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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但无疑，董必武在纠正三门峡的失误上起了作用。
反对建三门峡工程光荣孤立
自驾车看遍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图）
黄万里1934年初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是伊利诺大学工程院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黄万里还实地考察了美国的重要水利工程。这张照片是留美同学合影，左一为黄万里。
黄万里发表的博士论文“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所称赞”，也使他在美国水利学术界长期享有声誉。事后他总结这段往事，回忆当时他是如何“热诚地渴望着寻求知识以解决江河洪流问题”。他说他的学习门路是“自己制定的”，其中一条重要门径是“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学起”。同时，他很注重实践，除在诺利斯大坝上以工务员身份实习四个月外，他还自己驾车行驶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的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后，黄万里特地到该河了解情况，河道管理机关招
待他坐船参观，直达出海河口。
黄万里是一个悟性极高而又脚踏实地的人，在广泛学习了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之后，又参观了众多水利工程和大河，眼界大开，懂得了以前所学的土木结构理论远不足以解决洪水问题，进而领悟到：水利工程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态，从而使河床发生演变，人们治水也就不能孤立地以沙论沙、以水论水、以工程论工程。
这一觉悟，影响了他一生的治河理论。
勘测川江徒步3000公里（图）
抗战期间，黄万里在大西南为水利、航运实地勘测，兴利除害。三台告捷，各方祝贺，黄万里（中间左三）很高兴。父亲告诫他不要自满，他谨记不忘，将刚出生的二女儿取名为“无满”
黄万里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不久即逢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大举进犯，南京沦陷在即，经济委员会已无用武之地。这时，四川省水利局发来聘书，邀请黄万里前去任职。黄万里便辞去经济委员会的职务，带上新婚的妻子，又约请一同在美国留学的同学李镇南，经长沙辗转入川。
报到约一个星期后，水利局派他带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
乘飞机先到昆明，回来时步行，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顺流而下，经昆明、昆阳、安宁、富民、禄劝、巧家、鲁甸、昭通、永善、绥江等云南十县和四川省雷波、屏山、宜宾等县，一路步行回到重庆，边走边勘测河道水情，历时三个月之久。
在那时的考察报告里，他就注意到长江上游险滩很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从金沙江回来后，黄万里被任命为滩道委员会测量队长，成天在山谷、河道进行实地勘测。六十多年后，妻子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印象最深的是“出差”，“不停地出差”。丈夫没完没了的野外作业，成了和他们新婚生活密切相连的一部分。什么都要实地看过的黄万里，沿着岷江从河口一直到源头，包括岷江的几条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几乎都走到了。不仅青衣江，长江上游部分河道和四川境内的代表性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考察过。他说他“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 早年的这些实地勘察，为他以后形成水文地貌学的观点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思考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回忆道：在美国学习时“还没有地貌学，回国工作十年后，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在自己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观点。这才开始对治理江河有了一些认识”。
卵石河床的秘密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上战场，不仅在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旁测量有危险，即使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着意想不到的杀机。黄万里和他的同事们在表面平静的川江上工上工作时，曾有三人为之丧命，其中还有一个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李凤灏硕士。这些悲剧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当时对川江河床缺乏认识。他们有的是汛期站在河道中的卵石坝上督工，虽无洪水直接冲击堤坝，而堤坝下面的卵石河床却在悄悄移动，以致堤坝塌陷，站在上面的人毫无防备就被卷入洪流里了。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退守西南一隅，考虑到甘肃和四川两省间应预筹交通，特组织技术力量勘测设计水路连接公路的工程。这条线路的最高处就在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之间的摩天岭一带，三国时魏将邓艾取蜀就是走的这条险道。1938年，四川省水利局着手整治涪江航道，先进行平武至绵阳间的上游段勘测设计。11月，全部工作人员六十人到达绵阳，开始工作。黄万里任总队长，下设勘察组和两个大队。
测量工作才进行半个月，黄万里和同事张先仕等刚走过江油旧城几十公里，就接到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游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当时五六个人在船上，船底触石破裂进水，而天气晴好，江水清浅，只没到膝部，大家便下水扶舷靠向岸边，只有测量员卢伯辉和一名工人自恃水性好，离船跳下水去。因为坡陡、水急，河床卵石不停地移动，人无法站住。等到两人倒下想游水靠岸时，不料急流冲得他们不由自主地随波而下，最后在下游一公里多处找到两人尸体。等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虽然流得急，怎么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只一层，是多层移动的。两位同事就是因为无法站稳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头被石头撞破而淹死。这一惨痛教训给黄万里留下的记忆是如此之深，以至五十多年后的1993年，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得历历如在眼前，除了对同事的深切怀念久挥不去，还由于这次沉重的教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川江河床有大量可移动的多层卵石这样一个万万不可忽略的基本情况，这成为他日后观察和思考川江水利和三峡工程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反对在三门峡建坝提出《意见》（图）
1956年，黄万里在清华任教，提出《对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
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和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与他同姓的那条不到万里也有好几千里的黄河息息相关。当年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1947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他已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万里也参加了。此后为黄河治理、为三门峡大坝，黄万里倾注了大量心血。解放后，饱受黄灾之苦的中国人希望根治黄河水患，而人民政府也真心实意想治好黄河。可是，黄河该怎么治，黄河的症结在哪里，长时期存在着分歧和偏颇。20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
方针的指导下，片面听信苏联专家意见所作出的规划和决策就造成了不少后遗症，而黄万里也恰恰是因为反对这些错误意见和决断而获罪的。
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当时许多专家对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意见》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他说：“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 《意见》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综合规划及三门峡筑坝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现实，黄万里特别提出了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在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光荣孤立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是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利部在京召开的，主要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
在讨论会上，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介绍修建三门峡工程的建议。他说， 1954年，政府组织了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黄河查勘团，从山东到甘肃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和有关各省交换了意见。各省除对防洪提出迫切的要求外，对灌溉发电也提出很高的要求。经过查勘和研究比
较，认为三门峡库比邙山库要好。邙山水库虽然投资较少，但只能解决防洪问题，同时坝基是细沙，修建高坝有很多困难。三门峡水库投资虽然大些，但可尽量综合利用黄河水利资源，对于泥沙的处理主要是施行水土保持，以减少泥沙来量，进库泥沙则基本上拦蓄起来，以避免下游河道继续淤高，并照顾到灌溉渠道不致淤塞。正常高水位决定为360米，初期运用定为350米。正常高水位由350米抬到360米，对陕西省影响最大。关于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