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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塔铺》获1987年《人民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电视剧《塔铺》获1988年全国电视剧飞天奖
中篇小说《新兵连》获第三届（1987——1988年）《小说月报》优秀中篇小说“百花奖”。
中篇小说《新兵连》获第二届（1984——1988年）青年文学创作奖
中篇小说《头人》获第三届（1989——1992年）青年文学创作奖
中篇小说《单位》获1988年——1989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
中篇小说《单位》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优秀文学作品奖
中篇小说《一地鸡毛》获1990年——1991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
中篇小说《一地鸡毛》获第五届（1991年——1992年）《小说月报》中篇小说“百花奖”。
个人获1993年度“庄重文文学奖”
个人1995年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获得（1992一一1997年）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
长篇小说《手机》获新浪网2003年度文学奖
第三章批判莫言 （1）
批判莫言：饥饿的挥霍者
作者：格式
古人云，画鬼易，画人难。难就难在现成的实体摆在那里，一比就知道真假；难就难在说他好，别人喘，说他不好，他自己喘——气的。好在莫言与我是山东老乡，但坏也往往坏在我们俩是老乡上。满篇溢美之词，别人准说格式这小子近乡情更怯；可吹着浮尘找裂纹，恐怕莫言那老小子又会责怪——“还老乡呢？啥鸡巴老乡？”。并不是我自诩掌握了他多少不可言传的核心机密，而是揭一个人的老底，确实需要相当的功夫。吹吧，反正莫言也不知道俺究竟是吃哪碗干饭的。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想躲是躲不掉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听从他的那三把板斧胡乱飞舞，说不定真砍到正经的骨头上，让你痛定思痛。
莫言不是人。自从十几年前冬天里的一个深夜，一个叫川端康城的日本鬼子，用一句“一只黑色而狂逞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给他开了苞，让他尝了洋荤，他写作的春情，于是便像汹涌的江水一发而不可收。他连夜产下的《白狗与秋千架》，难辨雄雌：“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个混血儿，尽管有些洋里洋气，但由于肤色和性情与国人比较接近，后来还是“混”来了牛逼哄哄的台湾联合文学奖。（由其改编的电影《暖》，之所以在日本夺得大奖，盖因二者的同父异母性。）这是在莫言的小说里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也是第一次在他的小说里出现关于“纯种”的概念。之前的莫言，写小说总是按图索骥，响应号召到农村、工厂去体验生活，体验了半天，最终还是一无所获。眼看着大好的时光匆匆而去，他急得抓耳挠腮，恨不得将桌子上的纸和笔，一块吞尽自己的肚子里，以期生下连环雷似的小说。之后的莫言，不仅找到了快感的源泉，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优生高产的办法。当他写着一篇小说的时候，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产卵的母鸡一样，在他的身后咕咕乱叫。
那时候的中国文坛流行寻根，有的诗人跑到了半坡以及洛神降临的地方，有的小说家跑到了深山老林，甚至渺无人烟的荒漠。有福之人不用愁。莫言这小子也够省劲的，打回“高密东北乡”没多久，就摸到了小说的经络。那地方，莫言称之为“血地”，既有母亲生他时流出的血，又埋葬着他的祖先。只要银针扎在哪里，就会自然而然地刺痛国人的神经。那地方好比是一个储藏量相当丰富的油气田，只要他用心开采，就够他忙乱一辈子的。那地方神奇，因之成全了莫言的传奇。那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噢，这是我们的老家。每个人都有故乡，只不过，往往因为生活在别处，而把异乡当成了故乡。回到故乡的莫言，酸甜苦辣，一起打着滚儿往上翻。此情此景，让他认识到，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如此以来，莫言成了其小说人物的替死鬼。连他自己也不断地告知写他的人，千万别他当作人来写，最好当成妖怪。有他的公告垫底，我本不想把他当好人写的念头，可以堂而皇之地实现了。
言其妖，绝非人妖。他的长相，也确实够对不住劳苦大众的。一脸的旧社会，不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单说他的丑给母亲带来的苦难，就足以表明莫言不可能拥有与常人一样的童年。言其怪，是说他的行为举止总是那么邪乎。上小学第一天，他就屙了一裤裆屎，而且是站在校长面前屙的。莫言的好吃更是有名的。六零年饿殍遍野，他们家多亏他有个在供销社做事的小叔，从供销社弄回来一麻袋豆饼。这麻袋豆饼藏到哪里，他就翻到哪儿，经常打着夜里如厕的旗号，偷豆饼吃。有了吃的，就想喝的。其父有半瓶待客的高密老白干藏在后窗上，他掇来木凳子，一次喝一小口，随后便弄点凉水兑进去。这酒越喝越像水，有客人来了，莫言吓得像只老鼠，恨不得立马刨个洞进去。侥幸的是这个客人没酒量，闻着点辣味就以为是好酒，可能尝出来也可能没尝出来，总之，没反应。唉，活到这个份上，只能说活着才有希望，或者说活着就有希望。要不然，我今天怎么会有机会面对他呢？
饥饿性腹泻
看过莫言小说的人，极容易得出一个清晰的判断：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败家子”。要说他不会过日子，他似乎比谁都明白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可让人感觉越来越幽默的是，一旦手下有了点实物，他好像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极尽铺张之才能，大肆挥霍语言，挥霍情景，挥霍感觉。在大吃二喝炒豆芽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就他的胃？
“我每天都跟我的肠子对话，他的声音低沉混浊，好像鼻子堵塞的人发出的声音。……我伸手抓过那鳖裙，迅速地掩进嘴里。从口腔到胃这一段，都是腥的、热的。我的肠子在肚子里为我的行动欢呼。”小说《罪过》里的这段描写，让我们看到，消化器官被赋予了独立的生命，成为主体的另一个“自我”。肠子像头脑一样地思考，并与主体对话。是它驱使着主体去“抓取”和“吞食”物质，而主体则成了这种肉体化的欲望的执行者。或者可以说，肉体化的欲望才是真正的“主体”。再仔细看，就会发现，“我”对于食物的态度是贪婪的。谁料想，贪婪竟被莫言发展成其小说感官经验的基本形态之一？再说，少年那种掠夺、饥不择食和吞噬的摄食方式，就让人疑心莫言本人没准是饿死鬼托生的？他的笔下，吃总是如同一场战斗，很少有那种悠闲而体面的用餐。《食草家庭》的第五章，二姑的两个莽儿子就是怀抱着顶上了火的枪在“消灭”食物。《酒国》里所涉及的几次盛宴，食客们也都是“犹如风卷残云”般地扫荡饭菜。就连那些平素优雅风流的服务小姐们，打扫残羹时“吃相都很凶恶”。此类不堪入目的“吃相”，使莫言把贪婪的经验推向了喜剧性高度，与此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人性的另一面本质：本能的动物性。咱们国家古代传说中贪吃的神——饕餮，就是人兽混合的形象，它有一张巨大无比的嘴和惊人的食量。这个形象，就容易就让人觉察到，国人对于自身动物性本能（首先是食欲）的恐惧。咱们看，《酒国》里的高级侦察员丁钩儿，自始至终都在与各种饮食打交道。他所侦察的案发地点——酒国市，整个儿就是一个大吃大喝的国度，说它是一个“饕餮国”，一点也不过分。这里的人，简直是食无禁忌：不光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而且对同一种食物又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加之，吃与喝是联动的，唇亡齿寒，这里的酿酒业也异常发达，甚至还有一所酿造大学。而丁钩儿所要侦察的又是一桩所谓“吃红烧婴儿”的案件。他一俟踏上酒国市的土地，就与可怕的食欲作斗争。这位老牌的高级侦察员，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强大理智，去克服肉体的欲望，最终还是失败了。与其说是饮食的快感消解了他的意志，不如说是其个人的意志完全被自己的欲望吞噬了。
丁钩儿被自己的本能打垮了，饥肠辘辘的莫言，也难逃此劫。有时候，我甚至以为，丁钩儿是不是莫言写作的自画像？与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其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倒显得比较克制。这部作品在文体上是有风度的，甚至是羞涩的，它好像不愿意让人们联想到过度的“匮乏”，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暴露出贪婪的欲望。从小说主人公黑孩的头颈与身体的比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二度营养不良”。小说里，这个孩子总是避免开口说话。开口说话，也会无端地消耗自身本来就匮乏的能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他把红萝卜转化为自己梦想的对象。虽然红萝卜并非最好的果腹之物，也算不上是可口之物，但却被莫言赋予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感觉的迅速迁移，能否起到“望梅止渴”式的暂时性效果，咱们不得而知，但这部作品的确在崇尚浪漫诗意的八十年代中期博得了热烈的喝彩。而后的《欢乐》《爆炸》《红蝗》一类作品，就完全“暴饮暴食化”了。那些馋相毕露的描写，时常搅乱人们脆弱的神经：内心的某种隐忧，油然而生？
放眼整个世界，食物安全问题是最大的焦点。莫言的小说，始终离不开饥饿这个主题。也许他小时候饿怕了，也许是国人的本相使然。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