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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它所有的意义，就在于成就了余华这部小说？这也算是不错的收获了。
我对关于收集民间歌谣说这么多，并不是引出了我的记忆。虽然我也是一个写作者，但我常常对记忆抱有极大的怀疑，更不会将我的记忆局限于某一个地方。所谓家乡或故土，对我而言，只不过是我的出生地而已。除此之外，并没有更为特别的意义。陈毅不是说过嘛：“投身革命即为家”。所以我更愿意做漂泊的蒲公英，我在未曾出版的长篇小说《雪崩》的扉页上写道：“漂泊是我的祖国，建设精神家园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宗教。”这应该与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肖像》中有主人公所言相关：“流亡是我的美学，不管它的名字是社会、教会还是祖国。”
我是把《活着》中有关收集民间歌谣看成是一个隐喻。它与主人公徐福贵的生活状况和生命状态连在一起，即前面所讲到的第四点。只要活着，哪怕是像猪狗一样地活着，在余华看来，都应该为之高唱生命的颂歌。
余华为了给徐福贵的命运找到注脚，处心积虑地给他设定了道路，仿佛他的命运完全是自作自受。福贵悲剧的根源，在于他自己年青时的罪过：赌和嫖。这个浅显的道理，不正是道德家和卫道士经常告诫人们的吗？那么，福贵的命运在这个时候已经被上天注定了，他必须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任凭他如何改邪归正，也无法避免孤人下场——落得个老来与牛为伴的凄惨晚景。
与福贵形成对照的是龙二。这位神赌生活的环境错了，你看余华对赌博场景的描写，香港电影也不过如此。虽然他赌得了一时之财，后来却被当作恶霸给人民讨还了血债，不得好死。
既然一切都已命中注定，我们除了看到福贵的亲人一个接着一个死去的惨痛时，哪还有什么惊奇之感？难道这就是余华所谓的创造奇迹？假如真是这样，这样的奇迹未免太容易了。人们在为福贵的家人之死深感悲痛而洒下几滴鳄鱼泪的时候，很容易就想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种早已存在的因果报应观，难道也成为了先锋的符号？
似乎福贵也是深得命运自有天注定三昧的，而且越老越深得其精髓。
第四章批判余华 （6）
于是，我们所看到的《活着》，一个追求创造奇迹的先锋小说家，就为人们提供了非常好非常妙的宣传戒赌戒嫖的时尚手册。奇怪得很，这么好的一部教材，居然因为余华是先锋小说家，就让宣传部给忽视了。为什么只看到先锋的余华，而看不到打黄扫非的余华呢？在此郑重建议给余华颁发“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奖，并重新给这部时尚手册定位，让全国人民掀起学习《活着》的新高潮。
如果毛泽东这位中国第一评论家读了，他一定会这样评论：《活着》这本书，好就好在赌博，做反面教材。
但余华曾经的先锋成为了他永远消失不了的胎记，无论他怎样向意识形态靠近，也还是另类人物。毕竟他不是正宗意识形态出身的作家，隔阂既已造成，无论怎样修补，痕迹仍然存在。收集民间歌谣这种体验生活写出的《活着》，虽然为赌博设计了结局，但哪有当挂牌市长、县长这种体验生活写反腐的题材的小说和影视重要呢？从煽情的角度，尽管余华也算得上煽情高手了，也无法有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从而激动人心，让大众也过了一把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干瘾，然后仍然是困惑着他们的困惑，麻木着他们的麻木，虽然反腐也是预设的结局。
听说张艺谋曾把《活着》拍成了电影，是否拍成了民间版的《英雄》，我没有看过，不好妄言。但根据张艺谋的风格和小说提供的环境，可能仍然是关于中国社会的风情画。其实，让冯小刚拍成贺岁片效果将更好。因为我是将《活着》当喜剧来看的。
若干年前，有一部台湾的电影，叫《妈妈再爱我一次》，在赚取了人们的银子的时候，还赚得了人们极为廉价的泪水。那真应了这句俗语：编戏的是疯子，演戏的是骗子，看戏的是傻子。反正我在看的时候，不但没因感动而泪湿衣裳，反而觉得好玩极了。且不说那煽情的宣传是为了票房，何况台湾的影视一向都是以哭哭啼啼为特征的呢，无论男女老幼，上至皇帝老儿，下到三岁小孩，全都吵吵闹闹的乱成一锅浆糊，尤其琼瑶的为甚。《活着》的煽情指数，应与《妈妈再爱我一次》相等，所以应好好的开发。
这仍然是一个关于农村和城市的故事。
小说在福贵的出场就已经定下了基调。福贵如此开导着他的老牛：
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女人织布，哪有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
这是一个农村人城市梦破灭之后的深切领悟？
与其说福贵的命运是由于赌和嫖所造成的，还不如说那是现代文明的陷阱。福贵这个命中注定只能耕地的农村人，他在城市里迷失了方向。他后来只不过是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来，尽管遭遇了那么多失去亲人的打击，不也活得有滋有味吗？他不是在耕田的时候还饶有兴致地唱着歌谣吗：
皇帝招我做女婿，
路远迢迢我不去。
福贵不是不去，而是去了又回来了。他本来就是城里人的女婿，只是由于他不懂得城市的生存之道，而又离不开，舍不得打烂他的坛坛罐罐。因为他的根在农村：“我娘说地里的泥是最养人的，不光是长庄稼，还能治病。那么多年下来，我身上那儿弄破了，都往上贴一块湿泥巴。我娘说得对，不能小看那些烂泥巴，那可是治百病的。”“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
在福贵的心理，家庭的信念高于一切。虽然他在城里的时候，看似不顾家地赌和嫖，但他仍是为了家，只不过他用了另外的方式来承担建设家庭的任务。俗话说：输钱只为赢钱起。他这种浪荡子的方式，在道德说教的社会，注定是行不通的。我并没有为赌博正名的意思，只是觉得作为讲究节外生枝的小说，如果仅仅按照道德故事的作文法，实在缺乏阅读的期待。
在福贵因赌败家之后，他立即还原为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太恋家。当他被拉了壮丁，即使成了解放军的俘虏，本可以参加解放军，去打那狗日的蒋家王朝，说不定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有头有脸的城里人。但他已经对城市失去了信心，更不要说那时天天打仗，前路渺茫，就连生命也随时可能不保。对于一个决心扎根农村，以活着为第一动力的人来说，还是敢紧回家吧。
当福贵的壮丁朋友，后来成了刘县长的春生被批斗时，忍受不了屈辱而上吊了。这恰与福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让福贵相信了他选择的正确性，也更让他在感慨世事难料的唏嘘中，坚定不移地懂得了活着的重要。因为命是爹妈给的，所以一切都要为活着而活：“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一个死去，我还活着。”其他人要么风光而短命，要么没有风光过也短命，福贵呢，年青时既风光了，命也很长，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有什么比自己的人生更辉灿烂的呢？这不是一天对他惩罚，恰恰是上天对他的恩赐。
农业文明的生长，让先锋碰了个大钉子。余华不得重新回到农业文明的框架的怀抱，让他先锋性的叙事中断。
这种中断并不自然，余华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
这从余华给福贵安排的妻子家珍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家诊嫁给福贵时，还是个学生。虽然上的是夜校，她的风度气质，分明接受的是新式教育，算得上新潮女性，不像是读《女儿经》和《女诫》之类的道德家政书。但她嫁人之后的表现，并不是她有多爱福贵，而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典范。
在福贵家道中落的时候，她的父亲把她接回城里，但她还是回来了。忘不了儿女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所指，应是农业文明对这个城里人的召唤与依附，因为只有与福贵在一起，才是她幸福的源泉。
我想起了父辈们在教育子女读书不认真，或读了书不能用时，那种愤怒或挪谕：读书，读书，读你妈的耙梳！或者是：你读书读到牛屁眼里去了。
还真是这样。牛在这部小说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道具，而是与人具有同等的生存价值。福贵在年老之后，只有那条老牛与他相依为命。不知这和民间故事《牛郎织女》有没有影响上的关系？不过，那条牛的确不是一般的牛。它的来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它本是一条不能再耕作的老牛，被主人卖给了屠宰场，福贵是从刀下将它救回家的。
那样的场景，我们在古典戏曲里经常见到，只不过不是杀牛，而是杀人。常常在刽子手举起屠刀就要让人身首异处之际，突然响起“刀下留人”的惊雷，再复杂的事情便迎刃而解了。
我们可以看作是福贵对生命的尊重，但这样的牛道主义的悲悯确实有些廉价。余华并不是仅仅只想引起人们的悲悯，他还有更深的喻旨。从福贵与牛的关系来看，这条老牛成了他追忆逝水年华，缅怀亲人的最佳载体，真的是达到了牛人合一的境界。这不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