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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资源造就了他们，但他们又是寄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本土的民族文化有一种近乎畸型的依恋和弱势心理支配下的自尊。他们还要启蒙和拯救自己的人民，但却遭受着普遍的误解。这样的处境和身份，犹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隐喻的那样，他本身就已经将自己置于精神深渊，因而也必然表现出软弱和病态的一面——他们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下地狱的决心，但却有着相似的深渊般的命运。
女作家残雪认为，所有的题材都是灵魂的故事。追溯小说《丰乳肥臀》的成因，就会发现，莫言其实在拯救乳房。众人皆知，乳房在中国是没有“历史”的，但是它又确实是有自己的历史的。前者根源于中国的男权社会高度发达，后者是缘于任何生命都是有记忆的。乳房的历史是随着个体生命的不断成长而持续展开的。乳房在拉丁文的词根是〃mamm〃或〃mammo〃，在多数语言当中，这个词都有相同的发音和意思，即口语化的〃妈妈〃。 而中国象形文字中，女字是一个具有硕大乳房和乳头的女人图形，这说明在人们的观念中乳房委实与母性密切相关。从一般意义上讲，把乳房作为女性的象征是准确的和恰当的。因为乳房不仅仅是哺乳器官，同时也是女性重要的性器官。在莫言的笔下，乳房不仅仅承载两性接触中的性吸引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担负着“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那些找上门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后代”，都是从母亲的乳房这里认识世界的。沙月亮，抗日游击队的司令员，后来成了〃汉奸〃；司马库，国民党军队里的抗日英雄，1949年以后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鲁立仁，一个共产党办事员。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均通过她的乳房，消除了彼此之间类乎天堑般的界限。在丈母娘面前人人平等，说是容易，其实最艰难的还是作为中介的上官鲁氏。她的艰难在于，一方面她是生命与爱、付出与牺牲、创造与收藏的象征，另一方面她所持守的宽容和人性，恰恰是反道德与正统的，其个人的历史充满了在宗法社会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乱伦、野合、通奸、杀公婆、被强暴、甚至与瑞典籍的牧师马洛亚生了一双“杂种”。乳房功能的扩大化，让我们在莫言的小说里，看到了神圣的乳房、色情的乳房、家内的乳房、政治的乳房、精神的乳房甚至商业化的乳房。弗洛伊德认为，乳房是人深层感情的源泉，哺乳不但为儿童生存所需，也是其“整个性生活的开端”，在吃奶的同时婴儿也就产生了恋母情结，因而母亲在一定程度上是孩子的“第一个引诱者”。在中国现代，恋母和恋乳一直是个神圣、崇高的意象。文人与诗人们一提起来，就要热泪盈眶的。中国现代一切男子汉的刚强和血性，都是基于恋母和恋乳这种儿童心理之上的。小说中上官金童与他人的冲突，均表现为乳房的冲突。对乳房控制权的争夺，一再表明上官金童想“独占”母爱直到长大成人。他的霸道，说明他根本就不想真正走出母亲的子宫。在爱的庇护下，他可以无所事事，也可以为所欲为，一切都是那么地心安理得。其实，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夫妻关系更少地建立于爱情之上，更多地建立于传宗接代的考虑之上；一个独生子完全有可能一直独占母爱而不必担心父亲的情感受侵夺，他的恋母情结和心理幼稚病，因之表现出迥异于西方人的中国特色。常言说，有奶便是娘。在乡间，这句骂人的话，不经意中道出了恋母与恋乳的因果关系。“我摸了你的奶子，你就是我奶奶，我就是你的孙子了”。对于断奶以前的幼儿，这原本是很自然的事；而对于美乳专家上官金童，却成了其联系事物的纽带，认知世界的窗口。“抓住乳房就等于抓住女人”、“抓住女人就等于抓住世界”，在他的手中，不光是硬道理，而且是能够付诸实施的正大行为。他指出：“乳房是人类世代进化的结果，对乳房的爱护和关心程度，是衡量一个时期内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女人要为自己的乳房感到自豪，男人要对女人的乳房感到骄傲。乳房舒服了，女人才会舒服。女人舒服了，男人才会舒服。因此只有把乳房侍候舒服了，人类才会舒服。一个不关心乳房的社会，是野蛮的社会。乳房是世界的本原，是人类真善美无私奉献的集中体现”。这种体系化的论述，可谓是上官金童人格和事业、理想和现实、形上和形下、知和行完满结合的极致。
先天性的获得，必然导致先天性的缺乏。在具体的人身上，优势就是短处，长处即是弱点。刚失去了男人的寡妇汪银枝，瞄准了上官金童的软肋乘虚而入，用自己的乳房征服了他。鸠占鹊巢之后，便把上官金童撇在一边，自己当起了老板。最后来了个金蝉脱壳，逼着金童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赶出了大门。此时此刻，金童如梦方醒。他满怀怨毒，在想象中设计了一个男子汉应当施行的各种报复和羞辱的办法，但均被汪银枝的打手粉碎。他们拳脚交加，喝令其在地上舔食。他“一边舔一边掉眼泪”，而且在街上遇到汪的情夫，还必须与之握手，“互致问候，表示感谢，仿佛占了天大的便宜”；然而，他的内心却不会忘记：“下次碰到他，决不允许这样温良恭俭让，应该对准他的脸猛揍一拳，打得他眼冒金花，鼻子嘴巴都往外喷血！”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男人的血性，却只能仅仅停留在幻想里。在高度文明化了的今天，他唯一“硬气”的一次，不过是同意离婚，什么都不要，“只要自由”。他所谓的“自由”，实际上是对建立在乳房之上的这个世界的逃避。他只想回到属于他自己的乳房，即母亲那里去，只有母亲永远不会背叛他。“母亲就是菩萨心，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我现在还是宝，活宝，现世宝。到塔前去，与母亲相伴，捡酒瓶卖，粗茶淡饭，自食其力”。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要去寻根。
男人其实是有根的。世俗生活里，人们常把男性的生殖器喻作命根。中国自古就有祭祖的习俗，而〃祖〃字来源于〃且〃男性生殖器的象形文字。在传统文化里，人们习惯将男孩视作家族延续之根。那么，有根的金童，为什么还要寻根呢？这不是明摆着骑着驴找驴吗？非也。金童寻找的不是家族之根，而是契合属己心灵的精神之根。从八、九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寻根文学，没有一个不是在寻求一种自然的根：什么野性啊，酒啊，母亲啊，高原啊，山野啊，奶牛啊，地瓜啊，高梁啊，水做的女孩啊，植物啊……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寻求精神的根、灵魂的根。刘小枫认为，自我与世界发生冲突之后，导往两条道路，一条是审美之路，一条是救赎之路，在这两条路上走下去，都不可避免地逼近一个根本的价值问题：为什么活着。正是这绕不过去的追问，让人知道，是“我”在意识，是“我”在承担，是“我”在被纯粹化并从受难中复活。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的血泪史，凝聚为一个问题：有上帝（或彼岸的可能世界）吗？九十年代的精神放逐凝聚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上帝，那么他是谁？问题是互证的：只有相信上帝，才会去问他“是谁”；只有知道了他是谁，才会相信上帝。英国诗人济慈诗云，〃世界是造就灵魂的峡谷〃。一个好的世界，绝对不是一个舒适的安乐窝，而是一个铸造高尚灵魂的场所。我们无法设想，世上没有苦痛，竟会有同情和悲悯，没有困难，竟会有坚毅和智慧，没有危险，竟会有谨慎和勇敢，没有不义，竟会有正义感和仁爱心。而倘若世上没有这些品质或精神，既无丝毫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也无半点希腊哲人所说的〃正义、谨慎、节制、坚毅〃，更无任何基督教所说的〃信、望、爱〃，那还有什么高尚的灵魂可言？还有什么赋有〃精神〃的人存在于世？
看来，真正的精神寻根，不能缺少智，不能缺少勇，更不能缺乏反思的心力。在《丰乳肥臀》里，莫言隐约看见，世事如烟云，在一切血泪和苦难、悲痛和屈辱后面，肯定有某种永恒的东西。世俗的历史变故，动摇不了超世俗的根基。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虽然看到了上官鲁氏基于天主教信仰的崇高伟大的母性，看到了上官金童绝望中的皈依，耳边响起了“以马内利”（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和“哈利路亚”（意为“赞美上帝”）的声音，但他终究没有力量去探索“上帝是谁”的问题。鲁迅在世纪初，就曾说过，“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着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信”需要勇；知道“是谁”则需要智。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中，恰巧既缺乏勇，又缺乏智。缺乏智，是因为人们过于执著于此岸世界的恩恩怨怨，忠孝节义，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立德立功，保身养命，而对超验的可能世界不敢作全身心的投入；缺乏智，则是因为人们从来不愿意把话说完整，而满足于浑浑噩噩、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难得糊涂。这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愚蠢的悖论，非但引不起冷静的反省，反而将其视为神圣和玄奥，而顶礼膜拜，而膝行匍匐。这一切，均源于道家阴柔文化对人性的戕害。在莫言的笔下，乳房之于上官金童，不再是肉体的存在，而变成了其精神上的寄托与皈依，明显暗合着道家清心退婴的思想。令人齿寒的是，这种回归丝毫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灵魂上的憩息，相反却使他倍受凌辱，懦弱得如一只鼠，最后落得个一事无成。残雪的兄长哲学家邓晓芒曾经坦言：中国人有一种不愿长大的心理，总也不想断乳，总想保持着稚儿的单纯、幼稚和洁净；殊不知这是最靠不住的。莫言与其他寻根小说家的区别，也恰恰在于他凭借天性找到了这个症结。
第三章批判莫言 （5）
错乱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