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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其实反映了一种误会，是把个人角色、性格与基本政策混为一谈。我认为台湾所有的主要领导人，不论是执政的、在野的，都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台湾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这里面并不排除某种类型的统一，但是他们都相信北京将需要承认台湾拥有主权，陈水扁这样认为，李登辉、连战、宋楚瑜都这样认为。所以⋯；⋯；我们不能说⋯；⋯；我认为单单指责李登辉或陈水扁，来解释这种状况是不对的，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
阮：你认为中国方面应怎样做？
卜：我认为它应在没有先决条件的前提下，恢复双方的讨论，给彼此一个机会解释各自的立场，不是通过媒体，而是面对面的讨论，给双方一个机会，去重新肯定对方、解除不信任多一点，为更多实质性的会谈作准备。
阮：但从大陆的立场出发，他们说，1992年，我们有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九二共识”我们可以暂时不谈一个中国的政治定义，什么是一个中国，我们先向前看。而在李登辉的十三年的统治后，中国说我们不能相信你，如我们说⋯；⋯；民进党甚至不承认“九二共识”，你认为大陆应怎样做，台湾应怎样做？
卜：我认为，在不设下先决条件下开始对话，你可讨论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是什么，“九二共识”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认为这样的深入讨论是必需的。我不知这样的讨论会把问题引向什么方向，但我认为这比在媒体上争论更有建设性。
阮：让我们讨论一下中美关系，有人说在布什总统就职后，中美关系有些紧张。“9·11事件”后，中美关系走上了另一条路。但布什政府的官员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变化，是媒体和公众误解了布什政府对台湾的立场。你在中美关系这个课题上有多年的经验，你认为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和“9·11”后，中美关系改善了一点吗？
卜：我认为肯定是这样子，中美关系在“9·11”后比以前大有改善，两国发现可在一系列的事务，包括外交事务上有成果地合作，如北朝鲜事务。更公平地说，广泛的合作和参与，在“9· 11”前已经开始了，国务卿鲍威尔在2001年7月访华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这说法挺对的，布什政府执政初期曾很关注，不知中国会成为怎样的强大力量，它会不会挑战美国，这并非普遍的观点。我认为在布什政府内，有人认为对中国必须比克林顿政府更强硬一些，因为我们强硬，就有合作的可能。
阮：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告诉我，在布什政府任内，中美关系目前是最好的，你认为是这样吗？
卜：我认为目前绝对是1989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就双方的合作而言，或许是这样，我肯定这是1989年后最好的，但这状况能否持续下去就很难说。
阮：你是中国问题专家，就中美关系，你能给中国和美国政府提出什么建议？
卜：我认为首先我们需要继续强调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这合作需要能达致良好的效果，我们不能只在口头上向彼此说说合作有多重要，我认为，特别在北朝鲜问题上，美国人期待着好的成果，他们希望中国能协助产生这个好的成果；第二，我认为我们需要在我们有分歧的事务上，有更多仔细的对话，以往我们在人权、军事、战略上有很多的对话，我认为那应该继续和深化，还要着眼于结果，而不光着眼于过程；第三，我认为我们需要尽力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如炸中国使馆和EP3侦察机事件。我们双方的军事人员需要更多地沟通；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双方应更好地促进公众间的了解，以及公众对中美关系的支援，我想双方政府行政部门明白其重要性在哪儿，我不肯定社会其他阶层也能如此清楚明白，我指的是当出现问题时，双方的人民能文明地面对。
阮：你期望中国应更多地介入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
卜：是的，如我前面所讲，此事务错综复杂。因为，怎样影响金正日的想法和行为不容易掌握和理解，中国正确地指出：如果你错误地对北朝鲜过分施压，金正日可能会做出过激的反应，或北朝鲜可能会崩溃，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这是件棘手的事。
阮：有人说中国现在无法控制金正日。你认为中国在此情况下能怎么做？
卜： 如果中国能控制金正日，这问题早就解决了。我认为首先中国与美国、南韩、日本等要有很好的沟通，我认为美国应采纳中国的建议，就此危机，尽快与北朝鲜对话，我想美国或许会这样做，我认为要解决此危机，这是最重要的。中国、美国、南韩、日本和俄罗斯要紧密合作，使金正日相信，他无法利用某国对抗其他国家。
阮：北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你担心吗？
卜：这并不令人十分担心，北朝鲜每次都会拿出一张长长的、上面写着他们可做的过火的事的清单，看看这次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但我们不可低估那里的事态的危险性，这当中有计算错误的可能性，但我认为仍然有机会找到符合中、美、南韩和日本利益的、解决危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