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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于古希腊也正“是一个解人”。“解人难得”，因此我们虽不齿于他的投敌，却也不应忘了感念他从那片初生天地、文明源头传递过来的养分。（哪怕喜欢古希腊并不怀有周氏那番良苦乃至宏伟的用心，如在下，爱古希腊是意在“出世”，不像周氏所取为“入世”也。）那么，虽然在道理上译本可能旧不如新（如某些专家的意见。然而进化论能否应用于翻译，当年涉足翻译的那批学者文士的学问见识能否为时下贤哲轻易超越，尚大可存疑），但以人情而言，说周作人的旧译本至少还有这么一点意义：使我们面对之能产生他回忆郑振铎时的那份怀念的情感，不是一句太夸张的话吧？因此，前面谈到《希腊神话》的完整出版是其延至今日才面世的最大安慰，其实这样说对已死的译者毫无意义，真正得益的还是我们读者，故我们在挑剔止庵及有关出版社的同时，也应表示一份感谢。同时我还盼望着周译的其他古希腊著作重印，特别是他晚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视为平生心愿的《卢奇安对话集》，和印证了周、郑友谊的《希腊女诗人萨波》。（又：我后来购上海书店将郑振铎译述、编著的两部旧著合为一册重刊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买的时候，也是重在从中可追想他与周作人交谊的情味。——就像神话，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起点、背景和早年记忆。）
诚然，喜爱旧译本到底难免迷恋尸骸之嘲；研究、翻译古希腊代有人出，我们也不能说寂寞，但周作人这样的古希腊解人不在了，“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想起来总是惘惘。
2000年1…2月
按：一、本文草稿曾蒙谷林先生指正纠误。
二、本文节选《关于知堂译〈财神·希腊拟曲〉》在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后，朱金顺先生撰《也说知堂译〈希腊拟曲〉》刊于该报，就有关问题有所补充。
三、拙文中指出的，止庵“苦雨斋译丛”首辑总序关于人文社《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出版时间之误，他在2000年1月出版的《六丑笔记》一书所收该“总序”里，已经改正。（我在同年6月才买到该书，其时本文节选已见报了。）关于《希腊神话》周作人究竟译过两次还是三次，止庵在收入《苦雨斋识小》的《希腊神话二三事》一文中，已修正为只译过两次。
——拙文既曾节选见报，更复全篇于网上流布（包括在上述诸位方家补充、修改后，仍有网友转贴），为示负责，故正文仍存原来面目，而作此说明。
四、2004年3月为《南方都市报》写“书架之南”专栏，谈古希腊的人文，曾以本文为主，从中缀拾周作人古希腊之旅的一些人事，整理成《记得曾在古希腊的握手》、《以神话作见证》、《古希腊旅途的另几个身影》三篇，分别述郑振铎、郑与周所译古希腊神话、胡适、罗念生、止庵。
五、“苦雨斋译丛”后来已出新版，新收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谨附两书聚书录于后，作为补充。
周作人等第12节 一场书信的瓜蔓（1）
2002年5月，因与谷林通信而起一番心绪，乃瓜蔓牵连地读了《知堂书信》、《俞平伯年谱》、《周作人年谱》，以及一批相关的资料文章。当时颇思将拉杂的读后随感写篇关于周作人书信与交谊的文章，在电脑打了底稿；惟闲暇既少又心多旁骛，终未完成，空自叹息。现在也没有能力重新布局谋篇，只在其基础上略加修订整理，并附录几本相关书籍的记录而已。
黄开发编的《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一版、1995年1月一印），收入了周作人自编、1933年7月出版的《周作人书信》全部内容，香港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曹通信集》的大部分内容，以及其他一些已发表的书信。全书按周氏在《周作人书信》的《序信》中“书”与“信”的划分意见，分为“书牍文”和“尺牍”两编。
甲编“书牍文”，我早几年断断续续读过，在《知堂读屑》中略有提到。乙编“尺牍”以前也曾读了些；这回因与谷林谈起一事，颇生感叹，想起此书，遂取来至“小满”夜读一过。
这“尺牍”所收，除致青木正儿6封分别写于二十、五十、六十年代外，其他的恰巧以其“前后半生”为界线：致胡适、江绍原、俞平伯、废名、沈启无、许寿裳、汪馥泉、施蛰存、赵家璧、陶亢德一批，写于1937年前；致曹聚仁、鲍耀明、徐訏一批，写于五十年代后。
“附逆”之前的“前半生”书信，以我体味的情调，又可分为“鲜活”和“文静”两类。（下举信件，为行文顺畅，只对有特定背景、内容应与写信时间对看者才注明时间。）
“鲜活”，首先是常月旦当时人物。如在致江绍原信中，不止一次贬斥已失和的鲁迅（按其中有谓鲁迅“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语有偏激，但意见我赞成，我也一向反感出版情书）；多次提出对蔡元培的微词乃至反对（按周作人对蔡元培公开与私下评说之迥异，曾为谷林特意拈出，见其评周、江往还书信集《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的文章《片言只语见性情》）。又如在致胡适信中激烈地反对优待废君溥仪等。他也不限于在背后对第三者说长道短，有时还当面指陈收信人，如直言批评胡适，说他还是专心做学问好，别把才力“耗费于别的不相干的事情上面”。当然，他提到时人并不都是否定，也尽有正面的好话和关心。如在致施蛰存信中称许李广田“作散文颇有致”，向主编《现代》的施推荐刊登；更如1937年8月29日致陶亢德，忽飞来一语：“梁宗岱在南开闻至今无消息，颇可虑”，战乱中怀人，是温暖的一笔。
其次是常谈及时事，反映出学界的、进而是社会的风向。如1928年11月30日致江绍原信，记激进学生事并呵斥之。
还有直接抒写自己世界观的。如1929年2月7日、1929年4月19日致江绍原两封，述“世故渐深”，对社会失望的消极，“旁观”、“隐逸态度”；1930年2月21 日致汪馥泉谈“近来颇觉得韬晦之佳”。
又有结合时事、思想而叙述个人生活。最可注意、也最令人感慨的，是致陶亢德的5封。它们写于1937年8至10月，是正式“落水”前的申说，述以家累无可离北平，还寄言“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陶将它们在杂志刊出，“以告关心（留在已陷落的北平的）苦雨翁者”。
涉及文事方面，则如致江绍原信，经常有购、读、评民俗等杂学之书的记载，致其他人的也多谈写作、出版等事体。尤为我感兴趣的，一是曾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只因“插图甚多”，而买了本内容与文字都看不懂的德文医学史——医学自属周作人的“杂学”之一，但亦见出他对插图的喜爱；二是致赵家璧一封信中，谈对于散文选编，不取郑振铎的以性质区分而取郁达夫的以人分意见，也是我所赞成的。
这些信哪怕内容沉重，但皆属直陈写来，常有一股活动的生气。对重大问题如此，如上举致胡适两封。于一些细节上亦见出属于年轻意气的幽默风趣，如致江绍原信：“承示夫人又有弄璋（or瓦？）之喜……云‘怎生是好’何也？”这是亲密友朋间的私下谐谑；致江绍原的另一封，调侃说“因‘三个＇没＇有闲’以致搁置了几天未写回信”（按成仿吾曾连用三个“闲暇”评说鲁迅。后来，鲁迅也专门自命集名曰《三闲集》）。
——以上种种通信中呈现的，可称是一个“鲜活”的周作人。但在致俞平伯、废名、沈启无这三位弟子的信中，却是另一副“文静”的面貌了。
也有涉及思想的变化，如1932年11月13日、1933年2月25日致俞平伯的两封，但用的却是“侧笔”。甚至有因时势而起的悲凉，如1933年1月31日致废名一封，但亦点到即止。
也谈个人的生活，但只是闲闲叙述日常起居，顺笔描写触目景物，自具韵致。如致俞平伯的几封：“虽然已是春天，而花叶尚未茂发，不免有寂寥之感”；“秋意渐深，早上已颇凉，而学校亦就要上课了，奈何。谚云：‘蟋蟀鸣，懒妇惊’，此一惊字不佞颇能体谅。”乃至整封信可作一小品看，深得古人神韵，活见文人情趣，如还是致俞平伯：“《新月》便以奉送，因我已另得一册了。贴来邮票恕已没收，但别换一枚贴在信面，请寄到时收下可也。春雨如酥，庭中丁香大有抽芽之意矣。”
也月旦人物、评点作品，但不再见前举致江、胡的那类放言臧否时人之语，谈的只是古人古书。如在致俞平伯信中比较张岱与王思任的优劣，兼谈对散文小品的看法。在致沈启无的信中称许《齐民要术》是“朴实而别有风致”的“好小品文”；赞《庄子》写法“可羡而不可仿效”，等等。
也出现对朋友的怀想、关心，但只限于几个亲密好友之间。如在致俞平伯信中谈门下四大弟子的另一位江绍原，“不知系何病……颇觉可念”，请俞去探视并把情况告知。而且这类信往往也写得很有文学情致，如致俞平伯云：“废公尚未北归，亦无消息，岂真在等待春草绿乎”。致废名谓：“山中春色如何？山门虽旧，枣树想健在也。”就算话语平白，写来竟也如诗，如致俞平伯谈长雨之苦，“想兄亦有同感，（不能去看电影了吧？）但或者《燕知草》已竟写了，则亦大有益处耳。”致沈启无说：“前日来庵匆匆即别，不及以莲花白酒奉饮，甚怅怅也……何时请携书来补喝该酒乎。”
也当然离不开文事，突出的是谈笺、制笺并赠友，读闲书，读得好文字书录之相赠，诗文、联语的往来，等等，古趣盎然。
——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