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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作家批判书ii-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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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因为只会注意身边几个互有往来的人的作品。文坛就是个秘密行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秘密行会组成了文坛。每个行会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后来人一看,还不就是一些利益。五四以来的文坛上的争论,即使有的是外界力量介入,即使有的本意并不如此,但到最后无非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权势知识分子在唱着主角。鲁迅的孤独是他太独一无二了,他既不是权势知识分子,尽管有权势知识分子的色彩。他也不是自由知识分子。他就是“民族魂”。既然是民族魂,当然也就不可避免这个民族的弱点。    
       现在,重新阅读沈从文的文本,鲁迅不把他归入乡土文学,也有道理。什么是乡土文学,鲁迅也没界定。但从他所圈所点的作品来看,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即使对沈从文而言,湘西就是如此,如此就是湘西的现实,但对于其他人,这种现实就是一种浪漫,甚至接近于理想。打个不确切的比方,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直面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陶渊明也直面现实,只是每个人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王鲁彦们的现实里,他们看到了“阶级”;沈从文在他的现实里更多的是看到“人性”。 鲁迅的独一无二之处,是既不看“阶级”,也不看“人性”, 鲁迅看的是——让我们到他的小说中去看吧。不得不承认,五四以来最有看头的小说,还是鲁迅的小说。沈从文的小说,读第一遍时的感觉总比读第二遍时有劲。沈从文的小说是茶,茶要新。鲁迅的小说是酒,酒要陈。当然,啤酒也不行。鲁迅的《高老夫子》,就是一杯啤酒。沈从文的小说,在我看来,不是什么乡土文学,而是一首田园诗。或者说是田园文学。他本无意于揭露现实,他甚至还在回避现实,因为他只表达理想——离开湘西的沈从文,湘西的现实就是他的理想。在北京冬天的滚滚煤烟里,清风的湘西,自然是个理想了。我想湖南真是大地方——出“大人物”的地方,一部现代史,差不多要成为湖南的地方志了。但这里是有偏差的——因为有些人已被有意抹杀,比如陈独秀。从这点上看,不说现代史的真实性与否,它的眼界,或者说思维模式,确实是地方志的思维模式。但这部“地方志”,也是可怀疑的,比如同为湖南人的沈从文,不也是遭到有意的抹杀吗?一部现代史,后来的人将会越来越看得清楚,它是一部专制史,捧杀史:捧李大钊了,就杀陈独秀;捧鲁迅,就杀——杀得更多了。但这笔账不应算在鲁迅头上,只是从中能看到这样的事实:在专制的大宫廷中,一切文人都是御用文人。有的是被御用而不知,比如鲁迅,因为他早早故世;有的是正面御用,比如周扬;有的是反面御用,比如王实味;有的是不御用的御用,比如沈从文……专制不除,自由知识分子就是永远的梦想。专制不除,中国文学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而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权势知识分子的倾向,它既是专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结果——专制当然也是文化的结果。    
      1939年版和1942年版《沈从文》    
      1939年,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    
       1942年,沈从文发表了题为《文学运动的重造》这一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使沈从文在当时与后来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当时这两篇文章一发表,就相继受到左翼文学阵营猛烈的炮火袭击——如果《一般或特殊》的发表,不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也许沈从文也不会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    
       在《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里,沈从文针对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与其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不如说是一些作家的倾向——一些所谓的作家——从来没写出过什么作品,但会借助外势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沈从文说了一番话。这一番话,是有感而发,也是借题发挥,因为在沈从文心里可说是郁积许久了。这些所谓的作家,使本来应该纯粹的文坛,成为乌烟瘴气的秘密行会。沈从文是饱受文坛的秘密行会之苦的,如今又眼见这些所谓的作家借抗日宣传之名,行拉帮结派之实,当然会有感而发,也当然会借题发挥。他反对文学作品成为简单化的宣传品,其实是对那些所谓的作家的挑战,也是反击。甚至是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的一番辩解。因为那些所谓的作家在抗日宣传之名下,指责沈从文一类的作家——怎么还不走出象牙塔——也就是说还没与他们保持一致——即写作宣传品。其实你写你的宣传品,我写我的纯文学,并没有利益冲突,但由于那些所谓的作家自以为拥有了真理——实质是权力欲在作怪(在文坛上,现在也是如此,越是写得差的,越是有权力欲),就开始膨胀了。沈从文的《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反驳文章,只是在那样的语境里,沈从文说的这一番话,无疑是不合时宜的——起码给权势知识分子提供了靶子。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接近自由知识分子态度的知识分子由于强调自我的独立性,所以不免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会因小失大,太局限于一个创造生命的本身自满的理想;    
      二,左翼文学阵营的反应,可以看出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早就有了思想基础,或语言上的准备——那些批评沈从文的文章,有的简直与文革语言同出一辙,像是大字报。    
      在《一般或特殊》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这一段话,与二十年后沈从文写作的《跑龙套》对照起来读,能读出晚年的沈从文的无奈、不满和沉痛,当然还有其他(见《反对神化》)。作为在当时公开发表的《跑龙套》,我以为是研究沈从文晚年心态的一份很重要的文献,他在开头是这样写的:    
      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    
      《一般或特殊》一文中,还有“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话,可作沈从文以后为什么会进行文物研究的主要注解。    
      为了对反驳的反驳,沈从文又写了《文学运动的重造》,希望通过作家的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与官场里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由“普通宣传品” 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每个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将知识分子从商界与官场里解放出来,获得独立的价值,由“普通知识分子” 成为“自由知识分子” ——如果沈从文有这一想法的话,沈从文也是模模糊糊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沈从文才会写出这么多作品。    
      左翼文学阵营把沈从文这两篇文章概括为一个观点:即“反对作家从政”。到了文革,也是扣在沈从文头上的帽子之一。    
       沈从文有没有他的政治观点?    
       我想有的话,也是大而化之的政治。沈从文是五四的真正受益者,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有一种畅饮真理、畅饮知识、畅饮新事物的气势,把需要的甚至是尚没捉摸透的,先拿过来再说。更像是勇气,大于胆识的勇气。当许多人开始狭窄的时候——勇气泄气了或对勇气怀疑的时候——沈从文却保持了这一点。不是说沈从文比他人勇敢,也不是说沈从文头脑清醒,只能说他好奇。好奇给他带来了变化的能力、自由的感觉。好奇也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既不左,又不右,沈从文的一生是动态的,像骑着自行车,重心偏左偏右都会倒地,他前进着,几乎是本能地保持住平衡。    
      沈从文和丁玲的关系,多年以来一直像个谜似的。我更愿把它看作象征:沈从文和左翼作家的关系。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只是个人私交,而与左翼作家组织却毫无关系,因为他变化的能力和自由的感觉,使他不能也不会停留在一种思想上,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会受到影响,这在他写湘西痛苦的一面的小说时有所流露。但不会被这影响所左右。    
       谈论沈从文的政治观点,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沈从文没有执著的政治观点,只有一个大致倾向——这倾向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与徐志摩和胡适他们交往密切时,沈从文差不多是准自由主义。而一切主义施展到沈从文身上并对沈从文产生影响时,恰恰是这主义走样的时刻。他人格中几乎没有政治化的质地,就像你怎能要求一座银矿去出产破铜烂铁。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化人是不懂政治的——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政治这个现代概念比知识分子这个现代概念,在中国,是更为混乱的。传统文化中结晶出的政治颗粒,实在是权术的囊肿。我们有权术,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匮乏;我们有官场,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匮乏。    
       沈从文与巴金的交往——他们是一对挚友,我原先总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人是太不相同了。巴金是“我控诉”,而沈从文呢?沈从文是我做梦——沈从文只想做一个梦,一个自由的梦,在梦中梦见了自由的创作。他当时与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态度,也就是从他的创作自由的立场上出发的,与左翼作家的出发点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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