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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的吧，埃利斯——”
“不行。你听我说。之前，我想低调处理这个案子，淡化那个女孩其实就是个妓女的形象。可现在我认为这件事已经大白于天下，不可能再遮掩了。咱们都知道她生前是什么样的人，再去调查那个小黑本里的男人，只会让这个事实再被肯定几百遍。但我们还是要派人去调查他们，然后我把他们的名字透露给我在媒体的联络人，咱们要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小簿子上，直到抓到凶手为止。”
“这个办法不成熟啊，埃利斯。凶手的名字可能不在那个地址簿里。这人是个疯子，他今天的做法就像是把后背露给咱们看，还说：”猜猜我是谁？‘这个女孩的案子能给咱们带来很多好处，这我跟你一样，从一开始就知道。但这个案子也可能毁了咱们。我手里还有六七件重案，人手根本不够用，再说，如果那个地址簿里已婚男人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那他们本来平静的生活就他妈的全完了，而他们只是对贝蒂·肖特稍微动了点心思。“
好半天，他们俩谁也没说话。最后洛说：“杰克，你知道我早晚会成为正检察官。如果明年不行，1952年肯定没问题。你知道格林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你也知道谁会接替他的位置。杰克，我今年三十六岁，而你已经四十九了。我说不定哪天又提升了。你就不太可能了。我的老天爷啊，你能不能看得远点儿！”
又是一阵沉默。我想象着杰克上尉正在掂量着把他的灵魂卖给魔鬼后的利与弊，这个魔鬼总戴着一把优等生荣誉学会的纪念钥匙，还想把整个洛杉矶抓在手里。等他终于说出：“好吧，埃利斯，”我把刚写完的调转申请撕成碎片，转身走回了吵吵闹闹的人群中。
黑色大丽花 凯和玛德琳 第2章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办公室马戏变成了大规模的闹剧表演，中间偶尔穿插一点悲剧色彩。
从那封“死亡之信”里没有搜集到更多的线索，地址簿里的243个名字被分派到四个侦探组，没办法，杰克·蒂尔尼只想把这部分调查作为给报纸和电台输送信息的基点，所以只有这么少的人数。罗斯·梅拉德跟他争取，想要二十个组，再作一次彻底的搜查，而杰克上尉在魔鬼检察官的教唆下，拒绝了这一请求。大块头比尔·凯尼格性格太火爆，没法再做询问的工作，就被分派了文职，由我去和弗里奇·活格尔搭档。我们俩一起讯问了五十多个人，大多数是男人，问他们跟伊丽莎白·肖特的关系。他们讲的事，我们事先早就猜到了，跟贝蒂在酒吧偶遇，给她买酒喝、买饭吃，听她讲成为战斗英雄的妻子或寡妇的虚幻故事，然后跟她睡觉，或没跟她睡觉。很多男人甚至根本不认识这朵臭名昭著的大丽花——他们只是“朋友的朋友”，是那些寻花问柳之徒的同志之爱，使得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地址簿上的。
在我们这组中，有十六个家伙被弗里奇标定为“确定的睡过大丽花的人”。他们大多是电影界的小角色：小代理、星探和选角色的导演，这帮家伙没事就在施瓦布的日杂店里吹牛，泡那些容易上当的、想成为“明日之星”的女孩子。一脸骄傲或羞羞答答地讲他们选角色背后性交易的故事，那胡说八道的样子，跟贝蒂讲到她跟那些当兵的之间的故事时一样无药可救。最后，在伊丽莎白·肖特的那本黑色的地址簿里，男人有两样共同之处——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了洛杉矶的各大报纸上，他们都被迫说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好免除嫌疑。后来不断有消息传回到办公室，他们的名字曝光后，不少人也被免除了做丈夫的义务。
地址簿上的女人的情况复杂一些。大多数是朋友——在一起聊聊天的熟人，一起在酒吧骗酒喝的同伴，和一些雄心勃勃、前途暗淡的女演员。大约有十几个是妓女和半职业的酒吧女郎，是贝蒂在酒吧认识的速成伙伴。她们说出来的线索随着调查的推进变得毫无用处——基本内容是说贝蒂偶尔也卖，跟一些酒吧的常客在几家市中心的低档旅馆里办事。她们暗示说贝蒂很少沿街去卖，也说不出来她偶尔几次买卖对象的名字。弗里奇对旅馆的调查一无所获，他很生气，再加上有几个女人——被情报中心确认为妓女的女人——找不到，他就更是气得不行了。
玛德琳·斯普拉格的名字不在那个地址簿上，也没有出现在接下来的问讯中。在那243个名字里，没有出现同性恋或同性恋酒吧的线索，每天晚上我都查看大学区警察局办公室里的公告板，想确定其他组的调查中有没有出现她的名字。她的名字一直没有出现，我觉得很安全，自己隐瞒证据的小把戏没有被人发现。
一边是地址簿的调查占据了大量的头条新闻，另一边是办公室里的马戏还在上演。电话信息不断涌来，浪费了警察们几千个小时的虚假电话信息和笔头信息，让各个分局的侦探们接触到很多心怀愤恨的疯子，诬告他们的仇人干了大大小小的坏事。被遗弃的女人衣服在中心犯罪实验室里被详细审查，每一件八码的黑色女式服装都会引发一场在发现地周围的大规模搜查。
在这次黑色地址簿的调查过程中，让我惊讶的是弗里奇·活格尔。他的身边没有了比尔·凯尼格，人显得聪明多了，而且他的粗暴方式在问话过程中非常有效，简直赶上了罗斯·梅拉德。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用拳头逼出口供，打得又狠又准，好像他个人恨那嫌犯恨得牙痒痒似的，可等我们问出口供以后，他又能很快将此事置于脑后。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充当老好人的问话方式很佩服，他很现实，知道这是得到口供的最好办法。我们俩的合作效果不错。而且我确定我对弗里奇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可以制约他自己承认过的喜欢胖揍犯人的做法。因为我把鲍比·德·威特伤成了那样，他对我不敢放肆，所以在这个暂时的搭档关系
开始后没几天，我们俩就用零零碎碎的德语侃上了，这是我们在问话来回路上的一种消遣。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弗里奇不总是那么长篇大论地讲白话了，而是变得像个普通的家伙——那种特平庸的警察。他会谈到大丽花和让他垂涎三尺的中尉军衔，但不会捏造事实。那么既然他从不试图草率地给嫌犯定下罪名，写调查报告时也实事求是，我觉得洛要么是放弃了他的想法，要么就是在等待时机。我还知道弗里奇一直在评估我，他知道他要想升到侦探组的高一级探员，凯尼格不是合适的搭档，而现在李不在，我却很合适。他对我的评估让我觉得很骄傲，所以在审问的过程中，我一直保持着我的机敏。跟李合作做执行警察时，我没有他的职位高，所以如果弗里奇和我一起搭档晋升的话，我希望他知道我不会扮演一个二把手的角色——像哈里·西尔斯和罗斯·梅拉德似的。
梅拉德，弗里奇在警界的对头，跟我的距离也拉近了些。他利用爱妮岛旅馆的204房间，做了实地调查办公室，每天值完班就去看李整理好的材料。李不在，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所以很多个晚上我也去那里。当他看到大丽花恐怖的照片时，他总是手划十字，满怀尊敬地念叨：“伊丽莎白。”在离开的时候，他会说：“亲爱的，我会抓住他的。”他总是准时8点离开，回家，回到老婆、孩子身边去。他这样地收发自如让我非常惊讶，我就此事问他，他说：“我不能让暴行占据我的生活。”
从8点开始，我的生活被两个女人占据，她们奇怪而又强烈的愿望让我举步维艰。
离开爱妮岛旅馆，我通常去看凯。李走了，没人负担凯的生活费用，她不得不去找了份全职的工作，她在离带子街几个街区的一所小学里，找了一份六年级教师的工作。我每次去的时候，她都在批改读书报告，认真、耐心地读着小孩子写的东西，她见到我很高兴，但随之又言语犀利，好像板着一张脸就能抑制李离开带来的悲伤和对我犹豫的轻蔑。我想缓和她对我的冷漠，就跟她说我很想拥有她，但要等李失踪的事解决以后再说，这时她就会用一些受教育过多的人爱用的心理学名词儿，来描述那个失踪的第三人，把他花钱让她受的教育用在对付他上。每当我听到什么“偏执狂倾向”和“病态的自私”这样的话就非常生气，反驳说：“是他救了你，是他造就了你。”凯对此的反驳是：“他只是帮助了我。”对她术语背后的真相和李不在，我们两个就像是没了主心骨的浮萍似的，我却不知该怎样应对。正是这样的情绪郁积起来，让我连着十个晚上从家里一出来就直奔红箭旅馆而去。
我去见玛德琳的时候，心里装的是凯。
我们见面总是先做爱，然后聊天。我们的谈话总是围绕着玛德琳的家人，说完话我通常会胡思乱想，好让自己在听了她的故事后不至于觉得太过窘迫。这个有钱的女孩的爸爸是个强盗大财主，著名的爱默特·斯普拉格，他跟马克·森尼特从好莱坞还未成气候前就有同事之谊；妈妈总装腔作势地谈艺术，还大把大把地吃灵丹妙药，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地主卡斯卡特的嫡系血亲；妹妹是个天才，是广告界炙手可热的艺术家，是市里面广告公司街的明日之星。另外还有弗莱克·伯伦市长，很在意公共关系的暴徒米奇·科恩，爱做白日梦的乔治·提尔登——爱默特以前的陪衬，他父亲是苏格兰著名的解剖学家和钢琴家。还有多希尼和塞普尔维达斯及马尔霍兰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厄尔·沃伦州长和布隆·费茨检察官也是好朋友。而我只拥有老迈昏聩的多尔夫·布雷切特和已经故去的格莱塔·海布兰纳·布雷切特，我出卖的日本朋友和打拳时认识的几个人，所以我就开始胡编乱造：在学校时得过学习优秀的奖章，参加过各种各样的舞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