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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量，她笔下的情欲总是表现在主人公在将爱情当作人生最美好的事情的瞬间。
现在来总结池莉的小说创作特点，那就是美好的爱情加上苦难的婚姻构成了一个人生命的过程。池莉很少去探讨结果，因为她不知道结果怎样，爱情与婚姻这种本能的行为有时候令人心碎，有时候却又令人绝望。这种爱情加婚姻的结构模式成为池莉小说创作上最为普遍的景象，《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以及《水与火的缠绵》等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贯穿到底。生活本来就没有多么大的起色，但这种没有起色的生活在池莉的笔下更失去了真诚，变得黯淡无光，甚至是疲惫与恐惧。
《来来往往》是一部写城市人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池莉对男主人公康伟业极尽的调侃与讽刺之能事。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男人下海经商成了一种时尚，康伟业就是这许多下海男人中的一个，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发现婚姻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美好，于是婚姻的危机出现了，他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令许多走入围城多年的中年人困惑的问题？
在这部小说中，池莉显得非常老道地站出来对事情或人物品头论足一番，以增加小说的深度，但是往往这样做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我们读到的大段大段的大而无当的议论不但没能为小说增添光彩，反而从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本就不出色的叙述。靠什么来支撑小说的筋骨，这是池莉无法迅速地解决掉的难题，尽管她写得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但是小说中暗藏着危机四伏的凸显的问题让她别无选择。康伟业与段丽娜之间的婚姻危机最终也没能被彻底的解决，或许这就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生存方式，婚姻有时候就只需要两个人的维持，它有时甚至只能勉为其难地苟且，这是社会为婚姻铺就的道路，我们只能毫不犹豫地走下去，否则只能是以两个人婚姻的尽头早早收场。
对于自己写《有了快感你就喊》，池莉说她就是想写好一个男人的故事，她说：“就想写一个男人。男人自有迷人之处，但是很难写，许多男作家，也写不好现在的男人。好多小说写男人都写得很脏或者很糙，以为脏和糙就是男人的英雄主义，以为说大话流大泪就是男人的英雄主义，其实太不是了！写男人我觉得有意思，很富有挑战性。我觉得基于我现在男人的了解与琢磨，我可以写好一个男人。”池莉将这种说法延伸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我们看到是也是新的迷惘。她无法像新生代作家一样直面这个问题，而总是居高临下的作总结性的言说。这样既不会犯了众怒，又显得优雅得体。
池莉固定腔调的写作方式似乎越来越给人一种垃圾拼盘的感觉，她去追逐时尚与流行，花更多的时间去猎取街头小报上的那些八卦新闻。尤其是在《惊世之作》这样的小说里，池莉太热衷于八卦了，我们在这部中篇小说里通篇看到的都是八卦式的情节。它们显得离奇而缺乏真实性，列可立的那种矛盾的性格让整部小说显得杂乱无章。仅就真实性这一项而言，我们就可以找到多处破绽百出的情节，池莉在制造悬念上也是个拙劣的模仿者。她没有欧·亨利式的幽默，也没有爱伦·坡式的鬼魅，虽然情节跌宕起伏，但是那是做作的冲突，始终逃不出做秀的嫌疑。对于美好的爱情，她已经丧失了信心，对于婚姻，她似乎再也没有正经的言说，她有的只是对爱情与婚姻的悲观主义论调。她在很早以前就“不谈爱情”，如今的社会爱情更是一种被嘲讽的对象，池莉根本也就不把这种浪漫心灵的东西放在眼里了。
池莉的长篇小说《水与火的缠绵》同样是沿袭了她处理爱情与婚姻问题上猥琐性与虚无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着革命家庭背景的漂亮女孩曾芒芒喜欢文学，对未来有着自己美好的憧憬。但是她的父母是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以一种虚荣的心理对待女儿未来的爱情与婚姻。渴望爱情的曾芒芒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开始寻找爱情，她在三年的时间里处过五位男朋友，最后都以双方不能门当户对而告吹。曾芒芒的单位上有个南方小伙子对她很好，她同时也陷入了对这个小伙子的爱恋，但当她考虑到那些对方家庭条件和学历等世俗的问题时，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段美好的姻缘。在非常偶然的一次同学婚礼上，曾芒芒遇到了内向的男孩高勇，两个单纯、敏感的年轻人迅速地坠入了爱河。在他们热恋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性爱经历让两人瞬间陷入了尴尬，于是他们准备结婚。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两人为各种世俗的分房、办证等繁杂的生活细节所困扰，与此同时，两人也因为有了相互的了解而发现与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并不一致，曾芒芒一度陷入了困惑的境地，但是迫于形势，婚姻还是照常举行了。婚后不久，高勇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考研上，不经意间，芒芒怀孕了。对于此事，丈夫和婆婆都十分反感。孩子生下来了，研究生却没有考上，高勇异常苦闷。此时，曾芒芒和高勇的婚陷入了破裂的危机，曾芒芒决定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提出离婚。在婚姻的平淡无味的日子里，曾芒芒的工作却有了起色，成为了单位的骨干力量，受到领导重视的她分了房子，自己也开始变得洋气和富有女人魅力。而处于弱势的高勇却总是不得志，终于有一天，他去了深圳，经过一番打拼后成为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有了自己新的爱情。曾芒芒知道此事后也不愿意说破，最终让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继续在迷茫中前行。
这种对世俗爱情与婚姻的重复言说已经很难再让我们建立起对作家的信任，无论是在爱情的巅峰还是在婚姻的深渊，池莉都很难以大刀阔斧的勇气与胆识开辟第三条道路，我们只能一方面缅怀爱情的浪漫与温馨，另一方面将婚姻的痛楚与感伤深藏心底。
第五章批判池莉（6）
道德说教与话语颠覆
小说中的慷慨激昂的议论会因其过度膨胀而喧宾夺主，这是许多平庸的作家都曾经有过的缺陷。我们且不说她的那些主观意识极强的议论影响了小说的叙述，仅就议论本身来说就是犯了小说创作的大忌。这样的一些议论我们在西方十九世纪的古典小说里经常见到，但是小说艺术发展到二十世纪，那种对于叙事的关注已经不是议论所能左右的了。如果一个作家经常要忍不住站出来对某件事情发几句无关痛痒的牢骚，那只能说明作家的创作趣味已经有了江郎才尽的危机。
在十九世纪的外国作家中，像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古典小说家都乐于在自己的小说中教给人们应该怎样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他们就俨然自己是读者的上帝。这些作家为读者所制造的傀儡效果让人不免心生厌恶之感。
池莉在她的小说中也是经常犯那些伟大作家的通常爱犯的毛病。在她的早期小说中这样的议论我们看到的还不是太多，那个时候池莉还比较重视叙事艺术，而一旦池莉进入了中年后，她的倾诉的欲望不断地膨胀，并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我们经常就能在她的小说读到大段大段的议论性的文字。她将那些议论文字当作“消费时代的盛宴”灌输给每一个读者，希望他们能在这充满痛苦的时代接受她美好的劝慰。这种议论文字充分暴露出池莉匮乏的创作资源与创作灵感。只有对叙述无法再饱满地进行下去时，议论文字可以当仁不让地出来作替补，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池莉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拙劣，她一次又一次的冒险却引来了大量的女性读者的喝彩，因为她们看到了男人的卑微，她们也看到了那些中年女性心理的肮脏与悲凉。
池莉早期的小说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青年人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他们或是对生活存在着理想主义的幻想，或是对爱情的诗意存在着某种憧憬。他们那真诚的坦率的行为中已经暗含着对爱情婚姻的困惑与难以理解，像杨维敏（《长夜》）、李剑辉（《金手》）、柳真清（《凝眸》）等青年人都是在经历了一场爱情或婚姻之后伤痕累累地回到了现实之中，人与人之间失败的勾通与交流不是一个人欺骗了对方，而是一种自我欺骗使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池莉的这些小说虽然有着幼稚的一面，但是它们是真诚的，至少她没有强制性地让读者去接受她的那些说教与游说的言辞。
对于作家在作品中的道德说教，这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甚至习惯于读到那些充满了哲理性的文字，以治疗我们的精神饥渴症。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习惯阅读那些充满情节性的文字，它们虽然离我们很近，但是我们需要的是遥远的东西，即精神上的维生素，我们的身体内太缺乏这些微量元素了。池莉投其所好地为一些送来了那些富含营养的精神冷饮，我们喝了之后顿感身体舒畅，浑身血脉流淌，但是一旦这种激情过后，能够沉淀下来的东西寥寥无几。
池莉的那些说教标本现在看来已经失去了她往昔的锐利与锋芒毕露，她开始发出了尖利的叫声，那是一种表面的抒情的声音，夸张而虚假，像是无病呻吟。
在词语的现场，说教者的声音显得底气不足，她总是在那儿摇着玩世不恭的幌子，企图达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效果。在最后，她的声音低沉了，沙哑了，呈现出声嘶力竭过的疲惫与厌倦。池莉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说教理论，她没有附庸风雅地谈论高尚，可是她越过了这道神坎，反其道而行之地谈论另一种“高尚”的理论，那就是她看不惯被理论家们所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