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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传》 第三部分第六章 相约战争（7）
“现在的战争冲突迟早会具有运动、突袭、入侵、追击的特点，其广度和快速将会无限地超过以往那种最闪电般的战事……在这点上，我们不要搞错！现在开始的冲突可能是所有蹂躏大地的冲突中，最大规模的、最错综复杂的和最激烈的一次。造成此次冲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具有这样的深刻性，呈现出这样的普遍存在的特点，以致它最后必然爆发一场涉及到各国人民和国家结构情况的全面动乱。可是，由于事物的和谐不明朗，这场革命获得了一种与其巨大规模完全相适应的军事工具——机械的军队。现在是法兰西将要作出结论的时候了。”
勃鲁姆读过《机械力量的到来》这本回忆录，他是这样叙述其读后感的：“正是在那时，我获悉了一切，我理解了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毫不拖延地组建机械部队。”虽然知道戴高乐赠书的八十名政界和军界人士名单，但人们试图相信，唯独勃鲁姆一人作出了这样的反应，因为在别地人们没有感觉到相似的反应。赠书是戴高乐所作的一个奇特的举动。戴高乐置身于任何规定和任何军阶之外，只向国家领导人对话，不考虑惯例、传统和普通纪律。不过，戴高乐的名声和著作早已将他排除在常规之外：他不想到被人们来评判或看待，彷佛他过去不曾写过《建立职业军》似的。不管怎样，戴高乐想要用这样的办法来改变国家精英的漠不关心态度，是一个巨大的赌注。但他遭到了失败。
“我的备忘录没有引起震动，”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
达拉第宁可不读戴高乐的回忆录。（30）时任东北战线司令的乔治将军，也许接受勃鲁姆的忠告，看了这部回忆录，但他的判断是坚决否定的：“有意思，但这种重现历史经不起批评。”时任步兵监察并以此身份担任整个坦克部队司令的迪菲厄将军证实，他象很早以前一样敌视戴高乐的观点。“就问题的现状而言”，迪菲厄写道，“（回忆录里的）结论是必须加以摒弃的。”纳辛自认为知道，甘默林断言回忆录的结论是很有冒险性的。让·奥比尔兰将戴高乐的回忆录交给一名在参谋部供职的上校审读，上校提出了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位谈论颜色的患色盲症者。”（31）据皮埃尔。比约特对让·拉库迪尔所作的证词，只有其父亲、北方集团军司令比约特将军告诉戴高乐，他赞同戴高乐的回忆录。
在军队领导层，这种严厉的或者漠不关心的态度并未导致人们无视戴高乐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反常的，但也是真实的。这里，是甘默林采取了一个在1940年春天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动行动。人们记得，在战争爆发前两年，甘默林试图建立装甲师并研究其使用问题，但他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那里遭到了拒绝。然而，甘默林没有放弃。他还利用战争爆发所赋予自己的权威，命令组建第一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并要求在1940年春末组建第三装甲师，此后再组建第四装甲师。甘默林是否会马上想到，将指挥这些新装甲部队的重任交给长期以来要求组建装甲部队的戴高乐呢？不管怎样，当雷诺邀请勃鲁姆和戴高乐来家共进晚餐后不久，致函甘默林，建议晋升戴高乐为将军时，甘默林向这位当时还仅仅是财政部长的雷诺作了积极的回答：“戴高乐将是法国军队最年轻的将军，这样做很好。”（33）但是，甘默林不去催促军队领导层和办公厅，因此他的意向毫无立即办理的下文。然而，几周后，甘默林将戴高乐召到他在万森城堡的总指挥部。关于这次会见情况，人们在《战争回忆录》里找得到叙述，戴高乐把它写成了一次由尊敬、模棱两可和不安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奇怪的争吵，而当时，这两位人物都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着一次令人伤心的战争前夜。据戴高乐的描述，甘默林在遥控日常事务，让乔治将军主管东北战线，说“只要不发生任何事件，情况就可以过得去。可是，如果战役爆发，那无疑就不能支撑下去”；他把自己关在“一个类似修道院的地方和他的万森城堡的隐居地（……）在密室里策划其战略行动”。甘默林召见了戴高乐，宣布由他指挥第四装甲师，并从5月15日起开始组建。戴高乐向甘默林表示，他对自己“以上校的身份应召来指挥一个师”感到自豪，但他对法国军队拖延时日来组建这种德国业已拥有的机械化部队感到惶惑不安。甘默林向戴高乐透露了对未来战局的想法，说德国人在进行一次“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掩护或钳制行动”之后，就会经过荷兰和比利时，然后将目标“瞄准法国加莱海峡省，以便把我们同英国人隔开”。甘默林给戴高乐留下的印象是保持自信，“深信在他那一级，基本的问题是要一劳永逸地、在一个既定方面确定其意志，然后不因任何变化而偏离既定方向”。戴高乐显然对其人生的这一瞬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十五年后再来提笔写回忆录，戴高乐情不自禁地向甘默林这位领袖——即使人们在最后的时间里可以认为甘默林在发生变化，甘默林也是那么长期地反对戴高乐的思想——突如其来地表示了敬意。
“甘默林是一位智力、敏锐性、自制力都达到很高水平的军人，他肯定不会怀疑，下一次战役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戴高乐对甘默林的这种敬意显露了真情，但它却是模棱两可的。戴高乐在向甘默林的巨大才能表示致敬的同时，也暗示了他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事先就树立的、排斥任何异议或意外事件的观念之中，而且跳不出来。所以，在结束关于此次会见情况的叙述时，戴高乐通过那种经过适度选择的词汇，表明其内心感到的不安，也许这是他的绝望情绪。
“我是怀着尊敬的、但也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这位伟大统帅的。甘默林在他的修道院里，准备突然承担巨大的责任，在一幅我以为糟糕的画作上孤注一掷。”
正当一切都证明戴高乐的悲观主义正确和一切都似乎已经失去时，突然来了一个戴高乐盼望和等待多年的最后机遇。1940年3月19日，达拉第政府被推翻，勒布伦总统指定保尔·雷诺接任总理。于是，人们可以相信，一切都变得是可能的了。难道戴高乐不是选中雷诺，把他当作彻底改革法国军事体系的旗手，而雷诺本人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已经同意进行这种改革了吗？近六年来，戴高乐是同雷诺保持了通信联系，在信中不知疲倦地阐述他的观点和提供他的服务。归根结底，戴高乐将一切赌注都押在雷诺的上台上，押在这样的时刻上：他最终能在法国军队中强行组建一支装甲部队，采取一种新的军事学说，指挥战争走向胜利。而今，这一事件终于到来了，但来得很晚，也许为时太晚。因此，人们即将看清，戴高乐寄厚望于雷诺是否有理，他本人是否能如愿以偿地扮演雷诺的副手、顾问或参谋长的角色。
此事在几天内就办成了。戴高乐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几周前给雷诺寄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战时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充当了雷诺身边工作、直接为他服务的人选。
1、由指导战争委员会制定作战计划，并随着事件发展，就这种思想顺序作出必要的决定。
2、如果要筹备召开战争指导委员会会议，就必须由一个秘书处来确定卷宗、研究问题和作会议记录。
3、戴高乐上校可以担任战争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由此看来，雷诺一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就立即把戴高乐召到其身边，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召见戴高乐的目的是要求他起草雷诺拟于3月21日在众议院宣读的政府声明。这是一篇简明扼要的、坚决动员国家参战、最后只能夺取战争胜利的讲话稿。即使这个文本经过雷诺政府主要成员多米尼克·勒加的加工润色，雷诺也选择了原封不动地宣读戴高乐起草的原稿。
戴高乐出席了众议院的会议，坐在公众席上。他写道，会议的场面是“可怕的”。许多激进党人对达拉第遭到排挤感到遗憾，在好几次发言中都表达了这种怨恨。右翼发言人对社会党入阁表示愤愤不平。那些妥协和平的支持者并不公开表达自己的愿望，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们的猜忌和怀疑。
《戴高乐传》 第三部分第六章 相约战争（8）
“唯独莱昂·勃鲁姆，”戴高乐写道，“以高贵的姿态发了言，尽管他没有获得任何部长职位。”
对勃鲁姆的这种致敬是引人注目的和说明问题的。当社会党和勃鲁姆本人后来在四共和国初期对戴高乐进行无情斗争时——正如戴高乐在这场对他政治生命产生深刻影响的斗争之后写的那样――他象在其他事件问题上一样，表示了对勃鲁姆个人的尊敬。而今，勃鲁姆对雷诺提供的支持，刚够给雷诺一个众议院多数派。假如人们将弃权派同反对派的选票加在一起，那么雷诺的这个多数派只是比少数派多一票。众议院议长爱德华·赫里欧后还来对戴高乐说，当时他对自己是否拥有多数派没有把握。尽管激进党人和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希什里建议雷诺退出内阁，但雷诺决定坚持下来并采取行动。因此，雷诺想要赋予戴高乐战时内阁秘书一职，而该职位是由雷诺以他本人为中心同政府副总理、负责军队事务的部长、以及财政部长、殖民地部长、封锁和军备部长等人一道决定设立的。达拉第仍然担任国防部长，但他对雷诺满腔怨恨，并且明确表示反对雷诺。《战争回忆录》将下述这样明白无误的语言归于达拉第，以致人们对这些话是否当作真持犹豫态度：“如果戴高乐到这里来，那我就离开这个办公室，从楼梯下去，打电话给雷诺，让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