，他认为关于抄袭的指责其实是一种高度赞扬，因为他确确实实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一眼布什内尔的书。然而，我的第二次布道却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教授们给予的批评是如此严厉，以至于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简直不好意思跟同学们见面。 幸运的是，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最后三两年里，G·H·罗斯博士成了我们的古典文学教授。罗斯博士是伦敦大学的金质奖章获得者，曾去印度传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校长戴维斯博士，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优秀的神学家；而罗斯博士前来执教，则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我们在校期间建立的友谊在我离开英国去中国传教、在他为了传教事业重返印度后，仍然保持着，并且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打算用来给印度学生上课的一个小册子《如何通过伟大的考验》由我的夫人译成中文，在太原府乡试期间广为散发。 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时有一个同学叫切维尔（），通常我们两人的考试成绩不相上下。各自不同的人生规划却使我们在1897年不期而遇，那时离我们毕业分手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年了。那天，我正要取道纽约返回中国，听说浸礼会牧师互助会正在一个教堂里举行会议，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去了，去听牧师们做的工作报告。宣布会议开始后，主席说：“很高兴看到切维尔博士又回到了我们中间。从他的报告里，我们将高兴地了解到他在芝加哥的工作取得的进展”。主席话音刚落，一个恰巧坐在我前面的男人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告诉我们，他的目标是，通过他所掌管的一个期刊，把南部和北部各邦的年轻人团结为一个全国性的浸礼会组织，结束在一个国家内有两个浸礼会协会各自为政的状况。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问：“还记得提摩太·理查德吗？”他端详了我一眼，立即站起来，对主席说，与会者中间，有一个在中国待了近三十年的人，是他在威尔士时的同学。他确信与会者很愿意听我讲几句话。于是我走向讲台，简要地向听众表达了我的感受：我被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震撼了，来自小小的威尔士一个偏僻角落里的两个学生，追寻着上帝的召唤，在相距万里的不同国度，各自承担起了引导信徒皈依圣教的神圣工作——切维尔博士在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浸礼会年轻教徒中拥有广泛影响，而我则工作在疆域辽阔的中华帝国的信徒之间。我由此得到的教益是，人在卑微未显时不应当绝望，在上帝的引导下，一定会成就伟大的事功。 在从神学院毕业之前，我应邀每月一次定期去一个教堂服务。去中国传教前夕，曾收到两份聘我担任牧师的邀请，一份来自朋布洛克郡的一座教堂，另一份则来自格拉玛干郡。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中国内陆传教的开始
1866年，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对传教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向中国内陆腹地的进军。那时，哈德逊·泰勒（汉名戴德生）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传教指南》的小册子，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遵循的原则：相信上帝会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对祈祷者即时给予明确指导的能力，比出国传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训练更重要；情愿深入内地，穿当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国饭菜，随时准备过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而不是安居在沿海商埠花天酒地——在大商埠的繁华场里，一些传教士在别人看来实在是自甘堕落。 这个运动在浸礼派传教士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共鸣。泰勒博士正是在它的资助下去中国传教的。摄政园（）浸礼会教堂的兰德尔（）博士，还有安德希尔（）博士——浸礼会的秘书，对这一新出现的运动进行了研究。前者认为，它所启示的方式和途径将有助于改善浸礼会的传教思路。安德希尔博士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868年的年会上，他附议了兰德尔博士的动议。兰德尔博士主张，浸礼会应当比照中国内地会制定的传教政策，拿出新的传教措施。这些讲话在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印度的传教士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暗示他们缺乏献身精神。而那些在艰难困苦中奉献了毕生的传教士们则深感失望。诚然，中国内地会四十多年“亲身弘道”（）的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富有献身精神和才能杰出的男女传教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基督教总教堂的充分肯定。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