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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位于日军主攻方向上的第５１师阵地为例，师受命防守的正面右起方山（含），左至淳化（含）；师的兵力部署是：“以３０２团占领由方山（含）左迄宋墅（不含）之线”，“以３０１团占领由宋墅（含）经淳化镇迄上庄（不含）之线”，“以３０８团为预备队，位置于宋墅附近”。另外，第３０５团置于距第一线阵地约１０公里的高桥门、河定桥（复廓阵地），以此为预备阵地（实际上并未修筑工事）。据该师战斗详报说：“淳化附近之国防工事，均系距离甚远，而且目标显明之机枪掩体，欲构成坚固而纵深之阵地需工甚大，而担任外线作战之部队输送力量薄弱，爆破材料及障碍材料极感缺乏，虽经星夜赶筑，终以正面过宽（每团５公里，前沿阵地每连１２００余米）、材料缺乏，阵地未能完成预期之坚固程度。”〔３４〕在这样的兵力部署和阵地编成情况下，第５１师能坚持抗击日军主力在陆、空及步炮协同下的猛攻达２日之久，已经相当不易了。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为了保持防御的稳定性，要求防御一方必须具有快速应变能力：能迅速封闭突破口，能将深入之敌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能及时填补敌人造成的阵地裂口，并能在敌人改变主攻方向时快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防御方向等等。而达到要求的关键，则是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其编组原则，要有足够的兵力、火力（一般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并配属一定数量的装甲兵和炮兵，能独立执行阻击或反冲击等各项战术任务，同时还要有快速机动的能力。掌握了这样一支预备队，才能使整个防御体系保持弹性和后劲，当防御态势发生变化时，能迅速、及时地恢复原防御态势或增强前沿的力量。从南京保卫战的全过程看，卫戍司令部始终未建立起这样一支预备队，所有部队都分配了防守阵地的任务。因而，在情况发生突然变化时，无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只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仓促拼凑兵力应付。如１２月６日，日军第１６师团前锋部队的一部分兵力于中午前后由伏牛山北侧突入第６８军侧后方的孟塘、太湖山一带，卫戍司令部于１４时急令防守城北的第３６师抽调１个团至麒麟门附近警戒待命，当夜又令１２月５日刚到龙潭、栖霞山各１个团的第２军团第４１师和担任伏牛山、汤山防御的第６６军各抽调一部兵力，与第３６师的１个团共同组织反冲击。等到第３６师的补充第２团（新兵）从北固山到达麒麟门作好一切准备时已是７日上午。此时日军主力已投入战斗，第６６军汤山阵地遭到猛烈攻击，陷于苦战；第４１师龙潭阵地的１个团也受到日军第１６师团右翼掩护部队的进攻，均已无力抽调兵力。以第３６师的１个补充团当然也就无法完成消灭突入之敌的任务。又如１２月９日拂晓，日军第９师因前锋部队一部兵力在击退防守红毛山阵地的教导总队第１旅的１个营后猛攻光华门，这时卫戍司令部感到情况紧急，但仓促间难以从其他阵地抽调兵力，只得令宪兵教导第２团派兵增援。该团分守上新河及清凉山两地，临时仅以团预备队——第９连的１个加强排乘６辆江南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往援。由于日军主力当时正在调整部署、作总攻城垣的最后准备，才由刚撤回的第８７师后续部队实施反冲击，暂时稳定了光华门的态势。１２月１２日日军突破中华门，防守该阵地的第８８师失去抗击能力，而卫戍司令部也完全丧失了阻止不利态势继续恶化的能力和手段，更谈不上恢复城垣阵地的原来态势了。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形势 4
另外，根据一般军事原则，指挥机构制定的作战指导计划必须具有弹性，防止用一种计划去应付多变的情况：要在对情况作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以一案为主，作多手准备，特别是要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制订出若干处理方案。但从卫戍司令部的计划和参加制订人员的回忆文章中均未反映出曾经做到这一点。全战役过程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处于被动状态。防守部队本身也大多如此。以第８８师为例，该师的１个旅在雨花台，１个旅在中华门城垣，但两旅都将城门完全堵塞，不留任何通道，既没有增援外围阵地的打算，也没有在必要时将部队撤至城垣阵地的考虑。除挹江门外，在其他城门也都是如此。正是在上述情况下，防御阵地仅一点突破，即导致全线瓦解。最高统帅部曾估计仅南京城垣至少亦可“固守两周以上”，〔３５〕可事实上从１２月１０日日军总攻城垣开始，仅２天多的时间南京就失守了。
第三，战略与战役指导背离战略方针及战役实际，致使作战指挥在关节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是撤退变为溃逃、兵力损耗过大的主要原因。
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在我则“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以“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３６〕其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关节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和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耗敌人，主要是战斗组织方面的问题；保存自己力量，则主要是转进，或者说是撤退组织方面的问题。
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始终处于战略方针与战略企图的矛盾之中。会战之前力排众议，作出了短期固守的决策，并从主观愿望出发，预期防守１月至２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从保存力量出发，立即下令撤退，但又不肯明确指示撤退。开始时仅让顾祝同口头转告，不得不直接下令时，又含糊其词，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卫戍司令及副司令“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的决心犹豫、徘徊于撤与守之间，不可能不对部队产生影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对总的战略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自己说过，是为了“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３７〕可是他的战役指导根本没有撤出南京的任何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进行必需的工程、交通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完全是长期坚守、死守的措施。如要求交通部部长俞鹏飞将下关原有的两艘大型轮渡撤往武汉，禁止任何军人、部队从下关渡江，通知浦口第１军和挹江门的第３６师：凡从南京向长江北岸或由城内经挹江门去城外的部队和军人都要制止，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当撤退命令下达后，因第３６师守挹江门部队及浦口第１军守江边的部队未能及时接到命令，仍阻止撤退，造成自相开枪射击、惨死多人的惨剧。装甲兵团战车第３连竟是在营副指挥下，从被挤倒、踩死的人身上冲出挹江门的。〔３８〕
本来组织突围、撤退就比组织进攻或防御为难，因部队的士气已经低落，建制残缺不全，协同全部混乱，极易形成溃逃。而唐生智在下发撤退命令之后又考虑到第８８师、第８７师、第３６师和教导总队是经过德国顾问多年训练出来的中央嫡系部队，也是今后继续抗战的骨干部队，惟恐突围危险、损失过大，回去要受蒋介石的责备，竟然不顾命令规定，口头指示他们也可以渡江北撤。这自然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致使在激烈战斗中没有牺牲的近１０万官兵毫无代价地惨死于混乱之中，或成为俘虏而遭敌人惨杀。此外担任掩护的部队不掩护，将领抛下部队自己先逃，使部队失去指挥，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抗击和行动，也是撤退形成溃逃、结果反逃不了的诸多重要原因之一。对照一下后来欧洲战场上亚历山大指挥的敦刻尔克港撤退，就可以清楚地比较出两者之间的差别了。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国际形势与陶德曼调停 1
正当中日紧张地进行着淞沪及南京会战的期间，德国政府曾在中、日两国政府间进行过一次和谈斡旋。因德国政府主要是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的，所以习惯上称之为“陶德曼调停”。它的出现，与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中德、日德关系及中日战争的发展，“调停”以失败告终。
（一） 中德关系的演变
“七七”事变以前，中、德两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许多政治观点相近，而在经济上又有很大的相互依赖性，于是两国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德国为进行扩军备战，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如制造穿甲弹及坦克装甲以及飞机所必须的钨、锑、钼等，７０％以上来自中国；而中国国民政府为扩大、更新军事力量，也正需要德国的军火和军事人员，所以双方关系达到了极为亲密的程度。德国庞大的军事顾问团活动于国民政府各重要军事机构之中，负责训练及协助国民政府组建和装备新式军队。如最早参加淞沪会战的第６７、 第８８和第３６等师，就是由德国顾问训练和全部装备德国先进武器的部队。在对待中日关系上，德国也明显地倾向于中国，不承认日本制造的傀儡满洲政权，更不希望日本对华的侵略行为迫使中国政府倾向苏联。德国国防部的冯·赖世瑙将军访华时，曾向蒋介石表示：德国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反抗日本霸权的斗争”。
１９３６年，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对中国华北、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