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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荣誉这个最后的词。让－米歇尔·鲁瓦耶暗示说，是否必须认为，对于戴高乐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失去荣誉，对于贝当来说，则是失去生命呢？……不管怎样，《法兰西和它的军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远甚于从前的《剑刃》和《建立职业军》。戴高乐象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作者一样，起草了一篇《请予刊登》的文字：
“此书是一部传记。其主题是苦难的、战斗的和胜利的法兰西。但是，因为我们只爱那种使我们激动人心的东西，所以《法兰西和它的军队》适合于突出那种在一个民族的命运中激动人心的东西——而民族是同军队一道，经历其盛衰的……必须在人民身上去寻求其光荣和痛苦的原因，就象必须从一个人身上去寻找其荣誉或眼泪的秘密一样……由于在祖国的上空重新出现了重大威胁，但愿此书能为祖国尽绵薄之力……”
此书出售了第一次印刷的4000册，然后出售了第二次印刷的3700册中的2000册。总的来说，新闻界是持积极态度的。贝当则没有罢休，他的怨恨还在加剧，竟然对私立政治科学学校校长、未来的大使罗歇·塞杜此前提出的、邀请戴高乐就国防问题举行一系列讲座的建议，答复说：“我熟悉戴高乐上校。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和缺乏教养的人。我曾对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给予过广泛的指导。但他不同我磋商就撰写此书，而且只是通过邮购给我寄来一本……后来，是我主持了您考虑举办的、由我参谋部的军官参加的讲座……但是，我将在暑假后复课一开始，就亲自上讲座开幕第一课。”事实上，许多人参加了讲座，听贝当讲大战问题——据塞杜所述，贝当既不提“霞飞的名字”，也不提“福熙的名字”。自然，人们为贝当鼓掌，但是，讲座的听众没有得到与塞杜同样的印象。大学生塞尔日·马费尔——后来是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感到，贝当是无限地低于他的名声的，或者说，他已经完蛋了。1940年，马费尔参加抵抗运动时对贝当的讲座还记忆犹新。
这时，戴高乐已经置身于有关法国军事政策问题的大辩论的中心了。从此，戴高乐的军人生涯——总之，直到30年代初为止，这种生涯是比较正常的和传统的——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戴高乐的人生永远打上了创伤很深的印记。人们看到，戴高乐婚后有了两个孩子：儿子菲利普和女儿伊丽莎白。这是一个团结的、总的来说幸福的家庭。家庭生活遵守传统的规则；不言而喻，言谈举止要讲礼节；宗教信仰不受怀疑。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戴高乐同妻子伊冯娜的信件更能见证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了，这些信件后来得到发表，信中直接了当地表达了他们俩的爱情、温情和信任。可是，1928年1月1日，安娜·戴高乐在特雷夫诞生。在勒维－索拉尔教授的监护下，安娜的诞生是难产，远甚于老大菲利浦和老二伊丽莎白。不久后，安娜似乎患有某种生理缺陷，只是几个月后人们才准确地觉察到这种缺陷。戴高乐夫妇的忧伤心情从伊冯娜1929年1月6日的信函中可见一斑：“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放弃一切的雄心、财产等等，假如这样做会改善小安娜的身体健康。”紫外线治疗并不能改变一切。安娜将仍然是一个精神上有缺陷的残疾人。不管怎样，大家商定，安娜将永远在家庭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娜将成为全家的中心。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三章 和平的考验（14）
因此，可以相信，对戴高乐来说，安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人生的中心。据说，安娜从未叫过“妈妈”，但她始终会叫“爸爸”。要想象一下当年的情景：戴高乐从贝鲁特的法军参谋部办公室回来，从巴黎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办公室回来，或者从梅兹——从1938年起，他在那里指挥一个坦克团，并定期返回科隆贝双教堂镇——的军营回来。晚上，戴高乐用很长的时间，在小安娜身边唱歌，或者给她唱儿歌，虽然安娜听不懂儿歌，但儿歌的声音却使她欣喜若狂。这就是戴高乐生活背后的情景。而此时的戴高乐正在进行重大的历史战役，正在这些战役把戴高乐造就成20世纪最有名的法国人。戴高乐不愿意让安娜远离自己，甚至在他1940年奔赴伦敦时也是这样。后来，安娜同她母亲、哥哥、姐姐以及照料她生活的博泰尔夫人一道，在伦敦同戴高乐会合。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48年2月6日为止。那天，戴高乐在安娜的墓前，说了这样一句概述其命运的话：“现在，她象其他人一样了。”毫无疑问，女儿的残疾对于戴高乐对人生和世界的感受，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此外，还要补上戴高乐的弟弟雅克这位最亲近他的人的不幸。1926年，年满34岁的雅克作为矿山工程师和三个孩子的父亲，患上了昏睡性脑炎。他逐渐地、不可治愈地瘫痪起来，直到痛苦得精疲力尽，只能长期卧床不起，仅仅靠神智在延续生命。戴高乐定期去探望雅克。后来，战争突然爆发。1942年，为了躲避德国警察对戴高乐家族所有成员的追捕，雅克被人背着，秘密地送到了瑞士，这多亏了“蛇头”网络——皮埃尔神父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帮助。雅克。戴高乐于1946年去世。据雅克的儿子贝尔纳所述，弟弟雅克的殉难比女儿安娜的残疾更使戴高乐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人们毕竟用温柔去关心安娜，使她获得了内心的欢乐。
人们可以估量，对戴高乐来说，日复一日地看到安娜的痛苦和残疾意味着什么。让·拉库迪尔收集了戴高乐的一位医生的证词。
“没有安娜，”戴高乐对这位医生私下说，“也许我不会做到我所做的一切。她使我懂得了那么多的事。她给了我那么多的勇气……”
作为戴高乐在1948年的副官，克洛德·居伊在1948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戴高乐对他提到了安娜临终前的状况，讲了这样一番非同寻常的隐情。⒃
“这是一名女囚。在这个小生命身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和非常讨人喜欢的地方。我始终认为，假如安娜不曾生病。。。。。象她那样，那她就会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她对我们是那样的亲热！尽管安娜因身体状况而被人遗忘，但她会扮演自己的角色，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当然，我清楚，曾经有过许多人比她更加有用，而且他们已经亡故了！然而，如果有上帝存在，那她就是一颗刚刚被上帝召唤过的、被解放了的灵魂。她将来是会有用的……她过去充当了我和她母亲之间的纽带，她将来会使我们继续在一起，在一个我和戴高乐夫人必须继续在一起的时刻，在国家的眼里，我听见……”
在后来写的一篇报告中，居伊还补充说：“我对他吐露的这番隐情话大吃一惊，以致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话。当晚，我问过我们谈话时在场的博纳瓦尔（戴高乐将军的另一名副官），他是否保留着与我同样的记忆。博纳瓦尔向我证实说，我听得没错。”
不管安娜在戴高乐的人生中起到何种秘密作用，假如没有安娜，没有这种痛苦，没有这种命运，那么戴高乐就不会是他现在这个模样。在戴高乐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篇讲话和每一个行动中，在戴高乐纳入20世纪的人生奇遇的每一个阶段中，必须觉察到这种秘密的动力。戴高乐毕生都隐藏这种动力。毫无疑问，对戴高乐来说，这种动力比一切都更加重要。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四章 要进行武器革命（1）
1932年春天，戴高乐了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常设总秘书处。他先是担任负责公文的“拟稿秘书”，然后在1933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校，领导负责起草战时国家组织法的第三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戴高乐在最高机构的水平上，了解一切关于法国防务体系前途问题的辩论，一切关于准备未来战争问题的卷宗。戴高乐亲自写道：“在1932年至1937年的14届政府期间，我在调研方面，在一切涉及到国家防务问题上参与了全部政治、技术和行政管理活动。”这样，他的视野已经进入了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事务。
在此期间，戴高乐是以他的方式，在他的领域里进入历史的。因为1934年，他发表了新著《建立职业军》。此次，他在一场关系到世界各大国利益、其主题极其重大的辩论中表了态。如果突然爆发未来的世界大战，那这场战争又是什么样呢？戴高乐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建议法国必须做什么。当时，只是涉及到20世纪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以及法国军队的命运。不管是否陷入1940年的战争，戴高乐都会在这次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辩论里占有一席之地，并试图预言二战的进程。
归根结底，这场大辩论早在签订1919年条约之后就开始了。如同正常情况一样，在法国，是军队的主要统帅，那些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相继占有军队最高职位的统帅引导着这场大辩论。首先是贝当，他曾经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然后在战争结束后，就立即被任命为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即战争状态下的最高统帅，直至1931年为止；以及担任参谋长一职的比阿将军（直至1924年去世）和德贝内将军（直至1930年），他们都是贝当的门生，也可以说是贝当的“影子”。其次是魏刚，他于1931年接替贝当（贝当仍然担任政府国防顾问），担任防空总督察，并在1934年担任国防部长。第三是甘默林，他从1935年起担任军队总参谋长，然后担任其职务并兼最高统帅。因此，主要是贝当，以及魏刚，他们两人对法国军队实行最高权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在1918年战争胜利之后，问题是要知道，法国将要选择什么军事政策。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天，人们开始了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