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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建、整训炮兵、装甲兵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还对工兵、通信兵、交通兵进行了筹组、训练和整顿。1932年8月成立了陆军工兵学校，1933年7月成立了陆军辎重兵学校，1935年9月成立了通信兵学校。向国外购买武器装备，更替陈旧装备，以聘请外国顾问和国内外技术专家授课等手段培训人才，提高部队素质。到抗战爆发前，计拥有铁道兵团1个（附轻便铁道器材320公里）、汽车兵团1个（计汽车750辆，一次输送力约1400吨）、〔49〕通信兵团2个（专供军以上通信联络）、工兵团2个。〔50〕各兵种尽管编制不大、人力物力有限，但毕竟进入了中国陆军多兵种合成作战的新时代。
中国国防工业薄弱，又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一切重要武器装备都靠国外进口，一旦来源断绝，则得不到补充；而且武器来自不同的国家，类型不同，操纵各异，不利于技术的发挥。这些都制约特种兵的建设和发展。
（六） 加强海、空军并进行战备演习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对海军和空军都进行了建设，作战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并在抗日战争之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曾制定了一个五年造舰计划。该计划“以日本在华海军军力7万吨（指排水量，下同）为对象，建造各种舰艇，计5。6万吨”；又根据“将来战场之位置而又适于海洋根据地之条件，划分海军和军港等”。〔51〕此后，海军为抵御日本，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新建和改造舰艇及飞机，建设军港，增设炮台，勘测航道，更换部分枪炮，培养抗战人才等，取得一定的成果。新建成的舰艇有“逸仙”号巡洋舰（1545吨），“民生”号炮舰（505吨），“海宁”号、“江宁”号、“抚宁”号、“绥远”号炮舰（均为260吨），“肃宁”号、“威宁”号、“崇宁”号、“义宁”号、“正宁”号、“长宁”号炮舰（均为280吨），“平海”号巡洋舰（2383吨）。改造的舰艇，有“威远”号、“建安”号驱逐舰（均为850吨），“大同”号、“自强”号轻巡洋舰（均为1050吨）；电雷学校还把1艘商船改为“自由中国”号练习舰。此外，中央海军购进日本制“宁海”号轻巡洋舰（2516吨），电雷学校向德国购进3艘鱼雷快艇（各30余吨）、向英国购进12艘鱼雷快艇（各10余吨）。还计划向德国订购5艘潜艇及1艘潜艇母舰。因抗战开始，日本抗议，德国中止了合同。
以上各舰艇总排水量为1。3万吨（未竣工的不计），虽然与计划的5。6万吨相差甚远，但这些新建成或改造的舰艇的航速、火力较原有的舰艇要高。舰艇上大都安装了高射炮，防空能力有了增强。
海军在此期间先后造出了高级侦察机“江鹤”号、“江风”号各1架，水陆两用侦察教练机“江鹊”号、“江鹇”号等共5架，舰载水上侦察机“宁海2”号1架，及“弗力提”式教练机12架。
此外，海军在军港建设、航道测量、军械更新、粮煤弹药储备及观象、医疗等方面都作了整备和建设。
中国的空军从1929年起才正式成为1个军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空军所属新旧飞机200余架全部被日本抢去。到1932年，国民政府中央空军仅有50架飞机、200名飞行员。当时的空军“散漫而又微弱”，“只是作了军阀们政争的工具，对于整个国防，不曾有过些微的建树和功绩”。因此，从“一·二八”抗战到长城抗战，制空权完全为日本掌握，中国军队的活动尽在日军的监视之下，在其轰炸、扫射下的伤亡更不知其数。〔52〕为此，国民政府着手规划建设空军，先后拟定了1932年至1937年的五年计划、1933年至1936年的三年计划、1933年10月至1937年12月的四年计划。计划几经调整，在最后拟制的四年计划中，根据“国防上需要空军最小限度”及“在事实可能范围内竭力建设之能力”，计划到1937年主要达到的目标是：（一）建设高级航空学校1所（将笕桥航校改建）、初级航校2所、机械学校和参谋学校各1所，培养飞行员700人、机械人员2000多人。（二）建设空军27个中队，常备作战（驱逐、侦察、轰炸）飞机375架，加上教练救护机117架，总共432架。（三）建设航空制造工厂3所、修理工厂6所。〔53〕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7
（三）建设航空制造工厂3所、修理工厂6所。〔53〕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国民政府采取下列措施：（一）加强组织，培养人才。1932年9月，将军政部航空学校改组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自兼校长。次年11月，将空军主管机关航空署由隶军政部改隶军事委员会。1934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宋美龄担任秘书长，负责空军事务。中央航空学校及初级班洛阳、广州分校分别由美国和意大利顾问担任教练。到1936年，毕业的飞行员生约700多人。同时培养出一批机械、照相、轰炸、通信人员。1936年4月在南昌成立的航空机械学校则专门训练机务人员。（二）购买设备，建造工厂。国民政府还向美国和意大利大量订购飞机、航材、汽油。据美国航空商务部的统计，从1931年到1936年8月，有453架飞机运往中国。国民政府原有韶关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一飞机制造厂）和上海海军飞机制造厂的规模都比较小。航委会于1934年10月和美国联邦航空公司合办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工厂。1936年10月和意大利合办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二飞机制造厂）。1937年2月，又和德国合办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韶关飞机制造厂于1936年仿美“霍克”式双翼战斗机，制成了“新霍克”式战斗机。但金属螺旋桨、发动机、仪表和一些金属材料都依赖外国进口。
此外在机场建设，材料、弹药、油库建设，气象、通信和地面保障、防卫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到1936年6月前，国民政府中央所属的空军有14个中队。7月，两广事变时，广东的空军投奔中央，又增加了9个中队。同年10月，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共捐献了470万元，〔54〕以捐款购得飞机68架。〔55〕1937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全国为6个空军区。实际成立的只有第一（南京）、第二（南昌）空军区司令部。全面抗战前夕，全国空军总计有飞机约600架，飞机场共有１００多个。
在发展空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处处要依赖外国，进口的器材五花八门，聘请的外国顾问各搞一套。到卢沟桥事变前夕，常备飞机的实际数字仍未达到四年建设计划所规定的指标；且由于缺乏后备力量，人员、器材补充困难，因而到1937年底就基本上失去了制空权。
结合敌情、地形和武器装备进行演习，是国民政府对日准备抵抗作战的一项内容。为此，陆、海、空军都进行了演习，尤其是陆军的防空演习成效较大。
1935年冬，陆军在南京东南地区进行了实兵对抗演习，参加部队为国民政府最精锐的第87、第88和第36师。演习分为东、西（红、蓝）两军，状况空前。
另外，各地区进行了局部演习。特别是各地要塞防守区，演习在防守区内就地进行。演习科目为对敌舰射击、各台之间的联络、步炮协同及联络、战场内追击、对上陆之敌攻防以及夹江临时封锁等。
海军的演习只是演练封锁江面的布雷，技术性比较强，规模不大。
这一时期的陆、海军演习都是在较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主要是怕刺激日本，也是为了保守战术、技术上的秘密。
比较而言，防空演习的规模较大。当时国民政府将防空分为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种。积极防空是指利用空军和地面高射炮兵对入侵敌机进行攻击驱逐；消极防空是在敌机轰炸扫射时疏散隐蔽，使损失尽量减少。
1934年8月进行了第一次首都防空演习。设想敌机自长江口侵入，沿长江西侵，或沿京沪铁路及京杭公路进犯。演习共进行两天。日间演习通信监视、飞机攻守、防空部队射击，进行消防、防毒、救护等；夜间演习敌机轰炸、灯火管制和交通管制等。为了搞好这次演习，几乎动员了南京所有的军民，并对报道、宣传进行了控制，目的是为了保密。这次防空演习增强了全民的防空意识，为尔后大规模的防空演习取得了经验。1935年5月，在南京举办了防空展览；当年秋季又举办了京、杭、镇（江）联合防空大演习，对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居民进行防空训练。
1936年4月，国民政府根据防空需要，在全国划分9个防空区：第1区江浙皖，第2区鲁豫，第3区闽赣，第4区晋绥，第5区冀察，第6区湘鄂，第7区粤桂，第8区陕甘宁，第9区云贵川。各区内设情报所或分所，所下辖防空监视哨。防空监视哨是1934年秋首都防空演习时成立的。由于当时没有雷达预警设备，就在各交通要道、重要设施地等处设立监视哨。监视哨人员携带通信工具，配置在各大城市周围100至250公里的地境内，不分省界。当敌机飞临时，情报员即将敌机数量、飞行方向乃至机种逐次传递，以使预警区做好防空或作战准备。此项监视业务后又扩大，由防空区内的交通、通信机关，如铁路、船舶、公路、电报、电话及警察局、乡镇区公所等兼任，由成立的防空情报所或分所进行领导指挥，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防空监视情报网。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8
（七） 整备要塞和修筑国防工事
国民政府整理建设要塞工作始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1932年2月，为防日军舰沿江进犯、拱卫首都，在军政部内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