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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怀念耀邦》第三刊载，胡耀邦还说过：“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的思想意识。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持不同意见，而被划成了右派。”胡耀邦这里说的自然科学专家就是黄万里。
据曾昭奋先生在2002年纪念黄万里先生的一篇文章《江河万里》中说，原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曾对三门峡的错误有过自责。除了张老之外，几十年来，人们听不到别的官员和专家就三门峡工程说过检讨的话”。
喷出热血地爱人
黄家三代大丫头
在家庭生活中，黄万里更是富于情趣的。1956年假期，他领到一笔稿费，就带全家到青岛海滨度假。据黄万里的二女儿黄无满回忆：
到清华后，我爸爸写自己的书，还翻译苏联的学术著作。他是学英文的，解放后又学俄文。那时，清华有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叫安德烈娃，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我爸爸晚上去向她学俄文，学完俄文后，就翻译那些俄国的东西。他又写书，又翻译，拿了很多稿费。
1956年，那时候还没反右，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这一年，他拿了稿费特别高兴，暑假带着我们全家上青岛。我们姐妹六个都去了，那个小弟弟，也就是很小就过继给叔叔黄大能的黄鲁淳，也把他从叔叔家接过来，一起去了。现在唯一的一张在青岛的全家福是我们花钱让当地的摄影师给照的。
如果说黄万里在对待钱的问题上可能受美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在伦理上，他受儒家影响很深，大家族的观念是他生活的另一面。他有钱时，就请亲戚在北京有名的饭店聚餐。1957年春，黄万里拿了一笔稿酬，正赶上长女黄且圆十八岁生日，黄万里就做东请黄家在京的亲戚在一块儿吃饭、照相。在家庭影集里，有一张黄万里题名《黄家三代大丫头》的照片，就是那次照的。由此可以依稀看到，当年黄万里家庭的生活是多么富有情趣啊！
据黄无满回忆：“黄家三代大丫头，是我爸组织照的。这三代大丫头是我爷爷黄炎培的大妹妹黄冰佩、大女儿黄路和黄家第三代中的长女黄且圆。后来，他还组织黄家三代二丫头也照了相。这三代二丫头是我爷爷的二妹妹、二姑姑跟我。我不知道那张照片去哪儿了。我爸特爱干这些事。如果没有反右，我们家的面貌就全不是这样。”
可惜的是现实生活里没有“如果”，短暂的欢愉和平静刚尝到点甜头，1957年的反右风暴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刮起来了。
胡家博被打成“黄万里在党内的代言人”
据黄万里当年的年轻同事、党员胡家博回忆：我与黄先生相处了几十年，感受到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面对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要坚持，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1955年毕业留校当助教，到1957年才工作两年，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教研室里，黄先生是主任，我是秘书。按当时一般的观念和学校的体制：教研室主任都是较老一点的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教授，科学秘书则是党员干部。实际上，所有的事大都是科学秘书说了算。今天开什么会，党支部研究好了，科学秘书到教研室主任家里通知一下，然后，再通过教研室主任的嘴说出来的。有人说这是“秘书专政”，实际上就是这样。尽管我们这些人是党组织培养出来，并且得到党组织的信任，但一旦我作的独立思考被认为超出轨道，就一样要受到批判。我就是因为对批判黄万里的做法不满意，在多种场合为黄万里辩护而被划为右派的。
我说：“他黄万里虽然话说得难听，但不能说他主观意识上就是反党。”结果我被说成是“黄万里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受黄万里腐蚀的党内年轻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
其实，我只不过是从心底里敬佩黄先生的为人和学问，他对我这个年轻助教和许多年轻人很关心，很随和，指导我们学习、研究、译书、写文章，有时还一起玩，请我们吃个饭，我们去他家他热情接待。但这些都成了他“拉拢腐蚀青年”的“罪证”，我也被扣上“为个人名利接受黄万里腐蚀”的帽子。
我和黄先生成了患难朋友。打成右派以后，我们在一块儿劳动、学习。先生鼓励我们这些年轻的右派学外语。他说：“你们年轻人不要放弃学习，不要放弃你们的学业，不要灰心丧气。人要有大志。这个形势总有一天会过去。”他对我说：“你总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岗位。”当时我不信，说“根本不可能”，看来还是黄先生有历史的眼光。他对事业的发展和“文革”以后的中国有眼光。
一身正气的“保黄派”李亚莉
年轻助教李亚莉，当时23岁，也是因为属于“保黄派”被打成右派的。1957年以后，李亚莉被调出清华，下放到河北省，右派改正后，调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据她回忆：
1954年我大学毕业，分到清华水利系基础教研室做助教。后来我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又是工会宣传委员。黄先生是工会副主席，正职是党员。那时水利系的工会工作搞得很好，黄先生也很活跃。我和他谈四川，谈乡情，又同做工会工作，关系很融洽，我把他当父辈
看待。
1957年鸣放时，以团支部为名的一张大字报《党内有特权》贴在工字厅一面墙。这是
清华毕业的那帮人提的意见，我根本没提。但是贴上后无人签名，我比较冲，心想提意见是好事，又不是搞阴谋，为什么怕签名？我就签了。
后来开鸣放会，内容是反党内特权。那时候书记姓L，四川人，是北大毕业的，还有一个，姓Z，是清华水利系毕业。
有一天我在七八公寓背后那个平台下面碰上L。他说：“亚莉，你是不是找一下黄先生。”我问他：“找黄先生干什么？”他说：“水利馆四楼党总支那个鸣放会改由工会组织，工会是群众团体，组织广大群众开会，让工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你是不是通知一下黄先生？”我说：“行啊。”当时我是团支部委员，他是党总支书记，我还想入党呢，他要我通知，我就去了。没有什么怀疑和更多的考虑。
这是我第一次去黄先生家。我向黄先生转达了L的意思。我说：“黄先生，明天的会，L说，由你来组织，以群众团体工会的名义进行。”第二天的鸣放会，黄先生就按党总支的意见以工会名义召开了。
可是后来，L在会上一反常态，把主持那次鸣放会说成是黄先生“向党进攻”。我当时就站起来很认真地说：“不对，根本不是黄先生向党进攻，是你告诉我，让我去找黄先生的。”当时我坐在最后面，站起来说完，就坐下了。可是L不说话。我触动了他的伤疤，为此事他恨死我了，他不把我打成右派行吗？
我被打成右派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新闻纪录片里上了右派的镜头。当时，上面已决定反右了，但是大家还不知道。清华园里的鸣放还在热烈地进行着，而新影厂的人来清华拍摄鸣放场面了。清华操场边一排树下，大喇叭开着，就是在“明斋”的门口。我们当时是出于好奇，感到很新鲜，想到这儿来听一听，看到黄先生在那儿，就站到他身边。这是一个偶然。如果是另一位不熟悉的先生，我就不会站过去了，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我就站在黄先生旁边，结果全给新闻制片厂的摄影师摄进去了。
新闻制片厂的人拍下了这一切。当年7月份，在清华大操场放“右派向党进攻”的纪录片，让大家都去看。第一个镜头就是黄万里先生，还有我——扎着两个辫子，穿着白衬衣、蓝裙子、白凉鞋，站在黄先生旁边。还有两个水利系58届的女学生，她们后来也因此被打成右派。作为反击右派的第一部新闻片，全国城乡播放。我妈妈在四川也看到了。
我二十三岁成为右派下放到河北省水利厅。我的经历类似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男主角的原型。比方说，在右派吃东西时有小孩拿石头砸右派，还有在水库抢险，我也去过。1958年开始下去修水库。单位上对我是要重用我的时候就重用，要批判我的时候就批判。比如说，要批判了，一写大字报就准有写我的。但是我这个人不认输，我把工作做得好好的，一回到机关就穿得漂漂亮亮，决不邋里邋遢，低着头，好像真是个右派似的。
我和黄先生交往还有一件事。1958年国庆节前，我路过北京，去清华询问关于给我降工资的事。那天我就住在黄先生家。第二天，他把我送进城，送到西单。西单有个湖南餐馆，他在湖南餐馆要了几个炒菜，请我吃了一顿饭。他鼓励我说：“没关系，自己做得对，不要气馁，你自己做得对就行了。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像父辈一样关怀我。但我想，他已经是右派了，孩子又那么多，而且老去他家，也不方便，我就回保定了。
1962年我结婚了，丈夫也是右派。他是朝阳大学学法律的，在民建工作，因章乃器先生之事成为右派。我的婚姻是吴敬琏的妈妈邓季惺和陈铭德伯伯介绍的。那一年我二十九岁，他三十六岁。国庆节我们要结婚了，可是，“十一”时右派是不能准假外出的。管人事的王光彩人很好，给我开了介绍信，偷偷放了我，我回北京结了婚。1965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是男孩。
1966年“文革”开始，“地富反坏右”被集中在一起批斗，但是工人们保护我。因为我在工地和他们一样，穿得破破烂烂，没有架子，把自己的知识都教给他们。挂大牌子游行的时候，别人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