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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整个世界，食物安全问题是最大的焦点。莫言的小说，始终离不开饥饿这个主题。也许他小时候饿怕了，也许是国人的本相使然。肿胀的语言，扩张性的场景以及膨化的感觉，都在另一个向度，反证着莫言曾经溺于饥饿的阴影。 有关饥饿，虹影曾写过《饥饿的女儿》，刘震云曾写过《一九三四》，王蒙曾写过《坚硬的稀粥》，可他们引人注目的是主题化的经历，而不是主题的本能化。主题在莫言的笔下本能化，使其作品的形式必然曲径通幽般地呈现个人的本相。其实，饥饿在咱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高楼大厦平地起，挡不住咱们的饥饿，日进斗金的股票证券消灭不了饥饿，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豪华时装。。。。。。掩饰不了饥饿。叫人毛骨耸然的是，这饥饿恐怕不仅是现世的，而且是涉及过去和来世的；不仅是底层的，而且是全民的。饥饿不仅跟下岗工人，跟绵延千年一成不变的农村寸步不离，而且也跟城市新贵，跟香车美人和拥有这些财货的巨富形影相随。
孔圣人说，食色性也。在咱们这块古怪的土地上，虽然也曾上演了女人祸水般的历史传奇，但女人的情爱几乎从来只具有物品财宝象征的意义。浪漫爱情作为一种精神和人生境界，似乎只有在欧西民族和荷马史诗里才能寻得到。对于国人，吃始终是第一位的，食是国人的灵魂。从远古起，人们就知道〃饥者歌其食〃。汉人说，〃民以食为天〃。《周书》里介绍八件国家大事，第一就是食。《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自饮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病苦，人之大恶存焉。〃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管仲认为，治理老百姓（〃牧民〃）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有饭吃（〃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足则知礼节〃）。民国时期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为官之道，就是有饭大家吃。开天辟地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曾开门见山地指教前来寻求解决内困良策的的泰国领导人差猜：给老百姓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跟着泰国共产党造反了。现如今的政府，成天价招呼“无农不稳”，看样子也是意识到了大国的危机所在。平常老百姓吵架，一到节骨眼上，就爱恶狠狠地证明自己立论做人的坚实，〃我信什么？我信吃饱了肚子不饿。〃鲁迅也说过，〃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唯饭史观〃，果不其然，把鲁迅造就成了一个明察秋毫、谁都不宽恕的“民族魂”。
〃我食故我在〃。饮食不光是咱们的生存实质内容，而且也是咱们的汉语本位。书面语言不用说，就是日常人们见面打招呼，也总是说〃吃过饭没有〃；问一个人的工作：〃混得如何？〃你混的那口饭好不好吃？羡慕一个人的职业：〃他多滋润哪，吃香的喝辣的！〃对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则会指责他：〃你干什么吃的！〃对行为异常的人会嘲笑他：〃吃饱了撑的！〃晓之以理时会作通牒：〃吃不了兜着走！〃至于吃亏、吃得开、吃不消等等，饮食的语言几乎成为汉语表征事物的全部手段。按理说这一情况，只有在原始人中才普遍存在，但各民族在其远古时代也并不全部以〃吃〃喻一切，人家很多民族都是以身体的感觉移情于对外界的认知。不能不承认，咱们的语言思维，还停在原始阶段呵。
找到了老根，莫言才会对吃理直气壮地津津乐道。国人之所以把吃饭等同于〃活着〃，就是因为咱们打老辈子就粮食不足。《救荒本草》、《野菜博录》之类的实用说明书，为什么会在中国的植物学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观音土、榆树叶、茅草根之类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中国人的生活史上成为文章的筋骨？圣人所关心的那种〃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荒年不免于死亡〃的寻常百姓生活，为什么从远古到如今，都未曾彻底改变？据可靠资料透露，在目前的十数亿国民中，尚有近万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假如这些人一旦失去了依附的力量，公开地抢掠，夺取别人的资源拚命挤进人肉的筵席占一席位，就绝非什么危言耸听？求生的本能，总是大于或高于任何游戏规则。乱世是人之欲望无限地膨胀又无望地难以满足的一种结果。生活在这种乱世，国人的生存不幸是多重的，而且这不是少数人的不幸，是绝大多数国人的不幸。鲁迅认为，依附型的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也是中外史学家关注的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原因昭然，又如此简单明了：饥饿。
面对还没有渡过“口腔期”的国人，是饥饿激活并催生了莫言的想象，以致于堆积与夸饰竟然成就了他的小说风格。众所周知，儿童在语言习得和事物认知的初期，往往通过搭积木来确定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堆积，有助于事物的空间确认，也有利于事物据有者认识的直观。莫言的知识框架，完全可以说，就是一张“菜单”。食谱和知识系谱之间，确实存有某种隐秘的相关性。在散文《忘不了吃》里，莫言说，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食谱做出了贡献。《酒国》中的食谱就像是一部辞典。它与任何一部辞典一样，其结构编排规则，同样体现了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秩序的理解。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知识与食物相提并论，把知识喻为“精神食粮”。这两类食粮之于莫言，是同等的重要，并且，两者之间有着充分的一致性。试想，一位小学肄业的年轻人要成为杰出的作家，其在知识方面的饥渴，不把自己逼成“饕餮”式的贪婪之徒，怎么才会补足少年时代在物质和知识两方面的匮乏？两方面的贪婪，加速了莫言文体上的扩张。其笔下接连出现的强盗形象（如《红高梁家族》中的人物），又是另一种铁证。强盗的特征即攫取和占有。像强盗们坐地分赃时盘点自己的劫掠所得一样，莫言总是这样清点自己的经验“账目”。他的经验世界通过食物系统向周边扩张。“强盗”形象正是其扩张型的“自我意识”表征，与其放纵的文体互为表里。
病从口入。亮出莫言的舌苔，即可确诊：他患的是饥饿性腹泻。病因即贪食导致的消化不良。贪食，说到底是一种源自本能的报复。饥饿是生命的一部分，尤其是童年时期的饥饿，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产生致命性的后果。生于1955年的莫言，曾自作主张把自己名字中的“谟”字拆开写，于是便成了莫言，意思是少说话，多写字，多思考——因为说话费力气，而动脑子则可以保持肚子里食物的能量。刻骨铭心的经历，使莫言一旦翻身，就立马变脸。至今，他已说了二百余万字。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反复重叠的句式和丰富的感性词汇，几近“宁可胡说不能没说”的境地。咱们知道，“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汉语一度膨胀到了极点，可人们在那个时期的精神，却极度的“匮乏”。这表明，“挥霍”的心理学基础未必基于“充裕”，相反，倒可能是出自曾经的“匮乏”。“挥霍”一方面是所有者对自己由“匮乏”变为“充裕”的炫耀。另一方面，“挥霍”即是“浪费”，是对过度“充裕”的所有物的否定性使用。纵观莫言这些夸张的言辞，只是为了达成一种意义的“肿胀”状态。“肿胀”并不是真正的生长。“肿胀”的言辞在被过度“挥霍”之后，终究要归于沉寂。无言的沉寂，必将宣判话语的“喧嚣”为无意义。言说在其根本之处，往往变成了其意义的反面，成为对自身的否定，正如瓦莱里所说的：“语言正在被雇用来使人沉默，它正在表达无言。”言说使言说自身取消了意义，这是对语义的有意悬搁，还是抵达元语言叙述的一种努力？意义的空虚是否是语言沉默的因由？莫言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第三章批判莫言 （2）
通红的媚眼
红色是富贵的颜色，性感的颜色，同时又是血液的颜色，扩张的颜色。眼贼的大导演张艺谋，似乎与莫言心有灵犀，便在电影里戮力张扬红色情结，结果一举轰动了西方世界。张艺谋的成功提醒我们，红色所内孕的饥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暴力期许，很容易相反相成地一拍即合。作家的出场，假若选择这一既识时务又易立竿见影的路径，就极有可能轻松地趟过禁忌的雷区，一举数得。山东的作家大多入世，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意识比较根深。借壳上市，或者借船出海，这是山东作家貌似老实的本能的狡猾。草根阶层出身的莫言，肯定比常人更明晓捷径的速效功能。所以，一开始给小说起名，他就一串儿的红。什么“透明的红萝卜”，什么“红高梁”，什么“红蝗”，什么“红树林”之类。时至今日，当我们发现莫言成名的秘笈，才晓得他暗渡陈仓的活儿干得不错。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烂在骨髓里的一个死结。只要是你随时想着努力解开这个死结，即使在小说里撒点野，甚至玩点暴力与色情的游戏，也能轻松地取得通行证，从而进一步取得大把大把的金钱以及大摞大摞的国家级获奖证书。比如《红高梁》，题材显然是准抗日题材，然而小说的内核展示，却是“我奶奶”的命运。“我奶奶”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将来有一天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贪财的父亲，却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仅仅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仅仅因为单家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后而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