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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黄万里的诗写得很好”（图）
2001年，在清华大学黄河研究中心的模型试验厅。
当三门峡败象已露时，黄万里本有一次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但他却没有利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是继续质疑，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资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赋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学问，而在1957年三门峡七十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口气和思路怎么能改善黄万里个人的处境。
个人的悲剧，中国的悲哀
清华被斗——恐怖的红八月（图）
1967年3月，因“文革”被挤到窄小的后院，婴儿为黄万里的第一个孙女之乐。
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黄且圆回忆：“先来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让我父亲拿出存折来，而他的存折上却只有二十几元钱。我父亲虽然是个教授，但家里人很多，他根本存不住钱。我们家那时候好几个人都在上大学，打成右派后他又被减过一次薪：由教授二级降为教授四级，月工资从240多元降为200元。所以，他的钱根本不够花。红卫兵看了一眼存折，就给他扔了回去。这是第一次抄家。”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8月20日，黄万里五十五周岁时还去照了一张纪念像，对生活仍然充满了爱。
8月24日下午，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女士被清华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会后，不让她回家，让她在办公室坐着。
这天黄万里在家，恰好未婚女婿杨乐来了，告诉岳父，近来抄家打人风盛行，听说郊区已打死人，让他注意。杨乐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念研究生。话刚说完，就有一批清华的学生来到新林院教授宿舍区，从前门闯了进来。黄万里见来者不善，叫杨乐从后门快走。
天黑后，校医院的领导才让黄夫人回家。回家时，黄万里已经被红卫兵们打了。据黄夫人回忆：“我们单位校医院的人，是出于好意还是共谋打黄万里，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知道造反派学生去我家了。我回家时，进了二校门，到新林院大桥，见沿途坐着一排学生。当时挺热，他们穿的是单衫。”
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打得浑身是血。黄先生告诉她，是被带金属扣的皮带抽的。后背打得最厉害，人不能躺，只能俯卧。第二天大女儿回来，看到了父亲背上一条条被抽打的血痕。她出主意并提供地址，让母亲去周恩来接待办公室反映。二女儿黄无满回忆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在城里住，听说后回来了一趟，父亲就跟我说起挨打的情况。红卫兵把箱柜、书桌里的东西都翻出来，倒在地上，将照片、字画撕毁。当时我家有一把小小的工艺剑，是祖父送给我哥哥黄观鸿的。因为剑比较小，也比较锋利，没敢让他拿着玩，我爸就搁在抽屉里当裁纸刀。抄家的红卫兵搜出这把剑，说是凶器，把剑尖掰折了。然后，他们问我爸爸：有没有藏武器？有没有枪？有没有藏国民党旗？让他坦白。我爸说没有。他们就打他，说查出来怎么办？我爸说查出来你枪毙我。这些情况都是我回家时我爸告诉我的。那天，他把衣服掀起来，我看到他身上的伤痕一道一道。”
江西的苦难岁月——下放到疫区干重活
1969年，中苏关系骤然紧张，10月，毛泽东提议做临战准备，全国军队大调动，中央及相关部门大规模疏散，所有高等学校也下放到地方或迁往外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两所最著名学府北大和清华的师生被派去了江西鲤鱼洲和陕西汉中等地。清华大学师生所到的地方便是南昌一个因处于血吸虫疫区而被废弃了的劳改农场。
黄万里夫人回忆说：“校医院本来没让我去南昌，下放的人里没有我，后来把我也带上
了，是水利系让我去的。有人来动员我说，去那儿是一家一户开灶，我去了可照顾黄先生。我当然希望能照顾他，就答应一块儿走，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去了。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原来的劳改农场，是疫区，劳改农场撤了，才空出这个地方，但我们开始都不知道。”
到了鲤鱼洲后，据黄夫人回忆：“刚开始住在一个大仓库里，隔成两层，一个大通铺睡上百人，乱糟糟的，跟兵营一样，吃饭是集体吃食堂。在江西，他干最重的活。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每天早晨要和另外两个人挑水，供全连用，什么运砖哪，挖坑哪，还有种大田，这些最重的体力劳动，都要他干。”
工程师出身的黄万里对这种用体力劳动改造思想的做法始终不以为然。当时有一个工程，需用大量的土和砖头，黄万里根据地形，运用机械和力学原理，利用工地上现有的材料，动手做了一个滑轮，用来运砖。在运土时，他觉得用肩挑不如用自行车推省力，便推来自己的自行车，把筐子绑在车上运土。大家纷纷仿效，结果省了力气，又提高了效率。工宣队发现后立即制止，还追查是谁带头干的，黄万里当然是罪魁祸首。为此，工宣队专门开会，对他进行了批判，说他抵制劳动改造。
1970年，黄万里五十九岁，在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6月的一天，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昏倒了。这是他第一次中暑。倒地后，他头脑昏昏沉沉，浑身燥热难忍。这时他顾不上血吸虫，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许久之后，感到好受了一点，他就在田间小道上往回爬，由于不辨方向，爬到了清华另一个连的驻地。他爬进一个谷仓，躺在水泥地上，感受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清凉。后来四连的人发现了他，立即叫来医生给他处置，随后把他送回了六连。事后，他多次跟我们家里人说，那一次在江西差一点就死了。
水利界一个马寅初、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图）
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身患绝症的耄耋老人黄万里重返讲台，特地穿了白西装以示郑重。这是他的教学生涯中最后一次讲学。
原水电部老领导、毛泽东秘书李锐回忆说：我和黄万里是在三峡论证过程中认识的，大概是80年代后期吧。他先提出，建三峡道理何在？一开始有关方提出，是为了解决三峡下游荆江即长江北岸，所谓300万亩地（大概有300万人口），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或千年一遇的洪水的威胁（这是一种概率）。为了防洪，不能以邻为壑。为了解决三峡下游荆江即长江北岸可能面临的洪水，就把上游四川十几个县、一百几十万人的美好家园全部毁掉，得失之间，简直无须谈的常识问题嘛。我从来都愿意谈常识问题，他跟我谈也是常识问题。黄万里
首先讲这个道理，讲何方得益？我们都认为这是常识问题，不能这么干。
黄万里还讲了他认为三峡不能修的其他原因。他说他抗战前留学归来，对四川的河流，长江的那几条支流，大部分都走过，用腿走过，河床里也走过。他讲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河流本身的泥沙来讲，泥沙在科学上的名字叫悬移质。一般漂的泥沙，像黄河那样，都是悬移质。另外一种是推移质，推移质是河床底下的，如四川的都江堰，都江堰建在岷江上，当年李冰父子修堰时发现推移质太严重，多少吨的大石头都冲下来，那就不是泥沙问题，所以后来他们修成的都江堰既解决了灌溉问题，又解决了推移质堵塞河床的问题。这项工程是了不起的，两千年不坏，可谓人类水利史上的杰作。从都江堰的河流到四川的长江支流旁流，都是河床比较陡，冲力比较大，移下来的石头比较多。黄万里谈这些问题，第一他是个专家，第二他亲自踏勘过。所以，他跟我谈到一个结论，将来一定要修三峡的话，遇到的不是悬移质泥沙淤塞的问题，而是推移质的问题。而推移质会形成什么呢？三峡修成以后，整个四川河道的水流生态发生变化，推移质冲不下来了，势必把整个四川支流的河床逐渐抬高。那时，人为造成四川洪水的形势将非常严重。为四川的整个生态考虑，不能搞三峡。如果上了，将来的四川不得了。整个河流起变化，河床起变化。整个防洪形势起变化。重庆也会遇到许多问题。
最后他讲，一定要修，后患无穷。这个观点我们两人是一致的。
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2001年9月4日向黄万里遗体告别，我去了。在告别仪式上，系里的老师给了我一本他们自费编印的《黄万里文集》。那天我正在参加水电学会开会。我旁边坐的都是中国水利界的大名人，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遗体在这一天要告别。我去告别完了，又回来开会，真是感慨无穷！
《黄万里文集》序言（图）
《黄万里文集》封面
黄万里教授是蜚声中外的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今年8月是他九十华诞。作为晚辈和学生，与他相处也已经数十年了，总觉得应当做点什么事，以表达我们对老先生生日的美好祝愿。黄万里教授一生涉猎群书，知识渊博，视野广阔，著述丰盛。他立论新颖，常常语出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