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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批判张爱玲（1）
批判张爱玲：苦行僧的病态传奇
作者：刘波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是痴情的张爱玲送给她前夫胡兰成的一句忠告，就是这句话让许多人认识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一生不仅在靠早期的几部作品说话，而且更以她悲怆的命运将凄凉的晚景也演绎成了如今的一份辉煌。
这个穿着旗袍的民国女子以她早慧的天才声誉响彻了“五四”之后的文坛，她以爱憎分明的态度书写了善与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她的笔下，痛恨能征服那些罕见的隐性话语，成为那个时代民间的最强音。关于上层社会的描述，那些百无聊赖的自恋情结模式得以取代俗世的福音，而对下层人的同情与斥责更是成为张爱玲体验切肤之痛的有效方式。
在早期小说虚妄的结局背后，尽管张爱玲聪明的叙述与构思会在某些方面显得精巧，但是文本中缺乏的是一种整体上的厚重与大气，而厚重与大气的东西里恰恰总是暗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愚钝，而年轻的张爱玲只有“出名要趁早呀”的精确思维。面对当时现状的不合理与严酷性，精力充沛的张爱玲没有沮丧，她转向了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和对人类奴性的挖掘，但是灵与肉的较量被欲望的排他性公开化了，因此失去了内在的价值参照，从而让一种虚伪的道德驱使着试图攻克新的话语逻辑，最后却在感性的失衡中溃败，这就是写作时间并不长的张爱玲在冷酷的叙事中迅速抽身的缘由。她的故事终究要被虚妄所消解，所以那种看似严谨的镜像建构，最终还是像她的命运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混乱与芜杂。
双重的“妖魔化”效应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那些革命文人拿起投枪和匕首向假想或现实中的敌人发起进攻的时候，张爱玲正沉浸在自己对遗老遗少们纠缠不清的爱情与婚姻里。所谓的向生活低头，其实任何一个有着向往自由和解放情结的作家都没有那样做，而是将自己的写作放置于历史的环境中进行不懈的追问与反思，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都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对待自己的写作，所以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他们不被承认是事出有因的，他们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限制。
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当文学艺术真正开始走向觉醒的时候，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和周作人等作家的作品才逐渐被人们重新发现与认识，而浮出了民间的地表成为新时代的经典，他们在中国文坛上整整沉默了大约半个世纪。当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占领了整个文化市场的时候，这些真正与文学有关的作品却只能在黑暗的角落里发出微弱的气息。物极必反，张爱玲的作品在九十年代一度冲击着中国的文化界，上至高校与研究领域里的知识分子，下至民间的中小学生，他们几乎是同时迷上了张爱玲。张爱玲从此成为文化领域内的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各种研究张爱玲的文章和书籍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在世纪末它们带着张爱玲尸骨未寒的灵魂之道出没于各种文学场合，并掀起一阵阵热闹的呼告，似乎要为张爱玲在上半个世纪的被冷落和遭冷遇而鸣不平。这些狂热的张迷或张爱玲的研究者们达到了自己特定的目的，那就是把张爱玲再次推向了一个尴尬异常的境地：以前许多尊敬她的人而后又开始反感她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与张爱玲和她的作品无关，而是与我们的视野与真诚有关。
虽然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不少的女作家以她们优秀的作品震憾着我们日渐麻木的心灵，比如萧红这个挖掘人性的警察在她的作品里调动了几乎所有的神经系统组织，她是锋芒毕露的，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一下她的作品，或许就能在中间找到自己的影子。她的狠毒已经是有目共睹了，人们无法以抚慰和救赎的姿态来进入她为我们所营造的生活氛围。而张爱玲就不同，她温文尔雅地向你娓娓道来，显得悠闲自在，从容不迫。但是她的内心暗藏着一股邪恶的力量，谁也无法轻易就识破这些迷宫一般的神奇魔法。其实最真实的是张爱玲对中国小说的贡献不在于她创造了什么新奇的叙述方式或者独特的叙述视角——她的方法上的特点也并不比与她同时代的其他的小说家们优秀多少——重要的是在于她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与生活状况，这种提供不单纯是泛泛地将不作加工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而是渗透了她独特的思考的，她的作品里所蕴含的意义在于她描述了那个时代上海与香港这两个城市的经纬，不管是上层社会的腐朽的场景，还是下层人在生命中跋涉的那种艰辛与痛苦。
在新世纪的今天，小资群体的出现再一次将张爱玲推上了中国现代伟大作家的行列。在新近上市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张爱玲被从历史尘封的卷册中挽救了出来，还原了她本真的面貌，并得到基本公允的评价。但是对于张爱玲其人其文，有的评论家将她视为挖掘人性最为透彻的现代女作家，无人能比，而还有的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把她的作品斥为不堪入目的庸俗文学的典范，走这两种极端都是有失偏颇的。其实张爱玲相对于她当时所处的时代来说，她的写作算是优秀的，但她并不是最好的。
著名的学者夏志清先生在给台湾的张爱玲研究者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张爱玲：“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产量多，写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贡献，但他们在文学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物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其实这种过于拔高的吹捧对人们阅读张爱玲并没有什么益处，反而给人神秘化的印象，人们在看了夏志清先生的评论后去阅读张爱玲会产生种种失望的感觉。在夏志清先生给予张爱玲全面的肯定的同时，民间力量对她的膜拜让她具有了一种“教母”的形象。对于张爱玲早期富有才情的写作，我也愿意去尊敬她，但不免显得牵强和言不由衷。一旦某些文学作品被妖魔化或者神化为一种矫揉造作的人文景观，它就失去了作品所特有的那种真诚。如果我们总是带着一种读《圣经》的感觉去读这些被妖魔化的作品，这并不一个作家的幸运，而是一些附和者们被所谓的权威迷惑了，他们对作家的崇拜就显得盲目。张爱玲在最近十几年内就是受到了这些来自各方面人士的推崇而被神化了。
张爱玲的各种文学作品在最近十多年来被多次再版和重印后，那些印制精良，装帧豪华的各种版本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张爱玲由此成为更多女性心目中的偶像，虽然她凄凉的晚景并不为多少人所提起，但是她仍然跨越了这个时代的障碍而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不仅如此，张爱玲的热销与广泛传播还为曾与她夫妻一场的胡兰成带来了好运，先撇开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谈，就凭他与张爱玲的那层关系，人们也有足够的兴趣来探究一下这个神秘的人物是怎么能将张爱玲迷得神魂颠倒而我自岿然不动。一部《今生今世》让胡兰成借着张爱玲的名声开始浮出水面，并日渐得到大众的认可，不管他以前与张爱玲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现在看来似乎都成了过眼云眼。
虽然文字的流畅已经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张爱玲艺术表现力上的缺憾，但她对女性生命历程的言说还是缺少适度的理性。她的早期小说如《留情》等除了有一种哀怨，还有一股激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贯穿于她文学写作生涯的哀怨主题同样存在，只不过有一份成熟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张爱玲的后期小说创作中，那有她阅历增长的因素，也有与社会和解与妥协的因素。虽然她始终都关注着中下层人的处境，但这种关注在她创作的前后期也有着重大的差异。体验的成份在后期小说创作所占的比重更大了，感官性的东西减少了一些，这种利弊平衡消解的叙述成为了支撑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精神内核。
由于受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影响很重，张爱玲的许多小说缺乏一种理性的精神内核，而我也曾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张爱玲有时就有沾沾自喜于修辞与描述的毛病，总是得意忘形地去追逐那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如果说那个时代张爱玲的写作是先锋的话，那么将其纳入到当代背景下，她的写作就显得陈旧了，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叙事手法上都是如此。仅仅有一点还能给人安慰的是，她小说中的那种颓废气息以及虚无的文学维度被许多的当代作家所吸收和继承了。
在许多人的眼里，张爱玲是旧上海的“见证与代言人”（杨泽语），她与当时的其他上海作家格格不入，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社会正处于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般的崩溃边缘，似乎已经回天无力了，所以她描述的那些战栗的场面让人能在瞬间产生无尽的悲悯之情。
悲悯只是某些群体成员的个人行为，它并无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有人拒绝与排斥它，实属正常，我想这并不是道德判断的结果，而是各人美感标准的差异所致。其实我们更多需要警惕的还是张爱玲那些画面感极强的小说文本，这可能与张爱玲写过电影剧本有关，她有一种像构图一样写好戏剧性对话场面的习惯，这种习惯一旦沿续到了小说创作上，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凸显出来，而作品的内含的精神与意蕴就要为此大打折扣了。有许多的作家在这方面很难调和，尤其是对于像张爱玲那样年轻的作家，也没有掌握多少小说创作的技巧，只能以自己的天赋来进行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