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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坏。”这是我故意给他设的陷阱，他很轻易地就陷进去了。于是我说：“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那些使中国陷入灾难的陈规陋习，才是聪明的做法？” 看到自己落进了圈套，他很老道地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怎么做？” 这给了我一个我所期待的机会。我列举了几项我认为必不可少的改革措施。临分手时，他就通货问题征求我的看法。我回答说，他应该向银行家们征询意见，因为他们是专家。但他坚持询问我的观点，于是我说：“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金本位，中国继续行用白银，毫无疑问受害的将是中国；而倘若中国像其它国家那样采用金本位制，就会得到同样的利益”。 几年以后，我又一次见到他。时间是1910年，我正在北京。他来拜访我，告诉我说，在他任户部尚书时，他开始安排向金本位过渡，但在他完成谈判之前，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了。这种延误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鹿传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固执的绅士，以一种巨大的热情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正如他的一个同乡，偏见误导了他，使他无法对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 ⑷肃亲王 这期间，我遇到的另一位有趣的政府高官是肃亲王。他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他的宫邸是如何为逃难的基督徒所用的。 在义和团围攻北京期间，不同国家的外国人都将他们的大本营设在英国公使馆周围。正对着公使馆，隔着一条河和一道街，是肃亲王宫邸。当基督徒的教堂和其它建筑都被焚毁后，詹姆斯先生（一开始是浸礼会的传教士，后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去找肃亲王，说如果亲王和他的家人搬到别处去，把他的王府腾出来让中国的基督徒暂住，那就是无量功德。因为害怕义和团，肃亲王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基督徒从前门进来，他的家人将从后门逃走，做出他们是被驱赶出去的样子，这样可以免于遭受谴责。就照他的意见做了。将基督徒安排在王府里后，在返回的路上，詹姆斯先生落到义和团手里，后来就被杀死了。肃亲王负责京城的治安防卫，开始着手清理和修整街道。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改革者。他的第三和第五个妹妹都在女学中教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3 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这时，外务部正在与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樊国梁（）商讨，以期制定一套条规，在中国政府和天主教差会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 早在1899年3月，帝国政府就以政令的形式，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政治身份作了规定。当我在政界的朋友把这些规定的主题告诉我时，我指出，新教传教士也应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并且我再一次提起了1896年由六位新教传教士起草、我和沃瑞博士进京呈递的教会请愿书。外务部征询我的意见，问我能不能代表新教差会，就有关教会的条规的制定进行协商。我回答说，有一个由传教士大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新教各差会。同时我表示，我们很乐意一起行动，制定一套合适的教会条规。 然而，7月3日，朝廷颁布上谕如下： 谕外务部奏西人传教，分天主耶稣两门，现在总理耶稣教事务李提摩太来京，请旨办理一折：李提摩太学识优长，宅心公正，深堪嘉尚。著将现拟民教相安条规一并与之商议，以期中外辑和，百姓亲睦。有厚望焉。 不久，外务部的官员通知我，说慈禧太后希望在我离京前召见我。我的答复是，如果太后陛下把她允诺的那些纸上的改革方案付诸行动，我将第一个来向他表示祝贺。然后我又加上一句：明天我要回上海。我希望这样的回答与一次在我看来无所谓的会见相比，对改革能产生更好的刺激作用。 4 樊国梁主教 7月14日，在周馥陪同下，我拜访了樊国梁主教。在同外务部交涉之前，他就把自己草拟的传教规章呈交教皇，请求批准。我建议说，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先要达成和解，然后起草一个联合规章。他对这个意见表示赞同。在我们会见时，他的助手、驻章通（）府主教、驻奉天的主教、新任命的山西教区主教，也在场。 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讨论，樊国梁主教就去世了。后来，就民教相安问题，我草拟了七条规定。这些规定得到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周馥的肯定。1905年我回英国休假时，以个人名人把它呈交给罗马天主教的威斯敏斯特枢机主教。七条如下： ⑴任何传教士，倘若散发了轻渎中国宗教的文字，即予撤职； ⑵中国的任何官员，倘若怂恿诋毁基督教的书籍报刊的传播，即行解职； ⑶任何传教士，倘若干涉中国臣民的诉讼案件，即行撤职； ⑷任何中国官员，倘若不能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视同仁，即行撤职； ⑸各差会的负责人，应每年向所在省份的巡抚提交报告，说明教堂、学校、专业学院和医院的数量，以及他的差会所从事的文字和慈善事业的情况； ⑹巡抚应每年邀请其辖区内差会的三名传教士领袖进行协商，讨论如何使教会的工作更有益于社会； ⑺各省巡抚和总督应每三年向中央政府汇报一次辖区内教会的情况，以便朝廷能获得正确的信息，而免于被那些无知和用心不良的人所提供的有问题的报告所误导。 听完我所建议的这七条规定，枢机主教说：“如果这些条规早就被遵守了，我们就用不着为被杀害的传教士哀悼了。如果你愿意给我留下一份复件，我将亲自呈递教皇，并建议将来在中国执行”。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5 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回到上海后，在广学会的日常工作之外的事务中，占用我精力最多的是在国际租界内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公立学校。 1899年，租界市政委员会的干事J·O·P·布兰德（）先生向我表示，如果拟定一份针对租界内中国人的教育计划，并上报市政委员会，他相信委员们会批准的。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刚刚着手，随着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蔓延，有关排外的骚乱的谣言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办学计划自然寝而不行。 等义和团事变在当地社会治安中引起的骚动平息之后，这件事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学会的三位成员一起草拟了一个方案，呈交市政委员会批准。这三个人是卜舫济（）博士、弗古山博士，还有我。我们接到了回信，委员们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如果中国人自己能筹集到三万两，委员会就会给我们地皮并每年资助一千两银子。 1901年，我邀请上海的三个华商领袖楚先生、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经理陈梵廷（）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公司的买办童克荪（）先生来与我的两个合作者见面，我们把市政委员会的建议和条件告诉了他们。告辞之前，三位中国绅士宣称，他们三人将负责筹集办学需要的三万两。在买地的过程中遇到些困难，但是到1902底，市政委员会划拨的做校址的土地到位了。第二年，漂亮的校舍就伫立起来，配备了满足400学生使用的设施设备。外籍教师使用的宿舍楼也建成了。还成立了由三名外国人、两名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校的管理。在学校走上正轨之前，我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根据委员会的决议，我还负责从英国招聘教师的工作。学校的建筑群成了租界区的一大风景。现在，它成了上海最著名的学校之一。 6 访问日本 ⑴河野公爵 1903年5月，我对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目的是为山西大学寻找合适的教材，并聘请日本和中国学者进行翻译。访日期间，我拜会了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男爵、帝国大学校长、教材部负责人和教育界的其他一些首脑人物，他们对我都表现得很殷勤。 我见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人是河野，时任众议院的议长。也许可以把他比作日本的俾斯麦。他在波恩大学接受的教育，当时还是该校学生的德皇威廉二世曾对他将来的政策作过预言，这条材料被学校按照其传统谨慎地保存着。作为黄色人种的领导者，在世界上实现对亚洲的统治，这是河野所坚持的信念。日本政府把他派往中国后，他建议两国建立同盟，其目的是制定亚洲的政策，反抗西方侵略。他的方案得到了外务部的肯定。外务部建议他同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商讨。听完这个方案后，张之洞总督兴奋非常，因为他早就渴望为西方在历次战争中强加于中国的耻辱报仇雪恨。河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的结果是东亚同盟的建立——其规则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万国公报》上。这是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开始，也是今天日本对华政策的启钥。 在同河野会谈时，我提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到国际联盟成立的目的、仅仅作为维持世界秩序之后盾的武力的使用，等等。他说，各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要达到这一步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这些话清清楚楚地透露出了他的思想倾向。 ⑵王子载振参观贵族女校 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我特意参观了东京的贵族女校。巧的是，那天清朝庆亲王的王子载振也去该校视察，他是由政府派来日本履行一项使命的。随他来日本的还有大臣那桐和大约十名中国官员。王子和那同热情地问候我，在北京时我同他们两人都打过交道。吃过茶点后，主人领着我们在校内参观。我们观摩了高年级学生的体操课，她们在跳一种类似于“乡巴佬舞”的舞蹈；也参观了她们的宿舍和画室，并听了学生们的阅读课。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种软体体操， 。学校的校长是下田女士，一个富有魅力、能力出众、举止优雅的美丽女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视察临近尾声之时，她把我们领进花园，摘了一朵白色和一朵粉色的玫瑰，她把这两朵花绑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