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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所作的那样，只是了结、谈判和届时消灭巴黎公社。据贝当老元帅的判断，战争的世界性，海外领土的机遇，希特勒胜利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的后果等是不应该考虑进去的。贝当习惯考虑的不是这些事情。
“尽管这样，我相信，假如在别的年代，贝当元帅是不会同意在放弃国家中红袍加身的。无论如何，我都确信，只要贝当作为他本人有多久，一旦认识到自己弄错，他就会重走抗战道路有多久；胜利还是有可能获得的；法兰西还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胜利。然而，唉！岁月已经消磨了贝当身躯下的坚强性格。年岁抛弃了贝当，使他卷入了那些善于用其庄严与厌倦来进行掩护自己的人的密谋活动。衰老犹如海上遇难。为了不宽容我们的一切，贝当元帅的衰老即将是法兰西遭遇的海难。”
这段文字具有文学之美，但这种美不应当掩盖其深刻的坚硬态度。戴高乐想要用高尚的文字来谈论贝当。但是，在这些令人赞叹的字句平衡后面，有着严厉的判断。戴高乐说“贝当接受灾难，就象他接受颂扬”，这是认为，贝当靠国家及其军队的投降来上台是可耻的。用此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基本情况来指出，“贝当习惯考虑的不是这些事情”，这是揭露贝当在智力方面存在的大缺点。抨击贝当的衰老等于“法兰西的海难”，这是说话谨慎，但语言中加进某种轻蔑的色彩。人们可以认为，在1940年6月，在由各种各样的国籍混杂在一起的所有当代人中间，戴高乐是一个无论在当前，还是在未来，都是对贝当毫无期待的人。他在这方面胜过任何其他人，也许几乎只有他一人是这样。
在6月22日发表讲话到6月26日发表可怕的、致签署停战协议的贝当元帅的广播讲话，戴高乐经历了漫长斗争道路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引导他去实现6月18日就制定的目标：要使法兰西作为独立的和当然的盟国重新参战，而不是建立一支与所有的大英帝国军队会合的辅助力量。戴高乐的出发点在于，6月23日英国战时内阁发表声明，消除了一切犹豫态度，结束了一切拖延的做法——伦敦曾迟迟不下决断，对波尔多突然奋起抱有幻想。战时内阁声明说：“刚刚签署的（法国）停战协议，违背盟国政府间业已郑重签订的协定，使波尔多政府处于一种完全屈从敌人的境地，使它失去了代表法国自由公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因此，英国女王陛下政府不再把波尔多政府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据此，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建议，支持戴高乐所考虑的、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设想。⒂丘吉尔对戴高乐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赞扬。哈利法克斯援引了那些准备在北非继续斗争和可能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士的名字。因此，当人们知道新组织能够怎样成立时，战时内阁就原则上同意承认这个取名为“解放委员会”的新的组织机构。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个法国的政权建立起来，并立即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在戴高乐看来，问题是要招募那些呆在伦敦、等待人们会在别处去找的、最著名的和最有威信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法国人。但是，戴高乐知道，必须迅速行动。已经有传闻说，在最有名的法国人士中间，有些人准备离走，有的去法国，有的则去美国。英国的历史档案能够援引涉及此事的法国人士的名字。⒃他们是以对英国的同情和熟悉而著名的作家安德烈·莫洛瓦；迄今担任法国驻英国大使的科尔班；《时代》杂志社长、投票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两名非共产党众议员之一、右翼议员亨利·德科里里斯；接近社会党的众议员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伦敦法国研究所所长德尼·索拉；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成员亨利·奥克等。人们也指出，某些乘坐《马西利亚号》船去北非、想要到那里去继续抗战的法国人士：前海军部长塞萨尔·康潘西，前外交部长伊冯·戴尔博，前内政部长和克雷蒙梭的助手乔治·芒代尔等。英国历史档案也显示，戴高乐并不指望前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雷热——雷热刚刚离开法国，来到伦敦——的支持，但他认为雷诺即将去美国。将来人们可以把雷诺领到英国来，让雷诺担任法国流亡政府首脑。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八章 “自由法兰西”（5）
这些思考有可能使人失去时间。戴高乐远未肯定，上面提及的许多人士已经下了坚定的决心。于是，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想到发表一份宣布英国政府意欲承认法国“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与此同时，戴高乐将努力建立这个机构。他甚至建议，为了赋予解放委员会所希望的知名度，可以由戴尔博、康潘西或其他前部长来担任委员会主席。不管戴高乐在此问题上内心想法如何，有什么真实想法——他将从来不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起草了一份声明，并在6月23日星期日，在BBC广播电台上宣读。戴高乐宣布，“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成立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⒄该委员会“将报告其行动，要么是向合法成立的政府报告（一旦成立这样的政府），要么是向人民的代表报告（一旦时局允许他们在与其自由、尊严和安全相容的条件下聚集起来）”。在此期间，该委员会“将从司法方面管辖现在英国领土上居住的一切法国公民，领导一切现在英国或将在英国的军事和行政当局”。为了配合这个声明，还发表了两份英国政府公报。一份声称不再承认波尔多政府是独立政府。另一份则“将成立临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计划”记录在案（“该委员会将充分代表那些独立的、决心继续进行抗战、以便履行由法国签约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法国人”），并宣布“英国政府将承认这种法兰西委员会；只要法兰西委员会继续代表（一切）决心与共同敌人战斗的法国人，英国政府就将同它就一切与继续抗战有关的问题进行商谈”。
现在似乎就要朝创建一个代表法兰西坚持抗战的法国政权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但事实上，这一步并未跨出。现已确认，殖民地、托管地、委托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领导人没有使他们起初表示过的继续斗争的意愿变为任何行动。寻找那些本来可以组成丘吉尔和戴高乐计划中创立的解放委员会的知名人士一事也使人失望，没有结果。让·莫内没有改变他的意见，相信法国的政权只能在法国领土上建立，因此，他取道美国，从那里致函戴高乐说：“现在，复兴努力的出发地点不可能是伦敦。在法国人看来，以此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力象是一个由英国保护的、受英国利益启示的、因而注定要失败的运动，而这种失败会使今后的复兴努力变得更加困难。”⒅莫内致力于制止“自由法兰西”的诞生，向三位主管法国事务的英国最高人士揭露其弊害——即使不是危险的话。他们是前外交事务常任秘书斯皮尔斯、范西塔特及其继任者卡多根。据此，莫内完全不参加国内外的法国抵抗运动，直至1942年底为止。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其他的理由，许多人追随莫内的榜样。安德烈·莫洛瓦象小说家朱尔·罗曼和戏剧家亨利·贝尔斯坦那样，动身去了美国，在英国老朋友中间引起了失望和痛苦。后来，贝尔斯坦至少在美国公众身边，捍卫自由法兰西的事业。议员和《时代报》社长亨利·德科里里斯曾在该报上撰文支持过戴高乐的军事理论，并在最初的日子里向他提供过支持，现在也离走了，后来变成了反对他的最暴烈的政敌之一。还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一位是以佩尔迪纳克斯的笔名而著名的安德烈·热拉尔，另一位是在《作品》杂志工作，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行动进行过坚强有力的斗争的热纳维埃尔·塔布伊，他们都宁可离开伦敦。雷诺起先接受由贝当提议的驻美国大使一职，后来又在勒布伦的坚决要求下拒绝此职，最后在发生一次悲惨的车祸之后决计赴美。但在车祸中，德保尔特夫人在雷诺的身旁死亡，他本人受伤。9月初，雷诺遭到逮捕。芒代尔在其他议员的陪同下，乘《马西利亚号》抵达卡萨布兰卡，此后他被诺盖禁止同丘吉尔的使者发生任何联系。后来，芒代尔被捕和押回法国。最后几届法国政府的驻英国大使夏尔。科尔班辞职，后来在拉丁美洲退休。另一位非常有名的小说家保罗·莫朗作为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团长返回法国，不久后出任维希政府大使。法国使馆的大多数外交官当时甘心跟随他们的领导罗朗·德马尔热里——他们后来将归顺“自由法兰西”。德马尔热里曾追随雷诺左右，象戴高乐那样反对过一切停战计划，但他不能考虑同表面上合法的维希政府断绝关系。这些外交官象大多数在英国的法国人一样，认为应当回到苦难中的祖国，同那些被抛弃的家庭团聚。前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莱热途经伦敦，会见了戴高乐，赞扬戴高乐拒绝投降，但他也引述了莫内反对在英国建立一个法国权力的论据，并且立即去美国，在美国对罗斯福总统的助手施加一种始终敌视“自由法兰西”的消极影响。
当丘吉尔和戴高乐考虑建立“解放委员会”时，没有任何启示过他们的打算，或者几乎没有过任何这种打算。从表面上看，在6月18日号召书发表后不到十天，一切努力都有可能化为乌有。是丘吉尔的个人承诺作出了不同的决定。丘吉尔把戴高乐称为“法兰西统帅”，对此人的坚强决心和特有的“英国式”冷静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不想后退。6月26日，戴高乐向丘吉尔递交了一封备忘录，建议“不等组成一个所谓的全国委员会”，就立即着手建立一支由“法国委员会”指挥、象征法兰西继续参战的法国军事力量。27日，戴高乐再次会见丘吉尔，明确要求丘吉尔向自己“授权”，以便他开始抵抗斗争事业。但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