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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能过分吗？或者它发展成一种‘不义的爱’。如果爱必须有一个绝对完美的承受者，那地上没有一个人配得到爱；但如果可以领受爱，岂不是连我们的罪过也一同蒙受称许了吗？但作为一个母亲常常是不顾这些的。更有一种说法，情人的缺点也必须爱。这就十分荒谬了，至少这种爱不是完全的。
现在有人要克隆人，我建议他们打消这个念头，不是你克隆不出来，而是地上多几个克隆人是不重要的，有没有爱才是重要的。人的繁衍是爱的结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只要这种爱里没有不义，那么这种爱就能给人永恒的幸福和安慰。”
看看，不仅像余秋雨般分析得很“透彻”，而且还如余一般关心起“克隆”来——不过跟余秋雨比起来，还是有得一拼的。
在网上我看到一段评论如是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一些作家，为什么会频频流露出对宗教的神往和顾盼？文学和一切其它艺术中宗教精神的渗入，是出于风格方面的考虑呢，还是要引进某些中土传统之外的道德主义因素，再或者是重新介入精神历史最后努力？这也是北村先生的小说文本可以引起的话题之。无奈北村也好，其他像张承志、史铁生也罢，都缺乏真正令人信服的艺术实践。”
这大概是我看到的惟一一篇对北村的“宗教引进文学”持批判态度的文章了。接着，我又在一个宗教网站“信仰之门”（godoor/）上，看到了“北村文集”，里面收录了他的“爱的沉思”以及一些小说和诗，看来北村不仅在大众的心目中，是一个精神写作的圣徒，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更是一个值得尊崇的作家呢。
对于北村先生来讲，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第四章批判北村 （10）
最后的一点小想法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书和逛书店了。最近的一次是在半年以前，具体为了什么事情而去书店我已经忘记。这么长时间的疏远，是因为书店给我的感觉，只有四个字：满目疮痍。我不得不去书籍更多的图书批发市场上，去找那几本微乎其微的好书。
有时我想，这是中国图书市场畸形发展。但我马上又同时想到，这是必然的。在一个国家，一本好书出版了，居然卖得不好，或者卖不出去——而大众对于小说的鉴别能力越来越依赖于传媒，使得传媒在图书市场上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图书也不得不依靠精美的包装（这势必上升成本）吸引大众的视线……前几年的“美女作家”和“残酷青春”，不就是很可笑的吗？接下来，又会上演什么戏码呢？
必然性跟我们主流作家有关。表面上看，大众似乎是盲目的——你不能要求一个普通的阅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保持高度的自觉。然而我们的主流作家却没有提供给他们更好的选择方式。主流作家们顺从了市场的发展。这不是他们有意的，甚至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顺从着市场的发展。因为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作家如果不自觉，他必然会被文化所影响，从而顺从着文化。顺从文化，必然就顺从市场。
北村一直强调说，他没有顺从市场。是，没有书商逼着他硬要写什么媚俗的小说。但无论是《周渔的叫喊》还是《鸟》，都无意间成为了畅销书籍。这样的巧合中，难道不能看出一些什么吗？也许你可以说，是电影带动了图书的销量，那么，电影为何选择这本书呢？这也正说明了小说本身与文化的关系。
正是主流作家的“人文情怀”导致了他们的软弱，他们关注文化，关注这个社会发展的迹象。那么，说他们的作品不媚俗，是不可能的。只是他们做得更高明而已。何况，他们正是以“人文”为己任呢。恐怕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什么是媚俗，什么是不媚俗，就开始自我暗示般，把自己归于阳春白雪那一派了——一面强调自己关注文化，一面又强调自己不媚俗，那不是很矛盾的么？
我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反文化，跟文化沾边的一点也不写。事实上，文化在某方面，对于作家，是有好处的。比如在题材的选择上，一个优秀的作家，几乎可以选择任何题材来进行写作，而又不以题材为中心。或者更加准确一点的说：文化与写作没有关系。既无需关注，也无需反对，因为它们没有关系嘛。
有人自称，我是另类作家，我是边缘作家。殊不知，另类和边缘，依然是文化现象。甚至有作家以此为荣，真真让人觉得十分好笑。自以为脱离了文化，却没想到，依然在文化之中。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老套的佛经故事，却想在这里拿来用一用，那便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它曾经打败了那句“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说出了佛的真理。这样一句，用在对文学脱离文化上面，也十分适用——真正脱离文化的方法，就是不关注文化的存在，而不是和文化对着干。真正的写作是去追求写作的真理，而不是去寻求文化中的真理，或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写诗就是为了超越大限”——这句话当我听到时，我觉得说得十分准确，虽然它是一句很可能产生歧义的话。或许只有真正身在其中的人，才懂得它的真实含义。小说虽然并非诗歌那么纯粹，因为小说需要读者，如果不需要读者，它便是诗了。但在突破写作底限这一点上，他们有着相似的地方。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图书市场上看到真正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小说？我不敢期盼这样的小说能大卖特卖，传媒是一直在捕捉大众心理的——大众喜欢看什么书？大众容易被什么书吸引？大众容易被符合其人性最脆弱一面的书所吸引，比如美女作家是被“猎奇”吸引来的，比如残酷青春是被“绝望”吸引来的，比如言情小说是被“美好”吸引来的。因此，在传媒掌控下生存着的图书市场，我仅能表达一点小小的想法，那就是：希望能看到，哪怕是一本。
第四章批判余华 （1）
批判余华：虚伪而注水地活着
作者：林童
也许那天的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1995年10月，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有时间串门。在杨拓那里，第一次读到余华的小说。他很喜爱余华的小说，虽然从不写小说，但他差不多把余华当成了偶像，当然不是现在所说的“呕吐的对象”。直到现在，这位曾当过俄罗斯倒爷、漂在北京的诗人，仍然认为——余华和莫言是当代最优秀的两位小说家。
听到余华的名字，却是在他写小说之时。
可能是读了中国当代最早的先锋作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的某种失望，认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也不过如此而已，对后来正式形成气候的先锋小说家，便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
你能先锋到哪里呢？
还是读老外的吧。虽然是经过翻译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余华登上文坛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不读中国当代作家写的作品了。
1986年，正是中国“文化热”的时期。以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为院长的民间机构——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举办“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为大学后函授教育。我便对文化感兴趣了，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写评论，也喜欢从文化的视野来观察文学。
而在1986年前，在我订阅的为数不多的报刊中，都给了文学。我所记得的，一份是“诗歌报”，从1984年参加工作到期1995放弃工作；一份就是“中篇小说选刊”，只订了一年，同样是源于失望。
那些写右派生活或写改革的作品，不过是变了一种法子图解政策。他们仍然在作时代的传声筒，表现自我情感以外的丰功伟绩。写改革的就不用多说，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那样的把戏。现在的反腐小说、影视剧走的是同一条生产路径。只需要把人物的身份变动一下，即把当年改革派变成反腐派，把反改革派变成为腐败派就可以了。我称之为生产，是因为它们是在流水线上被制作出来。文学仍然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虽然不再是丫环，只不过变成二奶罢了。
写右派的就不一样了。由于作者当过右派和在文坛的权威性，他们的虚伪就不那么好辨识了。
还是引用一下我在1998年的一篇评论诗歌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吧：“尽管艾青经受了许多的苦难，但他毕竟生活在满怀期望的乌托邦之中，故在脱离右派的苦海后，信心而真诚地唱着‘归来的歌’。这也是与艾青有同等遭遇一代人的共同之处。生活的苦难并不能让他们充分地内省而内醒，一旦发现所期望的实际仍有着巨大的差异时，便再也唱不出什么劲歌，只有王蒙例外。他有着对现实比较清醒的认识，故能不断地超越自己，从五十年代的《青春万岁》到八十年代的‘意识流系列’，再到九十年代的‘季节系列’，不难发现其中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对他的作品以及本人说三道四，但没有理由不表示对他的敬意。当然，王蒙只是在所谓‘归来’的作家中突围了，无论是‘意识流系列’，还是‘季节系列’，结结巴巴是在所难免的，失语的症状非常明显。”
这些并非与余华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