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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塞。正常高水位决定为360米，初期运用定为350米。正常高水位由350米抬到360米，对陕西省影响最大。关于360米正常高水位，初期运用为350米的问题，陕西虽曾表示同意，但不是没有问题，所以以后陆续也还有人提出许多意见。
他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归纳为以下三个中心问题，供讨论会参考：1．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是从综合利用方面来考虑，还是以防洪为主或单纯考虑防洪；2．如果采取综合利用的方案，是否适当地降低发电量；3．基本上同意原设计方案，降低初期运用水位，适当地改变结构设计（如留底孔排沙等）。
在讨论会上，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高坝派代表为三门峡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和工程师沈崇刚等。他们再次把下游河道的形势说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水土保持（主要指在支流建坝拦沙）见效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不减少库容就是主张建360米大坝，在这个高度的库容是647亿立方，但可以分段蓄水。
低坝派以温善章为代表，主张拦洪排沙。这派人明显处于少数。他们希望保护耕地，减少库容，降低蓄水线（335米或330米、320米）。
黄万里与“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黄万里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反上派黄万里认为，“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关于水库的运用，他说，最经济的是在7月把库水放到死水位，7～9月全部有效库量专为防洪用。7、8月份可以靠自然雨量来灌溉，用水库预防这时的大旱是不值得的。最后他谈到了建坝将破坏河沙自然运行，由于水库上游边缘附近的淤积，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无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也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生效，清水仍在支流里冲刷河床而变为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水库上游边缘。同时在坝的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他说应该刷沙出库，而不要故意在库内做水土保持。坡面上的水土保持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而对已流入河槽的泥沙应该使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识到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是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他建议在坝底留出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认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当然沙要少一些），沙将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所以他认为，应该把泥沙一直排下去，除非真没办法排下去，也应该留下底孔，或用其他方法以后把沙排下去。
据黄万里说，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四十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承，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时间验证了黄万里的预言（图）
黄万里晚年继续关心国家大事，勇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独特的学术看法，而且坚韧不拔，从对千秋万代负责的高度看问题。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搞了五十年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西安已
面临威胁。
时间也验证了低坝派的观点。由于陕西省反应强烈，1958年4月，周恩来曾主持召开三门峡水库现场会。为了上保西安，将大坝定为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1960年蓄水，汛前水库高程为335米，近期最高拦洪水位不超过333米。调整后，三门峡水库的实际运用也没达到温善章主张的335米高程。
1964年6月，水电部在三门峡现场讨论了工程改建方案问题。会议上汇报了人造洪峰期
间渭河下游的淤积情况，三门峡水库淤积延伸的部位。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周总理于12月18日作了总结讲话。他讲：“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讨论三门峡枢纽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况总会好一些。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要有全局观点。”
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个确保，即确保下游，确保西安。
应该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虽经两次改建，潼关以上黄渭洛汇流区的淤积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1960年至1995年，三门峡库区冲淤累计总淤积量为55。65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5％，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6％，说明潼关以下虽有冲刷而潼关以上淤积一直在发展，各河的淤积还在向上游延伸……潼关以上淤积最为严重的是汇流区，汇流区的严重淤积使黄河洪水倒灌渭河的概率增加，使渭河口河水倒流，往往造成渭河口的淤堵，形成严重的灾害。黄河洪水对渭河的倒灌使渭河入黄口门不断地向西倒……
渭南水患，移民困难，这个决策错误造成的仍在流血的伤口，什么时候才能愈合呢？
三门峡的代价
王维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写道：“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
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直勒到奄奄一息的程度，来支持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三门峡大坝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从来没有做过披露。三门峡水电站原定装八台13。75万千瓦的发电机，装机总容量为110万千瓦，因蓄水位降低，又改成五台5万千瓦的机组，装机总容量为25万千瓦，只好把已装上的电机拆卸下来，运到别处。现在三门峡水电站已再经改装，装机总容量为40万千瓦，但一直未能达到设计的满负荷运转，从投资的角度讲，谈不上多大经济效益。打开施工堵死的导流底孔的代价就是每个1000万元（当时一斤白面的价格是0。18元）。更重要的是，大坝使上游泥沙淤积，洪灾有增无减。2003年陕西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其所造成的后果即相当于五十年一遇的洪灾，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如此之高的代价要是也能以“交学费”来轻巧自慰的话，那也该看看是不是从中真正学到了点什么吧？
胡耀邦的反思与张含英的自责
原湖南省教委负责人朱尚同曾在《百年潮》上撰文，回忆1998年冬他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话。胡耀邦说：
“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
“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
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认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
据《怀念耀邦》第三刊载，胡耀邦还说过：“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