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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您曾经是罗共的核心人物，现在却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席⋯；⋯；
伊：不，不，根据国家宪法，一旦当选成为国家总统，就不能再跟任何政党有关系，他就成了全罗马尼亚的总统，不是哪一个政党的领袖了，对所有党派都一样。
阮：在您内心深处，您对共产党统治时期还有怀旧感吗？还是觉得共产党是因时代潮流而变迁？您现在的哲学思想是什么？
伊：我认为这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大革命，20世纪后半期的这一场历史性大革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所建立的苏联苏维埃国家组织形式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它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全面发展。首先一点，它忽视了民主思想，即便所谓的苏维埃民主实际也无视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民主机构和民主关系，最后成了专制主义的祸根，在众多社会阶层中搞独裁，成了人民中特殊的阶层，严重危害阵营成员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友好关系，因此首先就证明了它行不通，失去了群众化的性质，脱离了它视为根本依靠的群众；第二点，第二最大错误是忽视市场经济，其实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市场经济有悠久的历史根源。
从有历史记载开始，第一个农业体一出现就有市场经济，农业文明社会一出现，如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地的文明社会早就有农产品交易市场存在，并有组织市场的活动。资本主义只是扩大这种市场，把市场交易关系扩大到整个社会后又扩大到国际经济的范围。可是，由苏联开始搞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建设中忽视了这种最基本的经济基础，这是该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它不能适应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技术大发展的新要求，而这一技术大发展，正是文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苏联式社会主义在1989年宣布失败，最终经不起最后的考验。我无法想像中共的出色表现，他们设法找到了别的途径以更现实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一办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他们采纳了市场经济，市场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经济杠杆的作用，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使中国在1989年之后和21世纪初期更加准备好迈出现代化的步伐。
阮：您觉得在您的领导下，您认为找到了什么路子，这路子是只有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和贵国文化相结合？
伊：我认为是综合的道路，其中有资本主义的经验，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欧洲各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它开始是由瑞典社会主义者搞的，二战后由欧洲其他国家搞，不光是社会民主党搞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搞，比如德国就这样，他们采用的解决办法是把必要的经济效率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因素，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改善人民生活和积极性，提高广大群众的责任感，在经济活动中承担风险、提高经营成绩、改善产品质量、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这都是一些具体的经济目标，但综合起来就是整个社会效益。因为没有社会效益，任何经济制度效率再高，也不可能长久。我们实行的经济制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产生社会效益，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任何经济制度，只要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都是不能接受的，真正有效的经济制度都必须能够产生良好社会效应，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在欧洲这个社会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欧洲社会模式，产生了缩小两极分化的效果，社会的巨大差距大大缩小，因为市场经济有很多优点，但它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为社会两极分化创造了一定条件，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让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状况，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弱点。
因此，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各种社会运动中，都在探索更理想的各种思想模式，以求社会的平衡，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背景。但在苏联和实行苏联模式制度的国家，最后都未能实现这些理想，相反，以不民主的组织形式形成的苏维埃国家，忽视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使整个制度未能实现市场经济，我们应该从所有这些经验中吸取经验教训。
而在欧洲，这些欧洲社会模式是我们借鉴的重要模式，现在更为全人类所共同关注，因为21世纪一开始的最大问题和最大挑战是社会的生产力的问题，是以最大的动力发展经济，这需要技术，充分发挥社会的经济潜力。在前50年里，全球经济增长了整整七倍，就是说在短短50年里，全世界比过去更富裕七倍，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过去任何文明历史上整个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动力。但与此同时，全球贫困化问题并没有减少，相反，贫富差距之大，成了不稳定和冲突的最危险的祸根，因此，全球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成了最重要的问题。
阮：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惟一的解决办法。
伊：对，资本主义不能提供解决办法，最主要的是如何实行的问题。在欧洲国家，这些市场经济概念已衍生出关于国家作用的新概念，认为国家不是统治经济的机器，不是经济的管理者，而是提供一种框架，让总的市场经济更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条件，这需要实践经验，而如何把它扩大到全球范围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欧洲各国是国家负责解决这些问题，创造社会机制，解决社会内部关系问题，现在由谁在全球范围内去搞呢？现在什么都不存在，这样的手段、这种机构、这种机制都尚未存在，这也是在蒙特利尔和约翰内斯堡两次高峰会上争论的话题。
阮：总统先生，让我们谈谈当前国际时事，美国派兵到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时贵国都支援了美国，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欧洲有老欧洲和新欧洲之分。”他们把贵国视为新欧国家。贵国为了什么支援美国，是因为贵国想加入北约组织，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援吗？
伊：作出这种决定当然还是有争议的，下的决心以军事行动解决问题，这并不是太容易的。总的来说，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政治上的问题，但有的时候通过一些军事干预可以帮助解决政治问题，正如南斯拉夫当初的情况。当时联邦解体后出现了一些相互冲突的新共和国，通过内部谈判已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内部冲突问题，国际社会的介入，甚至军事干预，就成为必要的手段。这并非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对此也很不满，可是我们不得不支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邻国，这种冲突状态不但影响到交战各国本身，也影响到左右邻国，所以有必要介入，帮助这些国家解决问题，尽管这问题至今仍未最后解决。中东问题也一样，不幸的情况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没有可能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它们之间无法和平共处，和平解决办法无法实现，虽然和平解决符合双方的利益，但数十年来始终无法实现。更糟的是，连国际社会的帮助至今也没有太大效果。伊拉克问题也一样。还有阿富汗，问题越来越大。实践证明国际社会的干预对帮助阿富汗人民恢复稳定和正常都是必要的。伊拉克军事政权对国际社会、对中东的稳定都构成了很大威胁，因此我们对国际社会的介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表示支援态度。关于拉姆斯菲尔德的那句话，我认为相对来说是正确的，他想要把中欧各国区别开，中欧十个国家都想加入北约组织，这十个国家都有共同的问题，但它们跟欧盟各国并不对立。连欧盟各国本身也意见不一，它们的决定都不同，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支援美国的决定，法国、德国、比利时都不支援，所以不能说我们跟欧盟针锋相对，因为连欧盟本身都意见不一。后来在高峰会期间，我们想加入北约的成员国进行了讨论，对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寻求和平解决途径都表示了支援。
阮：有不少人、包括不少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这种先发制人的政策是一种霸权思想，你是否认为美国是一种霸权主义国家或者是一个超级大国，因此它有这种大美帝国的表现？
伊：从现实上讲，美国确实是个超级大国，而且是惟一的超级大国。自从前苏联解体之后，还有华沙条约解散后，一时间出现了新的平衡，虽然不是稳定的平衡，但有助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改善。原来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对立，这是冷战时期的基本内容。华沙条约一消失，就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了，当然美国的责任更大了。我希望美国不要走过头，变成国际社会的太上皇，美国社会的民主价值观对国际合作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有利于所有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阮：贵国和中国亲如兄弟，您期望将来中国应该起什么角色呢？
伊：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事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中国将保持这举足轻重的角色。我期望这是一种稳定的因素，因为中国的存在成了各国力量平衡的重要因素，这是应该的。而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正在变成经济强国，中国这种经济上的潜力对全球的发展将是极其重要的，此外中国对解决我们刚才谈到的主要问题，即便全球战胜贫困的问题也将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我认为世界局势的稳定、全球的和平环境主要取决于全球各国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即战胜贫困的能力，解决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以及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之所以起重大作用，是因为她在搞历史性的实验，我认为中国在促进全球总发展方面和解决总的贫富差距问题方面都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阮：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伊：谢谢！
第五部分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罗斯仍在深思熟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