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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商人黄楚九
一、还是开戏馆
公元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成了在时代更新中得意和失意的人都来聚居的所在。得意的人如已在新政府中谋取到一官半职，又怕人事变迁，好景不长，便在上海租界上先安个家，再插手一桩什么事业，眼前可多一份进益，日后也有一条退路。失意的人如曾在满清政府中放过一二任实缺，手上着实积攒了几文，现在成了海上寓公，却也怕坐吃山空，有机会的话，便拿出点钱来入一个股，或者还担任一个什么名义，这样就促成许多事业的兴起和发展。
还有邻近各城镇广有田产的殷实富户，又成为上海某家行业后台老板的，也不乏其人。
更多的是从东西南北各地到上海来了解最佳市面，寻求最佳销路的大小商贾。
面对这些不断涌来的淘金者，上海也要在吃喝玩乐方面适应他们的需要，菜馆、旅馆，还有妓院，新添了一家又一家。
这时的黄楚九，已经跻身于上海西药业的头面人物行列。他的“名牌”产品“艾罗补脑汁”，依然畅销不衰，中法药房的基础日益牢固。但两年前研制的“龙虎牌人丹”销路还是敌不过日本翘胡子牌的“仁丹”，估计一下子也不会有很大的起色，便决定等机会卸掉这个包袱。恰好中华书局的陆费伯鸿和沈知方有意问鼎于此，黄楚九便将开设在浙江路的龙虎公司和设在小花园制药部连同龙虎商标一起作价四万元，出盘给陆、沈二位。自己则腾出精力，到娱乐界来碰碰运气。
黄楚九本来想开菜馆，开旅馆，最后还是决定开戏馆。
在此以前，上海的戏馆，多是“茶园”的格局，特色是个“方”字，舞台是方的，台下的正厅是方的，楼上包厢则分隔成若干块小方；正厅和包厢内放着一张张方的八仙桌，桌子的后面和两旁放着靠背椅，桌子上面放着盖碗茶和高脚果盘，这是有身份的人的座位。一般看客的座位是正厅两边长廊的一排排长凳。逢到生意好，迟来的人连长凳也坐不着，只好站着看，但他们都是最为痴迷的京剧观众。
当时最有名是“天福茶园”，后改名“春仙茶园”，地点在广东路福建路满庭坊对面，由名武生李春来组班演出。盖叫天年轻时曾在这里搭班。
还有丹桂茶园，是工商巨子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开的。传说刘维忠有次到“天福”看戏，嫌座位不佳，“天福”的管事又出言不逊，刘维忠一气之下，决定自己开一爿，不过先要问问算命先生。
海派商人黄楚九二、头挑的名角
二、头挑的名角
早先的有钱人开店办厂，总要请算命先生卜一卜吉凶；厂址、店址选好了，则要把风水先生找来看一看地形，连店门、厂门朝哪一面开也是大有讲究的。其流风余韵，绵延至今，竟有趋于炽热之势。
刘维忠从算命先生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大吉大利，财水甚旺。便立即筹资择地，先在大新街元芳花园东首建造了满春茶园；时隔半年，又在湖北路广东路之间开了丹桂茶园，而把满春茶园让给别人，改名为咏霓茶园。
与丹桂花园仅隔一条街的天仙茶园也很有名，艺名麒麟童的周信芳还是童伶时第二次来上海，即在“天仙”挂正牌，演出了《薛礼叹月》、《枪挑小梁王》、《比干剜心》等剧。
黄楚九要开的戏馆却不是“茶园”，而是新式舞台。这就是地处九江路浙江路口的新新舞台。由他投资，请艺名“四盏灯”的京剧演员周咏棠负责经营。所以名叫新新舞台，是因为南市有一家新舞台，已小有名气。黄楚九一心要胜过新舞台，“新新”者，意思是比你还要新也。
南市新舞台的大老板是南市的商界领袖姚紫石先生。南市是当时上海的中国地界，这里的居民要看“大戏”（即京戏），得老远地跑到租界上去，出入甚为不便。有鉴于此，姚紫石便联合十六铺的许多商家，组成了一个银团，在小东门建造了这座新舞台，由京剧界的进步人士夏月恒、夏月华、夏月珊、夏月润兄弟承办，聘请潘月樵、毛韵珂、赵君玉、冯子和、欧阳予倩等登台演出，新剧家（后来叫文明戏）汪优游、京剧改革家汪笑侬等也来搭班。还得到了画家张聿光、谢之光、钱化佛等人协助，上演有立体布景的新戏，如赵君玉主演的《岳飞》，潘月樵主演的《明末遗恨》、《潘烈士投海》，汪笑侬主演的《党人魂》、《哭祖庙》，汪优游与赵君玉合演的《枪毙阎瑞生》等，可以说是海派京剧的滥觞。
只是这些京剧的意义虽好，宣传的声势也不小，但上座仍不理想。原因有很多，其中一条，南市时常闹戒严，吓得居民晚上连门也不大敢出，更不用说是出来看戏了。为此，姚紫石先生又组银团，在接近租界的九亩地又造了一座新舞台，构造更新，有转台，便于演有布景的新戏。夏氏兄弟领着老新舞台的原班人马移师于此，果然引起哄动。连住在租界上的人也可以跑出来看戏了。
黄楚九的新新舞台一心要把新舞台压下来。新舞台既然以新京剧为号召，新新舞台就让你看到正宗的京戏，请的是北京头挑的名角，最好又是已有“伶界大王”之称的谭鑫培。
海派商人黄楚九三、梅雨田迟到
三、梅雨田迟到
但是，谭鑫培不是那么容易请的。谭鑫培的走红，始于清朝末年，因为常常应邀到宫内演戏，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被尊为“内庭供奉”，好多爱听京戏的王公贵族都要巴结他。如今虽已进入民国时代，北洋政府的一些大小官员，对“谭叫天”依然倾倒备至。北京的剧场这天只要有“谭老板”的戏，必定座无虚席，甚至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谭鑫培在都中的日子过得蛮好，且已上了年纪，烟瘾又大，轻易不肯出远门，也有点怕出远门。
上海自然是个能赚大钱的地方，在此之前，谭鑫培已来过四次，有两次情况不是最好，谭鑫培想起来就不免发怵。
第一次是1879年，即清光绪五年，谭鑫培才三十三岁，艺名“文武老生小叫天”，演的多是武戏，靠把戏，做工戏。地点在金桂茶园。
第二次是1884年8月，在刘维忠开的丹桂茶园演出。但演未多久，就因一件小事与刘维忠闹翻，合同尚未满期，谭鑫培就整装北返。刘维忠这一点倒很“大路”，已付的包银并没有跟谭鑫培要回。
第三次是1901年，应马夫阿六在三马路大新街开的三庆茶园邀请南下。时当农历六月，炎热难当，只唱了一个月即辍演，但谭鑫培没有回北京，而是到杭州去进香了。回到上海，进了他女婿夏月润兄弟经办的丹桂茶园。海报贴了出去，引起马夫阿六的不满，具状控告谭鑫培违约。后经人居间调解，谭鑫培同意再到“三庆”补唱三天，风波总算平息。
谭鑫培在“丹桂”唱了一个月，要休息几天，到苏州去玩玩，夏氏兄弟不敢违背老爷子的意思，陪他同去。可是谭鑫培游罢苏州回上海，又被天仙茶园挖去。夏氏兄弟起先并不知道，及至见到“天仙”的门口挂出牌子：“小叫天回申汇演”，气得不得了，又不好把老爷子怎么样。便打电报给北京的名旦田际云（艺名响九霄），问他有什么办法？田际云的回电是寥寥八个大字：“挖掉其眼，剁去其手”。夏月恒大骇，这不是要闹出人命官司来了？再想想，这才明白，田际云是要夏月恒将老谭的得力帮手打发掉，一个是打鼓的李五，一个是拉胡琴的梅雨田。夏月恒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李五，却说动梅雨田回北京，包银由“丹桂”照付，一文不少。梅雨田正在想家，一口答应，走了。老谭少了梅雨田的胡琴，台上果然减色不少。
梅雨田就是梅兰芳的伯父，有“胡琴圣手”之称，当时观众对于梅雨田胡琴的欢迎，并不亚于谭调。传说有一次谭鑫培在北京演出全本《琼林宴》，梅雨田因故迟到了……
海派商人黄楚九四、老搭档脾气
四、老搭档脾气
后台的管事急得不得了，却又一时找不到梅雨田，而《琼林宴》的锣鼓已经响起，只能临时找一把“官中”胡琴先应付一下，老谭也没有办法。凑合着唱吧。第一场《问樵》快要结束时，梅雨田总算赶到，他照例由戏馆的正门入内，今天穿了一件簇新的灰色华丝葛长袍，外罩一件枣红色的团花缎子马褂，满面笑容。观众一见他的身影，立刻欢呼：“梅胖子来了。”梅雨田由正厅旁的过道走上舞台，在场面上坐定，当差的递上胡琴，梅雨田先整弦定调。到第二场《闹府》，老谭上，梅雨田一行弦，台下马上哄然叫好。
老谭深知老搭档的脾气，不以为意，并深信自己的魅力，一开口唱二黄原板“我本是一穷儒……”观众又沉醉在他那苍劲醇厚的声韵之中。
1909年，谭鑫培已六十三岁，经不起女儿（夏月润的妻子）几次进京恳求，同意到南市新舞台来唱二十天。这一次老谭最叫座的戏是《搜孤救孤》，由潘月樵配演公孙杵臼，老谭演程婴。潘月樵存心“别苗头”，在《公堂》一场，程婴鞭打公孙杵臼时，潘月樵先是来了一个“鲤鱼翻身”，接着又是一个“屁股尘子”，火爆至极。老谭当然不是弱者，唱得声情并茂，听者无不动容，出了戏馆，犹觉余音在耳，低徊不已。
黄楚九的新新舞台请谭鑫培，是他第五次到上海。
这一次黄楚九也是托人横说竖说，又许了一定优厚的条件，谭鑫培终于同意。上海方面得到消息，做好一切准备。就在1912年11月7日，也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