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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帝国继续抗战看作是“儿戏”。人们记忆犹新，当雷诺告诉魏刚戴高乐已晋升为副国务秘书时，魏刚也对雷诺说过“这是一个小孩！”，魏刚还肯定说英国也会很快同德国举行谈判，流露了他对国内动乱的烦恼，对此时能拥有一支“维持秩序”军队的热烈希望……
戴高乐被赋予了双重的使命——首先是思考如何在法兰西大地上继续斗争，然后思考如何在法兰西帝国继续斗争。这种双重使命便合乎逻辑地要求尽可能地推迟敌人的占领，尽管占领整个法兰西已经不可避免。必须赢得这样的行动时间：将法国所能拥有的全部飞机、军用物质、甚至兵力都转移到北非，以便应对意大利今后必定无疑的参战，应对德国在希特勒决定将其战略引向地中海地区时进行的冒险行动。相对地，如果希特勒以英国为战略目标，那也有同样的急迫需要：尽量长久地在法国继续斗争，以便使德军现在只有几周的时间，接着，季节的变化会使德军（在英国）的登陆成为不可能。这就是那种迫使继续斗争的支持者接受的逻辑。戴高乐立即从中得到了启示。这就是导致戴高乐多次关注布列塔尼“内部堡垒”的可能性的由来。⒃在戴高乐赋予布列塔尼堡垒的时间和重要性问题上，有关的证词是不一致的。雷诺的助手勒加认为此事意义重大，认为那种主张雷诺支持继续抗战的论据因此遭到了削弱。乔福瓦·德库塞尔——戴高乐选他当副官，他后来一直在戴高乐身边——则肯定说，从6月7日起就不再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法国军事抵抗斗争战略来说，布列塔尼“内部堡垒”具有一种意义，并使戴高乐颇感兴趣。因此，只要有可能，就绝对要在法国的国土上继续斗争。这种战略与魏刚选择的战略相反。魏刚将把法军的全部力量集中在索姆河一带，而不在后方建立后备力量，甚至不考虑进行新的战斗。
有些军事首脑察觉到由此而来的严重后果。5月27日，殖民军参谋长比尔将军向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说明了“魏刚总司令努力建立的这条连续不断的防线的危险”。⒄比尔说，“敌人将会轻而易举地冲破这条薄弱的警戒线，而我们的部队却遭到瓦解，显然无法阻挡敌人的挺进”。相反地，比尔建议芒代尔依靠“两个坚固的抵抗斗争堡垒，其中一个堡垒要建在汝拉，由东部地区的军队组成，要不惜一切将它保持在马其诺防线一带，因为马其诺防线已经转向北方；另一个堡垒要建在布列塔尼，由法英两国军队组成”。当时，还在指挥第四装甲师的戴高乐曾对魏刚建议说，要将尚在待命状态的大约1200辆坦克建成两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要加强兵力，增加2至3个步兵师和炮兵部队；其中一个集团军部署在巴黎以北，另一个部署在兰斯以南。戴高乐写道，“其目的是要在德国装甲兵团的侧面采取行动”。⒅本着与比尔将军同样的精神，戴高乐在6月6日至7日或8日期间，考虑在布列塔尼建立一个“内堡”。尽管布列塔尼的地质更加有利于从东到西的深入，而不利于从北到南的防线，但从表面上看，建立这个“内堡”会提供好几个好处：它将德军的推进引向西线，从而迫使德军分成几个战斗轴心；它可以在一条狭小的战线上进行临时防御；它便于英军登陆，在布列塔尼集结英军，也许比在敦刻尔克集结更好，因为德军飞机只能从相距遥远的基地起飞，来投入战斗。
然而，正如魏刚那种起先隐蔽的和后来公开的、支持停战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弃其战略选择和真正的政治意志。5月26日，当驻守马其诺防线的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将军向魏刚建议准备撤离马其诺防线，将部队撤至莫尔旺与汝拉之间——准确地说，就象比尔将军向魏刚建议的那样——时，魏刚对普雷特拉表示了拒绝。⒆其结果是不用等待的。尽管法军进行了两天顽强而英勇的抵抗，但索姆河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糟糕透顶的是，魏刚只是在6月12日，才向普雷特拉下达了撤退东部地区军队的命令。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6月15日抵达朗格勒，6月17日抵达贝藏松和蓬塔尔利埃，这种灾难性的延误使部署在马其诺防线的法军注定要遭到敌人的包围。
实际上，在索姆战役之后，人们不再拥有必要的部队和足够的期限，来建立由实行另一种战略所要求的抵抗斗争堡垒了。如果实行另一种战略，那就不是打一场不可能实施的阻击战役，而是进行一些特意策划的、旨在集中一切在海外继续斗争的手段的推迟性演习。戴高乐写道，“将来会有战斗，而不是一败涂地”。
不管怎样，到了6月8日，不再有任何怀疑了。魏刚及其亲信的心态不再是进行战争，而是在谋求——几乎是不公开地谋求——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同时实行投降。戴高乐看到了这点，便马上报告雷诺，并提议由雷诺取代总司令魏刚。但雷诺觉得这个建议似乎尚未成熟，便要求戴高乐前往伦敦，谈判关于英国还能向法国提供援助和继续抗战的条件问题。因此，6月9日，戴高乐抵达伦敦，只带两名助手：他的副官德库塞尔中尉和雷诺的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罗朗·德马尔热里。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去伦敦，也是第一次会见丘吉尔。德马尔热里描写道，戴高乐“背着手，前后左右地散步，心情激奋，操一种一半法语、一半英语的、奇奇怪怪的语言”。戴高乐遵照雷诺赋予的使命，坚持要求英国空军重新参加法国的战役。对此，丘吉尔回答说，法国的战役远离英国海岸，在此情况下，英国的歼击机越靠近其基地，其有效性就越大。戴高乐听了便立即向丘吉尔告辞。据斯皮尔斯的证词，戴高乐当时对丘吉尔说：“是您言之有理。”不管怎样，从这天起，戴高乐明白了，从今往后，保卫英伦三岛对丘吉尔来说是绝对优先，归根结底是西方民主国家未来获胜的首要条件。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4）
6月9日这天的主要活动，是丘吉尔同戴高乐进行了第一次密谈。就后来的事件发展而言，当时他们俩彼此之间的看法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疑，丘吉尔只是发现了一位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爱说是“英国人”冷静的、年轻的法国将军，但他却还没有估量出这位将军的人格和意图。相反地，戴高乐从中得出了结论和某种被证实的信念：丘吉尔将是一位同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人。不过，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下述信念更加重要的了：虽然戴高乐不知道那种危机——人们将要看到，在短短几天里，危机已经悄然无声地动摇了英国政府——但他知道，继续抗战对法兰西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种抗战只有在英国也大力继续斗争的情况下，才具有战略意义。戴高乐不再怀疑英国将大力继续斗争，因为他看到，丘吉尔同英国人民保持一致。他从这天起，就赞赏英国人民保持的镇定自若和具有的宁静决心，肯定“英吉利海峡还宽阔无际”。从第一次会见起，在戴高乐的脑海里就永远浮现着丘吉尔的形象。后来，戴高乐描绘了这位对话者的画像。
“在我看来，丘吉尔先生是能胜任最艰巨的任务的，只要这项任务也是伟大的任务……就其性格而言，丘吉尔生下来就是要坚决地和无所顾忌地采取行动，进行冒险和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他稳坐在向导和领袖的位子上……在自始至终的这场悲剧中，我都觉得，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一位伟大历史的伟大艺术家。”
6月9日夜里，戴高乐刚刚返回巴黎，就马上被雷诺召见了。敌人已经打到了塞纳河，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政府不能继续留在巴黎。6月10日是一个“奄奄一息的日子”。他本人描述了当时的气氛，追忆了政府部长离开巴黎的情景。
“必须临时组织撤离，撤走大量的人和东西。我忙于此事，直至当晚。这时，人们到处都在装箱子，大楼里自上而下都是最后一批来访者的嘈杂声音，绝望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在这样的气氛中，投降的支持者与投降的反对者的对抗正在激烈地进行。当雷诺在总理办公室里，就他马上要在广播电台上宣读的讲话问题征求戴高乐意见时，魏刚闯入了办公室，尽管雷诺并未召见这位总司令。魏刚在陈述中，谈到了他所认为的要求停战的必要性。因为象魏刚所说，“必须明确规定每人的责任”，所以他向雷诺呈交了一份概述其论据和结论的报告。戴高乐看到雷诺不顾时间和直接责任的压力，开始同魏刚讨论起来，看到魏刚固执己见，老说法国的战役已经失败，必须投降，心里感到气不可遏。戴高乐认为，应当制止一次政府总理从来都不应接受的讨论，所以他介入了讨论，以便当着魏刚的面强调，现在还有“其他的前景”。戴高乐是这样叙述当时的交谈情况的。
“于是，魏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您有什么建议要提？
——我回答说，政府没有建议要提，但有命令要下。我相信，政府将要下达命令。”
6月10日晚11时许，雷诺和戴高乐乘同一辆车，离开了巴黎。军队参谋部、政府部长及其周围的亲信到卢亚尔河畔的城堡去寻欢作乐。勒布伦总统在康热，魏刚在勒米盖，雷诺在希赛，外交部的各部门在维朗德里和拉沙泰涅莱，内政部长芒代尔在图尔的省政府。人们无法想象到比这更加糟糕的混乱、散乱和软弱无力了。认为无论如何，卢亚尔河的城堡都远离前线，处于一个交通方便的地区，这种想法肯定来自人们战前的信念。然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却是一种由此而来的、难于置信的无政府状态，证明当时在外交部负责贸易协议的埃尔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