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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在过去印尼跟中国的政交由令尊奠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在苏哈托时代跟美国有结盟，所以冷战时期印尼跟中国的政交恶化。今后在你的领导下，印尼跟中国的政交会不会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
梅：我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再发生了。因为在APEC框架下，我们和APEC成员进行了会晤，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
阮：在你领导下，你怎样看待印尼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梅：印尼和美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想说的是，在印尼争取独立直至建国的时候，美国是最先支持印尼的国家之一。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发展得很好。我还想告诉您的是，印尼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因此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实行全世界人民的永久和平。
阮：在以后反恐的问题上，印尼跟美国的合作是哪一方面，是在进入军事合作还是一般训练的合作？
梅：关于反恐合作，我们并不只是与美国进行合作，而是同许多国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或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在东盟内部，我首次访问了东盟各国时，就达成了有关共识。在此之后，我又访问了美国、中国、日本、韩国、英国、意大利，都是为了能在反恐问题上取得共识。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洛斯卡洛斯APEC峰会期间，我们就反恐统一了认识并发表了声明。因为我确信，正如我刚才所说，恐怖主义事件可能在任何时候、由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制造。因此，世界上所有反对暴力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这也得到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有力支持。
风云手记
在我近30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曾经访问过无数各国政要。其中，最容易访问的是西方由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坛人士，尤其是美国政要。这些人由于从基层靠争取选票胜出，口才都很好，否则无以“服众”，和这些人对谈，只要事先摸到他们心中的“底”，往往话匣子一打开，就一泻千里，谈得好，甚至“口没遮拦”。
在访谈中最麻烦的是碰到东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短答”型政坛人物，这些人往往在回答时简短不深入，甚至于只用“是”或“不是”的简单回答，碰到这种人，往往就得拿出警察问案的技巧，多准备一些问题。
不过，据我访问各国政要的经验，政坛人物往往在面对媒体时，自设“心防”，那道内心的墙随着此人地位越筑越高。但是，即使如此，只要能突破这道“心防”，每个政坛人物也都会展现他们心中属于“人”的一面。
在未代表凤凰卫视访问印尼总统梅加瓦蒂之前，几位西方媒体的记者得知我能访问到她，一方面十分羡慕，因为梅加瓦蒂不善言词，很少接受记者访谈，他们也“警告”我，梅加瓦蒂是一位最令记者头痛的“速答者”，有时候只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问题。
因此，在预定半个小时的访谈中，我准备了50多个问题。
在各国政要接受访谈前，通常会要求访者提出访问大纲，有的甚至要求逐个问题都得事先提出。印尼外交部也不例外。我在去年11月初接到印尼驻香港总领馆通知，要我提出问题大纲，这位印尼官员并且很开心地告诉我，通常，如果总统府要记者提出问题大纲就表示访谈已开绿灯，于是我提出了18个问题，其中包括印尼反恐政策及巴厘岛爆炸案的应对措施在内。
11月9日，印尼总领馆通知，梅加瓦蒂不愿谈反恐问题，于是把问题删了5个，只剩13个问题。不过，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国家领导人在面对面谈话之后，往往不需要太守“约定”，面对电视摄像机，即使提问有些“出轨”，他们也不会翻脸，因此，我心中有盘算，并不在乎事先的严苛约定。
11月14日早上，我依规定往雅加达的外交部新闻司接洽翌日访谈的细节。由于我是前往专访他们的国家元首，新闻司官员都很客气，不过，在这天里，外交部新闻司和总统府新闻官员之间，来回三次更改访谈时间，最后终于敲定在11月15日上午11时半。访谈地点先是说好在总统官邸，到了11月14日下午又决定在总统府会客室进行。11月14日晚上7时，梅加瓦蒂的新闻官来电话，提出最后的约定：
一、访问的问题删为8个。
二、访谈时，我提出的问题可以经由翻译（由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提供）向梅加瓦蒂译为印尼文，但是，梅加瓦蒂的回答不能翻回中文给我。当时这位新闻官也觉得此规定不合理，我曾问他：“如果总统阁下骂我，我怎么知道？”他哈哈大笑，于是教我一招“投机”办法：“你可以跟翻译假装沟通提问，让翻译趁机把总统的话告诉你。”不过，我当时认为这是馊主意，这种“小会”式沟通用上一两回，必然引起梅加瓦蒂的怀疑和不满。
三、访谈现场只让我和机组人员进入，其他人一概不准入内。对此，我曾抗议，因为他们事先曾准许我和一些同事入内。不过，抗议无效，为了达到访问的目的，我们也只有接受。
四、机组人员必须服装整齐，不能穿牛仔裤，由于我们请的印尼电视摄影人员都知道见总统非同小可，那天，他们全都穿着印尼的礼服、花衬衫入内，而且，这些人生平都未如此近距离见过总统，在拘谨中也显露出兴奋的心情。
五、灯光不能直射到她。
11月巧日上午9时半，我们通过重重安全检查关卡，终于进入总统府外的草地等待，因为总统府内的几个客厅已坐满访客，11月的印尼仍然炎热，我西装革履自然热不可耐。由于在我之前的阿尔巴尼亚大使多谈了半个小时，轮到我入内时，已近11时40分，摄影机和设备只有5分钟架设时间。那位新闻官竟然还小声告诉我：“对不起，你只有20分钟的时间。”当时我心想，迢迢千里从香港飞到雅加达，再加上千辛万苦的申请访谈过程，岂能20分钟就打发。依我的经验，除了美国军方人士在接受访谈时，真的用秒表计时外，其他各国政要并不会严格计时，因此，一开始和梅加瓦蒂对谈，我就准备“赖”，能“赖”多久算多久。
11时40分，梅加瓦蒂进入客厅，我趋前在门口迎接，她倒很客气，一就座，她的女助手为她别上麦克风，她低声向秘书嘱咐了一句话，事后翻译告诉我，她要求所有在场的10多名副官、助理都离场。刹那间，我一回首，原来在场的人都不见了，只剩我和机组人员在场。
身高大约5英尺的梅加瓦蒂行为举止雍雅大方，坐在椅上，也许自小受到良好的训练，正襟危坐之余倒也有种威严。
为了打开她的“心防”，我考虑很久，便使出所有女人都无法抗拒的绝招，一坐定，我就要翻译告诉她：“你的样子比照片好看多了，你是一位很漂亮的总统。”梅加瓦蒂听完，哈哈大笑。我趁势又补了一句：“通常一般人不容易看到总统阁下如此璀璨的笑容，今天能看到你的笑容，十分高兴，也很幸运。”听了这句话，梅加瓦蒂又是开怀一笑。于是我知道，她的心防已打开。因此，问完第一个问题，当梅加瓦蒂回答后，我要翻译把她的回答翻译给我时，梅加瓦蒂并未表示异意，于是我知道，一切事先的约定，都可以“违约”，包括我把访谈时间从规定的20分钟硬是拖了20分钟，在12时20分才结束。
更重要的是，生性拘谨的梅加瓦蒂在访谈过程中，并不是那么“短答”，相反的，当我问到几个有关其父苏加诺的问题时，她感性的回答也流露了真情。谈到她随父亲访问中国三次，会晤过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刘少奇时，更显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直到现在，许多西方媒体依然有人称梅加瓦蒂是“公主”，当我问她，能在有生之年把她父亲的死对头苏哈托打垮，并坐上总统宝座，她内心有无“公主复仇记”的感觉时，她淡淡一笑，表示她痛恨暴力，并无复仇的念头。
在举止言谈中，梅加瓦蒂显露出一种对中国友好的心态，但是，身为印尼现任总统，她的中国情结也有适当保留，因为：
一、她虽然已执政，苏哈托时代基本已成过去，但是经过苏哈托近30年反共、排华措施的影响，印尼社会在基本上对中国仍存戒心和警惕。在这么一种大环境中，梅加瓦蒂虽然偏向中国，但是也必须审慎小心，据我的观察，她心中的确对中国友好，但是，基于国内的考虑，基于美国的压力，她对中国的善意可能多少要有些隐藏；
二、为了不使印尼社会对华人有恶感，过去中国对印尼华人都避称为“华侨”而改称“华裔印尼人”，这是正确的政策，也是延续周恩来所倡导的：“海外华人如嫁出去的女儿，要心存娘家，但要成为婆家的好分子。”这种思想始终正确。
不过，由于中国现今的国力、国际影响力已大为提高，因应现在的局势，我们如果把周总理的哲学如此延伸：“印尼华人被印尼社会及政府认为是娘家有钱、有势的媳妇”，若借着媳妇巴结中国这个亲家，必有利于印尼。
具体的做法是，设法与当地真正殷实的印尼华人合作，一方面让华人扮演双边贸易互惠的角色，一方面鼓励中国大陆商界到印尼投资基础项目，如石油、天然气、森林、矿产乃至于公共建筑的开发，使印尼在经济上与中国紧密合作。
在专访过梅加瓦蒂之前，我曾对她本人和印尼作过一番研究。许多西方媒体都认为，梅加瓦蒂在军人及伊斯兰教势力包围中，必然是位弱势总统，许多人也预期，她的统治力量不会长久。对于这些分析，我认为未必尽然，至少，在访谈中，她对我虽然和颜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