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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继反恐运动后，你认为美国以至全球的意见态度会略为改变吗？
奇：倘若俄罗斯对车臣问题采取行动，而中国亦对新疆问题采取行动，许多许多国家各有各的本土恐怖活动问题，不同情况要用上不同方法。美国关注到俄罗斯如何处理车臣问题，和中国如何处理新疆叛乱等问题。美方的关注是适当和合情理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分清两类恐怖主义，“基地”式恐怖主义是一种，强调要表达出来的恐怖主义，无意寻求和解旨在摧毁人类，不会与美国就任何问题谈判，不寻求政治上解决方法，采取百分之百的消极行动。
在别的一些地方有恐怖分子，用不能接受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在响应问题时须考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政治上虽找到答案，却可能因而助长恐怖活动。这往往是一个难题，你不希望恐怖行动合法化，而问题本身可能根本没有答案。但另一方面，若冲突可能有政治上解决方案，有机会挽救所在地受恐怖活动威胁的人们，则有关政府有责任谋求解决，但情况往往变化多端，大家对国际问题认识比以前多，谈判存在两难局面，不管是跟恐怖分子讨价还价，或谈判带恐怖色彩的政治纷争。
第七部分澳大利亚外长
希望跟中国建立既亲密又富建设性的关系
——访澳大利亚外长唐纳
跟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明智，何必顾虑政治因素，这正切合我们的需要。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中国顾虑到与外界的关系，对我们说这些变化是一大喜讯，因为中澳关系在多方面发展兴旺，不单透过贸易投资还有旅游，以及民众间联系，如学生和教育上交流。中澳两国关系发展异常壮旺，得益于中国壮大起来更有自信更开放。中澳建交30年来变化很大，从你个人的观点，这方面感受应该很深，30年前你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唐纳（以下简称唐）：对的。
阮：那时候中澳决定建交，你当时感觉怎么样？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唐：我还记得当时我怎么想，1972年我才差不多20岁，还是个学生。我认为与中国大陆建交十分明智，其中一个考虑是在此之前。我国跟台湾有“外交关系”，台湾是个小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中国最大的一部分，跟北京建立政治关系更明智，最终也证明这做法是对的。今天我们对大陆的观感，跟1972年的时候很不一样。1972年的时候我们对大陆的印象，尽是文革的片段，可能当时文革已到了尾声，但给澳大利亚人的印象，仍停留在那个阶段。今天的中国大陆更见现代化、充满活力、雄心勃勃，更加开放，现在澳大利亚对她的印象，比较30年前好多了。30年前中国大陆被视作威胁，今天却被视为朋友。
阮：当年你跟中国高官见过面，如今他们的态度言谈思维，与1972年相比有没有改变？你曾多次跟中国政府官员接触，他们的举止和语言有没有不同？
唐：当然，他们性格不同、作风不同。过去二三十年，我接触过的中国领袖，作风务实，有条不紊，分析力强。他们针对国家面对的问题，思索解决方法，争取经济上成绩，找出对策后有效地执行。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我认为他们套用了同一方针，有条理、重分析、锐意改善经济，亦致力为老百姓提供安稳环境，并循这方向跟其他国家打交道。正因如此我们相信，跟中国交往很好，1972年的时候很好，今天也很好。
阮：你制定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你认为中澳关系该怎样调整？未来的日子要怎样做？你有何期望？
唐：我相信两国关系踏上了正确轨道，毋须改变发展方向，只要继续推展下去。经济领域发展很快，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双向投资成绩骄人；其次，两国的政治联系空前紧密；但第三方面中澳民众间的联系，目前较为薄弱需要建立起来，譬如说在教育方面，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现在约有2。5万人，不少澳国学生也到中国留学，我们也要发展旅游，每年约有12万澳人旅游中国，到澳观光的中国旅客人数相若。我们可以大大加强这方面发展，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途径，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我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偏见，在彼此认识了解后自会消失。
阮：由于澳大利亚是美国亲密盟友，过去30年中美关系屡见起落，这有否影响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在美中关系上有否构成顾虑？抑或澳是按自己意思行事？
唐：我国有自己的决定。没错，澳大利亚跟美国关系很密切，澳美关系源于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关系等等。但这一切无碍与中国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相信，与美国关系良好是重要的，目前两国关系比多年前更好，令我们感到更加安心。但澳大利亚终会走自己的路，几年前我国做出了策略性决定，希望跟中国建立既亲密又富建设性的关系，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遇到困难，彼此间也存在意见分歧。但我们专注发展多方面关系，包括经济政治和人际三大领域。美国方面也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澳中关系和中美关系不会是一个模样。
阮：澳大利亚政府有没有计划与中国在军事上合作？
唐：有，中澳已有军事间的联系。中澳在政治军事上合作，包括在裁军和限武领域，每年都有举行。最近中国军方高层也到澳大利亚访问，我们也一直派军事人员到中国来，我很赞成让我方军事人员多认识中国情况，多了解大家在地区问题上的看法。所以我十分赞成继续逐步发展这领域的关系，在我担任外长以来，这方面有很大的进展。
阮：谈到跟美国的军事关系，西方媒体总爱说你们是美国的情报员。
唐：是的，抨击我们的是这样说，支持者则不会。
阮：现实情况如何？是真的吗？
唐：我们当然不是美国的情报员，没有一个政府可这样生存下去，岂能扮演外国势力的情报员。我们做出自己的决定，我记忆中澳国内一直在争论，究竟该跟美国保持怎样的距离？我相信，跟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属明智之举。澳国内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这些人不喜欢我们和美国修好，认为两国关系太过密切了，这不要紧，自由民主社会容得下。关键倒要看现实情况。现实情况是，对我们与美国关系密切，我们有自己的利益要照顾。有时候我们与美国也有争拗，彼此意见分歧，也有时候我们同意美国的看法。
阮：谈到贵国和台湾的关系，30年前你们跟台湾“断交”，现在有没有官方关系？有没有妨碍跟中国大陆的发展？
唐：我们跟台湾没有官方关系，我们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北京政府，看重一个中国的政策，深切希望中国大陆终有一天得以和平统一台湾，令所有中国民众可过着安稳生活。澳大利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阮：与台湾贸易活动频繁，牛肉和牛奶业务？
唐：是的，还有其他很多，牛肉、矿物、资讯科技、纺织品、成衣等等，跟台湾贸易量很大。此外，别无其他，不会维护台湾，与台湾没有政治关系，我作为外长也没到过台湾访问。
阮：有台湾人认为，因为台澳贸易量很大，故此北京政府跟澳大利亚签署了大批石油协议？
唐：大概是出于中国大陆务实的政策，我不认为北京政府很关注这情况。我们会尽力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无意基于贸易和商业的考虑，而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不会发生，我们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获得250亿美元合约，向大陆出口石油，是因为投标取得成功，并不出于政治考量。在我记忆中，投标期间并没提到台湾的问题，我不相信北京政府这样做是⋯；⋯；
阮：要把澳大利亚买下来？
唐：不会。
阮：去年贵国统计显示，中文是澳大利亚第二大语言，这统计对你有何意义？
唐：远在1840年，已有华裔人士在澳大利亚生活，华裔血统的澳大利亚公民在澳大利亚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我所属城市阿德雷德的市长是华裔人士，国内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市长也是华人，这次跟我一起到上海来的一位参议员也在中国大陆出生，这正是澳大利亚生活的一部分。华人在澳大利亚占上重要一环，澳大利亚每年会选出杰出人士，表扬对国家最有贡献者。我想在过去10到15年间，华裔人士两度获颁殊荣，华人在澳大利亚扮演重要角色。1840年起陆续有华人移民到来，今日华人占了移民人口一大部分。
阮：东盟和中国签署协议，2010年发展自由贸易。身为澳洲外长，你会感到困扰吗？或视之为正面发展？
唐：我认为这是正面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具深远意义，东盟以前对中国存在顾虑，顾虑到政权问题。现在则认为无所畏惧，乐意跟中国做生意，中国这单一市场已有13亿人口。中国政府作风务实，致力发展经济，岂不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东盟经济经历困难阶段，在1997至1998年，跟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明智，何必顾虑政治因素，这正切合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位处东南亚底部远至东南亚南部，有需要确保东南亚稳定繁荣。中国和东盟建立关系，有助于建立更富建设性的环境，澳大利亚对此表示欢迎。
阮：你有没有计划加入东盟，成立东盟加4的组织，即日本、中国、南韩和澳大利亚？
唐：目前这个计划才刚刚开始，澳大利亚被视为西方发达经济实体，是区内发展较好的国家，可与东盟各国合作，在未来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