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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叙述，她想探讨的也是一种个人徘徊在个性与共性之间的那种生存境地。因为池莉也是经历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人人放弃个性而追求一种共性的时代，那种时代没有惊心动魄的展示自己个性的机会与场所，如果谁一不小心在某种场合暴露了自己的个性，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立即招来杀身之祸。这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悲剧，池莉也不可避免地将这种悲剧带到了她的小说创作里，并且有时是生硬地加在主人公身上，这未免会显得过于牵强而失去人物所应有的那种随环境改变的性格。
在这种背景之下，池莉笔下的人物很难在一种环境中完成自我救赎的任务，他们缺少一种有效的途径，这种途径是由作者池莉来提供，但是她除了让他们有一些不可思议的遭遇，并没有对这些遭遇给出最终的解答与阐释。她所提供的仅仅只是一种生活的表象，至于这种表象是否有着自身的价值，这是很难界定的。小市民趣味的书写只能以一种散淡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世界的现实，它无法表达某种可能性的效果。
从1997年池莉发表了她的小长篇《来来往往》后，她开始走向了世俗，新写实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为了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对于许多作家与读者来说，这就像是一场刚刚经历过的梦幻。池莉穷追不舍地赶上了这个时代，也感受了市场经济大潮对纯文学的冲击，她向世俗俯首称臣的结果就是将《来来往往》打扮成了一个走进大城市的村姑，虽然穿戴时髦，但也掩盖不了骨子里的土气，因而《来来往往》这样特殊的文本也代替池莉而率先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种双向的互动将她与世俗捆绑在一起而万劫不复。
《来来往往》与《小姐你早》之后，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新写实小说神话从此不再复归，它就是像是一场春梦一样被许多人回味一番后遗忘，不知多少年之后有人再回头看中国文学时，有没有人还会记住中国文学曾经有过的一个新写实小说流派，这个流派里有一个作家，名字叫池莉。
第五章批判池莉（3）
对媚俗的极限体验
在武汉这样一个充满市井气息的城市里，文化底蕴的浅薄让文学只能以极端现实主义的面貌示人，在新写实小说流派里，就有好几位作家都来自武汉。他们无法在小说叙述的形式与艺术革新上有所创造，却只能安逸地享受别人的形式，而将自己的艺术趣味定位在世俗化的方向上。
池莉作为一名成长在武汉的作家，她对这个城市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熟悉与敏感，似乎她笔下的武汉人都被世俗瓦解掉了理性，剩下的就只有宿命般的格调。池莉在写作中没有高尚的同情与爱，没有先哲所说的“个体拯救”，她倾向于表达人的恶的精神状态，即那种无法定性的恶才是表现这个世界自由的根据。
人的自由常常和尊严与虚荣相连，我们要尊敬一个人，或者一个人让自己有尊严感，那么内心的罪恶感会时常刺激他，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同构的，而只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人如果摒弃了所谓的虚荣，他的自由也就更为宽泛了，这种自由是对物质存在的消解，它只与人的精神有关。池莉的写作是自由的吗？许多人都说过，在这种自由的表达背后，它深藏着一个人在创作上的束缚与限制。人的精神是内在的，而物质的东西却是外在的，所以虚假性会长久地徘徊于两者之间，它们通过这种虚假性来联接彼此的关系，否则这种二元对立的状况并不会得到什么改善。在池莉的小说中，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为那种特有的尊严感所困扰，惧怕生命中过于安逸的现状，而需要时刻警惕尊严感的虚假性，印家厚、赵胜天、卞容大等无不如此。
池莉曾经说过：“目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使小说变得急躁、粗鄙，小说描写粗鲁、夸张，在审美上有很多缺陷。”我不知道池莉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恰恰针对的是自己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她所反对的，就是她自己走进的那个圈套，这其实就是媚俗的策略。池莉正是利用这一媚俗的风格而背叛了新写实的存在。
那么池莉的这些媚俗的小说，其美学价值到底在哪儿呢？有许多人在看多了池莉的作品后就会抱怨，她的小说毫无理性的深度，有的只是一种欲望化的世俗存在，人们无法超越这种存在，那他们就只能困惑地陷入到更为绝望的境地。由此，池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市井美学：人生就是一种世俗的体验，我们难以从中得到浪漫的如空中楼阁的生活经验，我们有的只是生活中的无奈与困惑。
文学就是一种俗物，池莉这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曾经在文学圈里引起过广泛争议，但最后也被她作品的“欲望法则”所消解。池莉说她不会做秀在小说中去提升生活，而努力要做的只是沉潜。最后她得出结论：“文人的恶俗其实表现在媚雅，坦率地说，我可不想做个恶俗的作家。”池莉身体力行的绝对不是媚雅，像媚雅的作家中国也是大有人在，贾平凹就是媚雅作家中的首当其冲的人选。池莉没有搭上媚雅这班车，反而却走上了另一条与其对应的媚俗的道路，这种媚俗就是她“希望自己沉潜到中华民族的最深处，然后用中国文字去展示那最深处的光景。”
池莉的媚俗就是将她小说中那些命运多舛的人当作是生活的牺牲品，这与其说是生活的牺牲品，还不如说是池莉潜意识里已经将他们当作某种与现实错位的小丑。这些小丑被池莉戴上了高高的帽子，脸上涂满了油彩，在池莉为他们精心布置的舞台上哗众取宠，并博得台下女观众的阵阵掌声。池莉会不时的站出来对观众说，你们看看，我导演的这场戏绝对一流，他们的声音就是你们的声音，他们的呼吸就是你们的呼吸。她有这个自信，所以台下的年轻女观众都信以为真地对她顶礼膜拜。池莉让她指定的演员如金祥（《云破处》）、列可立（《惊世之作》）等这些自我极端分裂的人上演一出出矛盾的悲喜剧。他们在台上老气横秋地散发着腐朽的气息，在一阵阵无所顾忌的骚乱之后，池莉还是理直气壮地回到了她的话语乌托邦里。走时她还不忘交待一句：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俗物。
在池莉教给我们怎样认识“俗”字的时候，许多人的集体记忆似乎被重新唤醒，他们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遭遇了冷嘲热讽，也遭遇横眉冷对，最后却众里寻它千百度般地在池莉虚构的谎言中找到了安慰，这种安慰不是纯粹的，当然也不是冷暖自知的，它们只是一堆丧失了真实性的话语垃圾。在池莉后期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新鲜的艺术沉淀，看不到真实的人文关怀，尽管这是池莉所极为鄙视的，但是在纯文学的叙事里她无法逃避；虽然她从来不希望自己介入所谓的文人圈子里，但是她已经多次踏进了这同一条河流，她现在想抽身而退却发现早已为时已晚，现在河堤上站的到处都是她的对手。在写完《汉口永远的浪漫》之后，池莉的创造性就开始丧失，而且节节败退，她没有退向边缘，而是返身跑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最前沿，她想一口气说服所有的女人。我们现在彻底明白了，她之所以打出“俗”的旗号来挽回自己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声誉，就是因为她在艺术性的创造里已经走到了死胡同。现在，池莉索性破釜沉舟地来一次对新写实的全面颠覆，她在市场上取得了非同小可的成果，这是她与媚俗联姻的结果。
池莉在进行媚俗创作的同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经验，对于池莉所不屑一顾的精英意识，我相信许多人与我也有相同的看法。但是池莉的过于的世俗化已经让文学彻底地陷入了一种毫无艺术力量的堆砌物之中，想象力固然还存在着，但是这种想象力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想象，而缺乏一种深度的理性的想象。在池莉笔下，那些富有感性特征的文字会在瞬间令许多人流连忘返，但是读过之后，我们的记忆中会留下一些什么呢？许多曾经读过池莉小说的人后来都会或多或少在存在着这样的疑问。世俗有它自身的好处，那就是易为大众所接受，池莉深谙此道，所以她能准确地抓住相当一部分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习惯，所以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理解池莉的这种带有某种特殊目的的写作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媚俗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不可能回避虚假性。
从文本上来看，对于媚俗，池莉在她的《来来往往》中对其暴露无遗并渲染得无以复加，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底层人转移到社会中上层人士，这是池莉随着时代走的一种表现，她觉得自己以前的写作似乎有点落伍了，于是她想着打破封闭的环境给自己一点补偿。
评论家刘川鄂曾这样评价池莉的小说创作：“池莉是如此缠绵于个人的小市民世界，竟然产生如此的轰动效应，竟然有那么多的批评家为她叫好，足见这个时代是多么平庸，多么缺乏创造力。池莉的小市民式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现代都市社会所带来的，倒不如说是传统中国的实用理性世俗理性乐感文化所带来的。武汉是一个最农业化的大都市大集镇，也是最市民化的城市，因而培养了如此具有浓烈市民情怀的作家……池莉惟一可悲之处在于：她沉湎于这种低档次低境界的市民文化中沾沾自喜，自我感觉太好。”刘川鄂也将池莉的小说创作的市民趣味归因于武汉这种市民城市的缘故，这是有道理的，并非是无稽之谈。
第五章批判池莉（4）
池莉在小说中将那些世俗中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她笔下被还原的生活就是愤怒与无奈的叹息。叙述里的正义感与道德感在池莉的笔下已经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