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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要加上法国人对服兵役期延长——或多或少的兵役——明显地感到厌倦。现代工业已经普及了有关效率、有效性、速度、机械力量的概念。在这方面，军队似乎令人绝望地被排挤在总演变之外。由此而来的是一种由怨恨和蔑视交织而成的情绪；由于一些大都被证明为正确的原因，往往是一部分公共舆论使军队处在这种混杂的情绪之中。最后，戴高乐看到，面对德国工业和军事方面的重新武装，他周围滋长着惶惑不安的情绪。法国参谋部自以为知道，与德军相比较，法军的兵力不再占明显优势，它不再完全确信，1919年以来组建的、人数远比德国多的法国后备军也是良好的军队。
1934年5月5日，戴高乐发表了《建立职业军》。他在此书中要求组建一支以强大的坦克群为核心的“装甲兵团”。这个观点本身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由此而来的思潮。⒄在1915年，一种根据牵引车模式制成的战车用于阿尔托瓦前线，旨在压垮铁丝网和跨越堑壕。这种器械显得不大有效，但它已经具有战车的主要性能：它配备的不是车轮，而是履带。于是对战车进行重新设计，使它装有一个炮塔、一门炮、一种保护战斗人员的铁甲，自然还装有履带。这是第一辆重达七吨、时速为十五公里的坦克，雷诺公司从1916年起就开始成批量地制造。是年初，英国军队创建了“皇家坦克团”，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英国的战车取名为坦克。皇家坦克团投入了索姆河战役，然后于1917年3月，在冈布雷战区参加战斗，第一次获得某种成功。这足于使象富勒上校和利德尔·哈特上尉那样的英国军官得到启示，写出关于使用坦克理论的初稿。在法国军队，埃斯迪埃纳上校则想要把坦克变成“猛攻的炮兵”，并先后于1917年4月16日在科尔贝尼、1918年7月18日在维耶－科特雷，指挥了坦克在前、步兵在后的首批进攻。在科尔贝尼的取得成功并不显著，但在维耶－科特雷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一次就动用了300辆雷诺工厂造的坦克。这两次攻势在战线上取得那样深的突破，以致鲁登多夫把7月18日这天称为“德军的治丧日”。这个事件是那样说明问题，以致他本人在同年10月8日承认，法军“大量使用坦克，这是我们最可畏的敌人”；法军则开始制造旨在跨越法国北方运河的60吨重的坦克，等到一战结束时，它已拥有3120辆坦克。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四章 要进行武器革命（5）
埃斯迪埃纳当上将军后，就想从其作为主要启示者的经验中得出一切结论。为此，他开始进行一场真正的宣传运动。1920年2月12日，埃斯迪埃纳是这样对法国高等公益学院的学生概述其主题的：“先生们，请你们要思考一下，10万大军携带着武器和行李，朝任何方向和在任何时候，一夜间都能前进80公里，对最新的重武器部队拥有战略战术优势……敌人受到坦克追击，不能恢复元气；就象在戛纳或伊埃纳之夜一样，被永远打败了。”埃斯迪埃纳的话远未说完，就遭到了排挤。骑兵司令弗拉维涅将军也曾设想，坦克会赋予骑兵一种它过去在战争中未能发挥过的有效性和机动性。因此，他建议用坦克取代军马。但弗拉维涅的话也没有人多听，即使象魏刚那样一时关注坦克特殊效力的军队领导人，后来也是固执己见，三是把坦克当作一种襄助和陪同步兵和炮兵的工具。让·拉古迪尔在1922年3月众议院会议的报告中，找到了一篇支持革命性地使用坦克的雄辩的辩护词，这是默默无闻的、上萨乌瓦省的众议员雅克·迪福安所作的一篇辩护词，但也是一篇唱独角戏的辩护词。
四年后，后来在1940年出任法军总参谋长的迪芒将军，将一份现代装甲师计划交参谋部审议。在此后的岁月里，埃林将军、巴拉迪埃将军和诺莱将军曾试图重新考虑这个计划，但这种考虑并未被欣然接受。在英国，富勒在担任旅长后，提出了一种完全建立在为了冲破战线和利用“突破”口而使用坦克的基础之上的学说。在德国，尽管战时缺少机会来预感和进行关于坦克战斗力的试验，但人们走得最远。1933年，《军事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坦克大部队实行的战术问题的文章。这是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因为这年德国尚未有制造坦克的权利。后来，法军总参谋部发表了一篇长达19页的、题为《德军的总策略》，分析文章。文章主张，要在独立自主的装甲部队能够不受步兵的束缚，控制其速度的范畴里来使用坦克。据《军事周刊》编者的看法，机动性和装甲保护是现代装甲部队的特点。应当为大量使用机动手段而牺牲一切，而只有这种机动手段，才能使军队运动获得它在1918年以前不能达到的速度和规模。装甲部队应用于突破战线，包抄敌人两侧和围困敌人。相反地，装甲部队不能占领阵地，因此必须用组建摩托化步兵和自动牵引炮兵来加以补充。人们得出了一系列有关策略问题的结论，从1933年和1934年期间制定的、1936年发表的《关于部队指挥的条例》里可以找得到这些结论。
后来，德军的学说从中不断地得到启示。1935年，时为奥地利籍的冯·艾曼斯贝格尔将军发表了《论坦克战争》一文，此后还就同样题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谴责任何只建立在步兵与炮兵同时运动基础上的观点，声称在汽车时代是不可能坚持步兵的运动速度的。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都启示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他在德国首先提出了一项关于使用装甲部队的学说。这种全面而系统的学说先是在《要尊重坦克》一书，然后于1937年，在一本篇幅短小的技术著作《与其他兵种相连的装甲部队》里提出来的。人们有时思忖，古德里安是否受到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的《建立职业军》一书的启示，是否关注过戴高乐的论据，甚至是否认识戴高乐本人。时至今日，人们才知道问题的答案。戴高乐的、未来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少校，在二战的最后岁月里打到了贝什太卡登，在希特勒经常居住的巢穴里，发现了一本《建立职业军》，书上有古德里安的亲笔批注，但德布瓦西厄无法阻止这本《建立职业军》同其他书一道被付诸一炬。
戴高乐在其军人生涯的第一阶段里，对坦克作战役有直接的经验，充其量在1920年波兰战役中看见过坦克进行的袭击。翌年，在进入高等军事学院之前，戴高乐在摩托化部队里上过一次学习班。1925年，他到勒杜瓦伊安饭店去参加一次前坦克部队军官的晚餐，并同时任前坦克部队军官协会会长的埃斯迪埃纳将军进行了一次长谈，以致那些已对这位步兵军官前来参加晚餐大吃一惊的来宾感到，他想要“缠住埃斯迪埃纳将军”……当戴高乐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时，显然，这只是沿着一条变得更加易见的道路所留下的、悄悄的足迹而已。人们记忆犹新，戴高乐在国防委员会是一个人证。他见证了塔尔迪厄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裁军计划的观念，然后见证了裁军计划的迅速失败。而裁军计划规定，最现代的武器，首先是坦克和飞机，都要从各国军队中抽调出来，集中到一支供国际联盟掌握、能够用闪电战来反击一切被国际组织谴责的侵略的共同力量里去。此后，戴高乐参加了起草《建设性计划》——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提及此事——该计划重申了关于建立一支主要由坦克组成、拥有很大机动性的共同力量的思想。建设性计划在日内瓦会议上遭到的失败，恰如前一项计划遭到失败那样证明，大多数欧洲国家想要维护其自身的军事行动手段，而不是事先承诺服从国联的判决。而今，对戴高乐来说，无论如何，一支基本上由坦克组成的部队的机动性和强大力量，已为大规模进攻开辟了道路，最终使得人们走出法国战线的堑壕战这个“战略死胡同”。
整个1932年，戴高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1月，友人吕西安·纳辛在《前军人子弟报》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戴高乐所著的《剑刃》的书评文章，并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非常谦虚地签上其大名的、题为《一名业余研究者的思考》的文章，探讨了关于“军车的摩托化和装甲化”将给法军带来何种影响的问题。在纳辛看来，由于世界大战的屠杀，将来有必要恢复战斗员的保护，正如从前用盔甲保护战斗员一样。在未来的战争中，将通过战车的装甲——它与发动机提供的机动性相结合——来确保这种保护。为了使用这些战争工具，就必须具有一种唯独专业人员才具有的能力，以致新的战争多一些专业大部队的对抗，少一些注定要遭受到大屠杀的、步兵的对抗。
理所当然，戴高乐不仅读过关于《剑刃》的可爱的报道，而且读过这篇业余研究者写的文章，不过他起先不知道文章的作者就是吕西安·纳辛本人。戴高乐给纳辛写信，把他获得的兴趣告诉纳辛。他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那些他所谓的“现在变成我的观念”的观念的轮廓，尽管这些观念是纳辛“间接”地——即以保护战斗员为出发点——来提出的。戴高乐宣布，他将在未来的著作中谈论坦克问题。在此期间，戴高乐就此主题——在他看来，这是首要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3年5月的《政治和议会杂志》上。这还只是一篇主张对法国军队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辩护词，但如他所写，“掩护的必要性、战争技术的要求和世界的演变”都强迫人们实行这种改革。人们至少看到戴高乐在其书中将要阐述的观点，其起点是关于使用坦克的新学说和用专业人员来组建未来的军队。文章发表后只在一部分军界中获得有限的反响，但这足于使一些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