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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日夜银行”开张的那一天，门前果然车马喧哗，人头攒动，着实呈现出一番热闹景象。人群中还有黄楚九特意布置的“活广告”，专门来为“日夜银行”树立口碑的。他给小儿子黄充中和外孙臧寿祺每人一块钱，叫他们到银行来存进去，但过不多久，便来提取；一会儿再来存，一会儿又来取，进进出出，十分自由，银行里的办事员竟一点不怕麻烦，还对他们十分客气。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看在眼里，越发觉得“日夜银行”的信用，是无可怀疑的了。
黄楚九不免有点志得意满，看样子，将来自己列名于海上银行家的阶层，也是指日可待的。
黄楚九这一阵另外还有一桩得意的事情就是他的新居落成了。新居位于爱多亚路龙门路口，就是现在上海音乐厅的对面。一幢“中式为体，西式为用”的房子。在兴建延安东路高架以前，人们还可以看得见这幢房子，已为一所学校所征用，隔壁是公交公司出售月票的地方，现在已经拆掉了。
这幢房子且不要说与现在造的高楼、别墅相比，就是与后来上海住宅区的一些花园洋房比，也显得有点不中不西，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风格。但在二十年代的上海，却也是颇有名气的一幢“豪宅”。
大门造得很是宽阔厚实。从大门口张望进去，是一个很大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当中是客厅，开间都很大，门窗玻璃都是车边的。据说大厅可摆一二十桌酒席，当年主人是经常在家宴客的。
房子的落成，正好是黄楚九五十大寿的前夕。他把这幢房子命名为“知足庐”，以表明他从一个余姚乡下的小后生，到上海来原不过是碰碰运气的，不想竟成了一位大老板，人生至此，还有何求，应该知足了。“知足常乐”，黄楚九也老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
在“知足庐”的大厅上，还挂着一幅山水中堂，画中，在一条山路上，前面是个骑马的，当中是个骑驴的，后面是个推车的。
海派商人黄楚九三八、章太炎的字
三八、章太炎的字
画上还有一首诗：“他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余。”
这其实是个早已在民间流传的“寓言”。“推车汉”一说是“挑脚汉”，就是“挑夫”。
这幅中堂是黄楚九特地请人画的，还是人家画了有意送给黄楚九的，现在弄不清。但黄楚九能够把它挂出来，公之于众，也是意在自我标榜：我黄某人是颇知进退的，你们不要老是在背后议论我，说我的不是。
但黄楚九至死也没有知足的时候。他的后人也这样认为：先祖当年怎么肯安于“骑驴”呢，他是要“骑马”的，后来连骑马也觉得不过瘾，竟要驾车飞奔，终于翻车。
此刻新居落成之际，同时已有危机连连向黄楚九发出警告，一是在1921年上海发生了信交风浪，交易所接二连三地在倒闭，黄楚九的“夜市物券交易所”也难以支撑了。二是“日夜银行”的头寸短缺，黄楚九移东补西，煞是苦恼。
表面上可一点不能露出马脚来，而且还要借机向外炫耀他黄楚九的殷实富有。当时，上海人确实也有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如果买了房子，进一步再造了房子，肯定混得可以，发了大财。人家无形中就对你增加了信任感，跟你合作做生意是比较放心的。
黄楚九向外炫耀的是他的收藏，单是大门口两边各放着一棵的珊瑚树，每棵就有一米高。还有字画。而字画中黄楚九最引为骄傲的是章太炎写的那一幅。章太炎给人写字，上款向来不写“某某先生”或“某某仁兄”之类，只写“书赠某某”，做出规矩，从不破例。
但章太炎和黄楚九的大女婿臧伯庸医生是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好朋友。章太炎在日本办《民报》，臧伯庸当过发行员，朝夕相见，彼此之间，渐渐地可以不拘礼节了。据说章太炎不大喜欢洗澡，臧伯庸则和其他几个好朋友，准备好了浴盆和热水，硬逼着章太炎入浴。章太炎只好听任摆布。心中虽然不乐，但逢到子女生病，又不得不央求臧伯庸。臧伯庸悉心诊治，药到病除，章太炎又是很感激的。
黄楚九知道大女婿和章太炎有这样的交情，便要他去求一幅字，最好能有上款。臧伯庸面有难色，支支吾吾的，不想去碰那个钉子。黄楚九想了一想，对女婿说，这样吧，你见太炎先生，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就说有个“楚公”慕名求书，润金再丰厚一些，也许太炎先生能够答应。
臧伯庸没法再推托了，只好领命而去。见了章太炎，把丈人嘱咐的话说了。不想章太炎居然不加思索，写了字后，又信笔写下“书赠楚公”四字。
海派商人黄楚九三九、从小爱练字
三九、从小爱练字
臧伯庸不禁大喜过望，拿到“知足庐”向丈人交差，黄楚九更是开心得不得了，以后逢人就说：“太炎先生竟然称我为公，实在不敢当。”谁又知道是黄楚九本人耍弄的一个噱头呢。
后来章太炎也为臧伯庸写了一幅字，上款署“伯庸仁兄”。臧伯庸如获至宝，特地配了红木镜框，悬于诊所的墙壁上，直到六十年代才取下。“文革”中被抄家后，这幅字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黄楚九收藏的字画中，最多的还是折扇，其中有一百多把扇面的书画，都出于明清两代著名的书画家之手。每把扇子的扇骨质料、雕刻，无一相同，极为珍贵。这一百多把扇子的原主人是浙江湖州的一位老乡绅，因家道中落，经济拮据，便携了扇子到上海求售。先找到丁福保，要价是每把二百大洋。丁福保沉吟半晌，对他说：“你有没有门路找到黄楚九，他出的价钱可能还更多一些。”
老乡绅东打听，西问讯，果然见到了黄楚九，捧出扇子，听凭挑选。黄楚九只看了两把，一把有翁同写的字，一把有石涛的画，就立即拍板，“好，我全要了。”随即从“日夜银行”提了一笔款子给老乡绅，数目究竟是多少弄不清，反正每把绝对超过二百元了。老乡绅欣喜不已，以后逢人便夸黄楚九为人不但慷慨大方，而且是个有鉴赏力的行家。
有人不免怀疑，黄楚九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学问？应该说，他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也粗通文墨，尤其喜欢练字，这是他小时候就养成的习好。当年他父亲在余姚乡下为人看病处方，他总站在旁边看着，有时就帮着写写方子。他父亲告诉他：做医生的一笔字很要紧，要是写不好，开了方子到药店去配药，会被店伙瞧不起，在病人面前出你做医生的“洋相”。黄家后人直到现在还珍藏着一本“治服七十二症方”的小折子，就是黄楚九的亲笔，字谈不上写得怎么好，但是相当工整的。
在“知足庐”的书房内，放着一块有半张八仙桌那样大的青石板，用红木架子支撑着。黄楚九每天必用毛笔蘸了清水，在石板上写上好一回。黄楚九还开过一爿“黄隆泰茶庄”，招牌字就是他的亲笔。
且说黄楚九买了这一百多把扇子。以后每逢宴客一次，手中的扇子就要换一把。又因为每次宴请的客人中，总少不了有文人在座，黄楚九也就有了可以展现风雅的对象。这些文人差不多常在上海各家大小报纸上撰稿，有的更辟有专栏。在他们的笔下，黄楚九的一些“轶事”也是能引发议论的，这一百多把扇子的文章更有得做呢。
海派商人黄楚九四十、蟋蟀大玩家
四十、蟋蟀大玩家
黄楚九另外可以向人炫耀的，就是他的衣着。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名流，穿西装的较少，多数还是穿中装长袍以显示其身价地位。黄楚九穿的长袍，经裁缝特制，都没有小襟，而在前片内缝一特大的口袋，有人就讥笑为“黄楚九口袋”，也隐喻他的贪财。
长袍的用料当然是上好的呢绒绸缎。如做绸缎的，又是织花的，黄楚九每做一种（或单、或夹、或衬绒），都是三件。一件是早上穿的，袍子上的织花犹含苞欲放；中午穿的一件，花已盛开；下午再换一件，花又收敛了。三件的颜色相同，款式一样，只有整天都跟着黄楚九的人才能识别得出。
到了冬天，黄楚九穿的皮袍子也是脱套换套的。上海皮货行业中的人晓得黄楚九肯出价钱，所以手上有从北方收购到的好货，尤其是清宫遗物或是清朝遗老的家藏，都要先送来给黄楚九过目，看中了即留下。黄楚九便又多了一样向人夸耀的“资本”：他身上这件袍子，是前清哪位王爷穿过的。
于是，“知足庐”的大门，经常可以看见皮货商、绸缎商、古董商、珠宝商、裁缝师傅、裱画匠等穿梭出入，从他们口中，也可以听到“知足庐”主人的一些“秘闻”。
时已入秋，“知足庐”每天晚上又多了一帮人在聚会，就是斗蟋蟀。黄楚九从小在乡下就迷上了养蟋蟀，到上海后，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这种玩好。等到发了财，境况越好，就玩得越考究，成了有名的大玩家。在这方面，另有一批人供他差遣，从选购名种的蟋蟀到选购年代久远的陶制蟋蟀盆，都用不着黄楚九本人操心，只消最后看一眼，决定要与不要就行了。
上海一些养蟋蟀有年、自以为精于此道的人都喜欢携了自己的宠物，到黄府来入局上阵。以与黄先生本人讨教过此中奥妙为荣。蟋蟀贩子更是钻头觅缝地想做成黄先生的生意，因为黄先生出手大方，能卖得出好价钱。
但是，常去“知足庐”的人难免也会暗暗嘀咕：黄先生的身体好像不是最好，主要表现在会客的时间很短，有点不耐久坐的样子；神色之间，也有点委顿的感觉，好像一盆炉火，烧还在�